鍾書林

[關鍵詞] 汲冢書 陶淵明 《竹書紀年》 《讀〈山海經〉》

引言

陳寅恪在《陳垣敦煌劫餘錄序》中說：“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此材料，以研求新問題，則爲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治學之士，得預於此潮流者，謂之預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預者，謂之未入流。此古今學術史之通義，非彼閉門造車之徒，所能同喻者也。”①陳寅恪：“陳垣敦煌劫餘録序”，《陳寅恪集• 金明館叢稿二編》(北京：生活• 讀書• 新知三聯書店，2001)，第266頁。陳先生從“古今學術發展之通義”的高度，強調每一個時代的學術進步，“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但是，對古代文士來說，因缺乏現代意義上的考古新發現，能夠預流者寥寥，而東晉的陶淵明(字元亮，晚年更名潛，別號五柳先生)則是一個例外。由於他對西晉發現並整理出的“汲冢書”産生了濃厚興趣，不僅導致他的新政治觀和歷史觀的形成，也影響了其後的文學創作。

關於汲冢書的出土時間，大致有三說：一是房玄齡等《晉書• 武帝紀》記載，說是晉武帝咸寧五年（279）；二是衛恒《四體書勢》、王隱《晉書• 束皙傳》、房玄齡等《晉書• 律曆志》的記載，說是晉武帝太康元年（280）；三是房玄齡等《晉書• 束皙傳》又說，是太康二年（281）。今人朱希祖研究判定：“汲冢書之出土在咸寧五年（279）十月，藏於秘書監在太康元年（280）正月，命官校理在太康二年（281）春。”②朱希祖：《汲冢書考》(北京：中華書局，1960)，第37頁。經學者編次整理的“汲冢書”有十六部、七十五卷，影響最大的當數《紀年》十三篇和《穆天子傳》五篇。《紀年》又稱《汲冢竹書》《汲冢紀年》，一般稱爲《竹書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