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小芳

(安徽财贸职业学院 公共教学部，安徽 合肥 230601)

一、问题的提出：“我不懂政治经济学”

盖斯凯尔夫人(Mrs.Gaskell，1810-1865)是维多利亚时代著名的女性小说家，与奥斯丁、勃朗特姐妹等齐名，与狄更斯、萨克雷等人一道被马克思誉为“现代英国的一批杰出的小说家”[1]。《玛丽·巴顿》(1848)是盖斯凯尔夫人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在文学作品中第一次以劳资冲突为主题，揭露了资产阶级工厂主的唯利是图和麻木不仁，表现了对下层贫苦人民的深切同情。小说刚一发表就让盖斯凯尔夫人一举成名，读者与文学批评界好评如潮。譬如，同时代的著名的社会评论家、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1795-1881)对《玛丽·巴顿》的评价颇高，认为“对每个读过此书的人都会大有好处”[2]。然而，也有异议者，威廉·明托(William Minto)1877年在《双周评论》撰文公开挑战盖斯凯尔夫人的“声望”：“没有人会想将盖斯凯尔夫人与狄更斯和萨克雷放在一个等级，盖斯凯尔夫人的作品应该在那些没有雄心的、有自知之明并且只对自己负责的人那里有更高的地位。”[3]威廉·明托指责盖斯凯尔夫人作品没有大格局，“没有雄心”，其根据竟然是盖斯凯尔夫人在《玛丽·巴顿》“前言”中那句“不懂政治经济学”的说辞。更令人遗憾的是，这样的“杂音”竟相伴盖斯凯尔夫人身后一百五十年的评论中，而当代著名的英国文学批评家戴维·塞西尔(David Cecil)和利维斯(Leavis)更是试图将盖斯凯尔夫人打入“冷宫”！在塞西尔看来，盖斯凯尔夫人是“典型的维多利亚时代女性”，工业题材并不适合她的写作，因为其中所涉及的政治和经济方面的知识超出了她的能力范围，不符合她的女性气质。利维斯在《伟大的传统》(The Great Tradition，1948)一书中将盖斯凯尔夫人与特洛罗普(Trollope)、夏洛蒂·永格(Charlotte Yonge)等人一起贬斥为维多利亚时代的次等小说家。

这些纷纷扰扰、是是非非，很大程度上皆因一句“我不懂政治经济学”而为。这句话出自《玛丽·巴顿》“前言”中，有必要较完整转引一下：“我对政治经济学和贸易理论一窍不通。我竭力使我的写作忠于事实，如果我的叙述附和了或是触犯了某种制度，那么无论赞成或反对，都并非出于本意。”[4]4对此，评论界有种种解释，归纳起来无外乎三大类：第一类认为，如盖斯凯尔夫人亲口所承认，她确实不懂政治经济学，威廉·明托、塞西尔就是这一看法的主要代表。第二类是中间派，即一方面承认盖斯凯尔夫人的说辞有自谦的成分，另一方面又认为具有一定客观成分，她应该不太懂政治经济学。卡扎米安(Louis Cazamian)的看法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虽然她在撰写《玛丽·巴顿》以前读过亚当·斯密的理论,但是她并不适合建构有别于斯密理论的任何政治经济学理论,就像狄更斯不适合建构有别于李嘉图学说的任何理论一样。”[5]第三类认为这显然是“自谦”，尤其是将这段话完整地看，它既是尽量避免笔墨官司的程式化托词和策略，又是对当时“主流”的政治经济学的抗拒与反讽。

据考证,盖斯凯尔夫人实际上广泛阅读过政治经济学方面的书籍，对政治经济学有深入的研究。正如克里斯托弗·林德纳(Louis Cazamian)所说的,从她的书信中可以看出她“在政治经济学领域里涉猎甚广”“光是她的小说也表明她不仅对贸易理论有深刻而透彻的理解,而且还牢牢地把握了这些理论在社会实践中的运作方式”[6]。力证盖斯凯尔夫人对当时“主流”的政治经济学之抗拒的证据是她父亲的系列论文及其对她的影响。1824至1825年间，其父亲史蒂文森曾在布莱克伍德的爱丁堡杂志(Blackwood’s Edinburgh Magazine)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批判以马尔萨斯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他认为这些声称“市场机制是经济发展的最佳指导”的政治经济学家是“科学的迷宫里瞎了眼的向导”[7]。盖斯凯尔夫人深受父亲影响，对冰冷无情的政治经济学也避而远之。

