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 羡 吴 敏

后现代女性主义自20世纪60年代出现以来，已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随着主流女性主义在很多方面受到批判，有色人种、同性恋等非主流女性开始质疑普遍的“女性”范畴和普遍化的“女性经验”。后现代主义强调主体与差异问题，重视女性因国家、阶级、种族、性别等不同而产生的差别，主张根据偶然性或当下的权力关系与话语来分析、理解社会结构、生产、父权制、阶级等概念，〔1〕并试图通过解构传统男性中心主义，建立两性平等的新型文化。女性主义经历了与马克思主义“不幸的联姻”后，逐渐向后现代主义靠拢，它们在与西方启蒙运动和现代性的宏大叙事的斗争中，发现了自己的密切关系。塞拉·本哈比（Seyla Benhabib）认为，女性主义者反对西方关于超验主体的概念是非常恰当的，并支持人们拒绝单一的或本质主义的、关于历史变化的“宏大叙事”，但是她仍然认为这些论点是危险的，并破坏了批判理论的可能性。

一

最早支持后现代主义的女性主义理论家是简·弗拉克斯（Jane Flax），她在其著作《思维碎片：当代西方的精神分析、女性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中，把“后现代”的特征描述为“人之死”“历史之死”和“形而上学之死”。〔2〕对此，女性主义者提出了三个论题与之相对应，阐述了即便不是互相矛盾也至少是完全不同的理论策略。

对于“人之死”，弗拉克斯评论道：“后现代主义者希望摧毁一切关于人或自然的本质主义观念。事实上，人是一种社会、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