常言道真理越辩越明。盖斯凯尔夫人是否懂政治经济学，以及对政治经济学有多深程度的研究，文学批评界也越来越形成正面的评价。但毋庸讳言，阐释与挖掘的深度还远不够，更多的是强调其对于19世纪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面，而对其政治经济学的建构方面则语焉不详。出现这种研究状况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过于偏重《玛丽·巴顿》的阶级矛盾的政治主题，而对贯穿小说始终中的约翰巴顿的问题——富人与穷人问题之经济学关注不够。鉴于此，本文拟以《玛丽·巴顿》为核心文本，以“富与穷”的经济学问题为主题，整体性地揭示盖斯凯尔夫人的政治经济学思想，以期进一步推动相关研究深入。

二、对“富人的政治经济学”的批判

正如雷蒙·威廉斯在《文化与社会：1780-1950》一书中所高度评价的：“《玛丽·巴顿》，特别是前几章，是对19世纪40年代工业苦难最感人至深的文学反映。这本书真正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部分，是它用自己的语言，深刻有力地记录了劳工阶层的日常生活感受”[8]97、“很少有人像盖斯凯尔夫人那样对工业社会穷苦阶层的痛苦如此深刻地感同身受”[8]100。客观地说，这种“感受”与批判的力量很大程度受益于盖斯凯尔夫人对“富人政治经济学”“逐利”“剥夺”“冷酷”的本性熟谙。

(一)“逐利”“剥夺”的政治经济学

逐利性是经济活动的基本属性，本无可厚非；但如果抛弃经济与社会责任，演变为以逐利为唯一目标，唯利是图，尤其是建立在无情的剥夺基础上，那无异于强抢与豪夺。

盖斯凯尔夫人在《玛丽·巴顿》中的写作手法很高超，很少直接描写工厂主们经营与利润情况，但资本家们的唯利是图的动机与本性被老卡逊在失子之痛后和盘托出，“把一切力量集中在一个目标上”[9]513，“追求着金钱、地位、名誉、处处要出人头地”[9]514。除了文尾这样的正面阐述外，小说中更多地通过“富与穷”的对比，尤其是通过对工人的“剥夺”来揭示的。

小说的开篇，约翰·巴顿就控诉道；“我们有气力上一天工，就给他们做一天奴隶；我们流了血汗，他们挣了家业，可是两方面完全隔绝，象两个不同的世界，当真的，好比《圣经》里的财主和乞丐一样，他们中间有着一条跨越不过的鸿沟沟；可是我也明知道哪一方面占得了便宜……”[9]11。这位可怜的织工始终想不明白，为什么他的老板们能够从原来的房子一次一次地搬到更好的房子里去居住，最后又总是盖造一所比以前所有的房子都来得华丽的住宅；或者从合伙组织里抽回资金，或者卖出工厂，在乡村中置上一大片庄园，可是做织工的人，眼看着这些资财是他和他的伙伴们挣来的，自己却要身受减削工时、克扣工资、裁员解雇等等的遭遇，老是为孩子们的面包在不断挣扎……两方面的对照实在太鲜明了。约翰·巴顿对此的困惑近于“偏执狂”的程度，“一天到晚不断地在他脑子里作祟”[9]223。这是一个怎样的问题呢，盖斯凯尔夫人总结道：“约翰·巴顿心里那个推不开的思想，也就是最后决定他在世上的命运的那个思想，便是关于富人和穷人的问题”[9]224。其实，对于这一个问题的实质，盖斯凯尔夫人借约翰·巴顿之口已经诠释得非常深邃与前瞻——资本的逐利性与无偿的压榨劳动力。“你会说(至少有很多人这样说)：他们有资本，我们没有资本。要知道，我们的劳力就是我们的资本，我们也应当收利息。他们的资本随时随刻可以取得利润，我们的资本却始终不起息，否则他们怎么能那样穷奢极欲呢？况且他们里面有许多全是白手起家的：卡逊、邓康、孟杰，还有不少旁的人，他们到曼彻斯特来的时候，除了一身衣服以外，什么都没有，他们现在却有了成千成万的家私，没有一样不是我们的劳力替他们挣来的……”[9]82毫不夸张地说，对“劳动力也是资本”的深刻洞见表明了盖斯凯尔夫人政治经济学思想的高度。马克思后来在《资本论》里正是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通过区分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揭示可变资本(劳动力)是剩余价值的源泉，找到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

(二)“奢靡”与“冷酷”的政治经济学

小说《玛丽·巴顿》运用文学的笔调，寥寥几句就勾勒了工厂主们及其子女醉生梦死的“奢靡”生活。“卡逊的住宅很漂亮，一切陈设都不惜工本……花费了无数的金钱，房间里的装饰都很精致美雅”[9]83。卡逊的儿子“衣服剪裁得宜，熨烫挺括，比他父亲更有绅士气派”[9]86；卡逊的小女儿爱美为一朵玫瑰花费半个多金镑毫不痛惜，并口口声声说，“没有了花和香水是活不成的”“没有了它不能生存”“没有了花，做人就没有意思”[9]87。她的两个姐姐经常出入各种舞会宴会，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这样的奢靡，在小说同一章节里(“贫穷与死亡”)戴文保家的凄凄惨惨的境况反衬得更加刺眼。戴文保一家住在恶臭的地下室，“一件家具也没有；不要说是人，就连猪狗在那里也待不了几天”[9]80，奄奄一息的戴文保“睡在一个又潮又霉的草垫上，哪怕是一条狗，对它也会摇头”[9]77-78，“家里连一块煤也没有，就连一块冷甘薯也没有”[9]74。

与资本家的奢靡生活相对更让人痛恨的是为富不仁。盖斯凯尔夫人把19世纪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冷酷”作为一个重要面相进行了批判。约翰·巴顿善恶易位，走上谋杀犯罪之路，尽管有生活困顿、儿子与妻子相继撒手人寰造成的悲痛与怨恨的心态，但资本家的冷酷，尤其伦敦递交请愿书被拒、与厂主工资议价谈判失败，是压垮与逼迫他的最后一根稻草。用小说中约伯·李的话说，最使他伤心和沉痛的，便是那许多穿着漂亮的衣服、吃着丰富的菜肴、口袋里装满了金钱的人不肯与他亲近，不管他的心里忧愁或是快乐，不管他死或是活，不管他升天堂或是堕地狱”，这样冷酷的态度“在穷人心里比没有吃食更加沉痛，使他们的饥饿更加难熬”[9]518。

在小说中，相较于宪章派伦敦请愿被“冷酷无情”地拒绝——“我们的话没有人理睬，我们只能对上帝去讲了！我们就是眼晴里哭出血来，现在也没有人肯听。”[9]127工人与厂主工资议价谈判的细节写得更详尽，资本家“冷酷”的经济学立场展现得更加淋漓尽致。扼要地说，主要有三点：一是冷酷的人性假设，即认为人总是会贪得无厌。从这样的人性观念出发，他们认为如果这次工资谈判让步了，“如果这一次屈服了，便永远要屈服了”[9]228，“就造成了危险的先例”[9]239；甚至认为这样的妥协让步，“就是教导工人来做主人：要是以后他们再有什么异想天开的玩意儿，他们便懂得用罢工的办法来达到目的了”[9]240。二是冷酷的利益算计。厂主们在同意与工人们进行谈判的同时，却到处张贴招聘广告，吸引边远地区以及其他城市的工人，他们盘算的是再低廉的工资也会有人从事，因而压根没有打算在谈判中做出实质性让步，即使稍微让步一些,“就象用冰糖葫芦哄小孩一样，用一些代价去买个安宁”[9]239。同时，作为社会上强势的一方，任何不利情况都比工人阶级更能承受，更会处变不惊。三是冷酷的博弈思维。这种冷酷的博弈思维，盖斯凯尔夫人用一神教的语言一语道破，就是零和博弈：“厂主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想到把工人们当作弟兄和朋友来看待，他们竟好象知理明义的人一般，公开地、清楚地、反复地陈述和研究着当前的形势；大家都认为最好的办法是自己牺牲，同时也希望工人们跟着一同牺牲。”[9]239

(三)漠视“感情”与“思想”的“计量”经济学

我们在前面第一部分爬梳盖斯凯尔夫人懂不懂政治经济学的问题时，明确指出，受父亲的影响，盖斯凯尔夫人抗拒当时的占统治地位的“计量”经济学。这种经济学把亚当·斯密的“自利心”、分工理论、“看不见的手”等丰富内涵庸俗化，倾向于用抽象的人性论、供需关系和市场模式、可以量化的数据和指标来谈经济问题。在《玛丽·巴顿》中，盖斯凯尔夫人通过卡逊与约伯·李的对话，学理层面梳理出的这些批判都无一例外地提到。

当卡逊以生产面包的厂主与生产衣服的厂主之间的交换受市场、供需、技术改进等因素制约为例，分析厂主之难时，约伯·李洋洋洒洒说了一大段，我们原汁原味地呈现出来：“你永远不能把事实当作固定的数量来计算，硬说两个事实相加，结果一定变成个什么样子。上帝给了人类感觉和热情，那些是不能算进问题里去的，因为它们一直在变动，永远不会固定。上帝也给了人类弱点；不拘定一种方式，可以有种种的方式。这一个是身体衰弱，另一个是精神衰弱，第三个是没有坚强的意志，第四个是不能辨别是非，诸如此类的情形……管它妈的事实不事实！”(着重号为引者所加)[9]521而这段话之前，约伯·李也申明自己不懂政治经济学，“我能断定说，你们受的苦不会象我们受的那样大；我虽然没有研究过政治经济学，这一点我是懂得的。我知道我没有学问，可是我有眼睛。”[9]52019世纪“主流”的政治经济学被斥为“眼瞎”，又一次与她父亲那篇论文研判完全一致。

需要强调的是，我们这里使用的“计量”经济学和经济学科的计量经济学的分支不是一个意思，盖斯凯尔夫人意在批判其庸俗化，尤其是漠视人的“感觉”与“热情”，而对真正有统计价值的问题却视而不见。小说中写了这样一个细节，巴顿对于缩短工作时间的提议，有这样一个数据佐证：“工场里绝大多数的意外事件都是在工作的最后两小时中发生的，那正是在工人们身体疲乏，精神涣散的时候。医生说这是完全真的……”[9]106

三、建构穷人的道德经济学

现在学术界一般认为E.P.汤普森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中第一次使用“道德经济学”术语分析粮食骚动[10]55-61，在《共有的习惯》中对这一概念的内涵做了系统的阐释与辩护[11]。詹姆斯·C.斯科特的《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进一步扩展了这一概念的应用范围与学术影响[12]。非常有意思的是，在《玛丽·巴顿》中，盖斯凯尔在批判现代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尤其是反思工人与厂主的关系、富与穷的问题过程中，提出的思路与理念与E.P.汤普森、斯科特等学者的道德经济学高度契合，因而我们也借用这一概念。其具体意蕴，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生存伦理

斯科特认为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之首要的、核心的原则是“安全第一”的生存伦理。在《玛丽·巴顿》中，玛丽·巴顿喊出了“需要就是权利”[9]149，谁的生产需要大谁的权利就大。“人一定要吃饭”[9]61，解决与保障人的基本生存需要，这是任何经济学原理所无法回避的首要问题。E.P.汤普森在考察18世纪英国的粮食暴乱时，认为“它得到更古老的道德经济学的支持而合法化，这种准则告诫人们：任何哄抬食品价格、靠人们日常必需品来牟取暴利的不公正手段都是不道德的。”[10]56同理，工人们希望伦敦的大佬们认识到，“没有一个人生到世界上来不要吃，如果他们连这一点儿也不能跟我们想办法，那么，我们简直不明白这班人还有些什么用处。”[9]110当这样的要求被拒绝时，宪章运动也就不可避免了。“要是一个人为了免得让儿女饿死，情愿牺牲一切去求得工作，但结果不管他怎样甘心吃苦耐劳，依旧寻觅不到，他心里的感触是可想而知的了”[9]520，于是“发生了怨恨，引动了肝火，变成了疯狂；在发疯当中犯下了大罪，闯下了大祸”[9]522也必然是在情理之中。因而，从道德经济学这个层面的涵义来审视的话，这本小说就是控诉“逐利”“剥夺”“奢靡”的富人政治经济学，伸张穷苦大众的生存安全与权利。

(二)责任伦理

穷苦大众的生存伦理同时也是厂主的责任伦理。在《玛丽·巴顿》中，对于这种责任伦理主要从两个层面进行了强调与阐发：一是主观上厂主们是否认同他们的责任感，尤其是否真正了解工人们的生存境况。在小说中，工人们每次在诉说他们的悲惨的生活时，对“财主们并不知道穷人遭受着这样的苦痛”[9]11之类的话总是嗤之以鼻，认为“他们要是真不知道,就该设法去知道”[9]11。二是客观上厂主们是否会尽力履行他们的责任伦理。用小说中的话说，“厂主们究竟有没有力量去解除工人们所熬受的孽障”[9]522。这两个方面也是约伯与卡逊最后对话的重要主题。约伯质问卡逊，“有没有在运用你全部的力量，去减轻一些你们发了大财所造成的孽障”[9]522。在约伯看来，“上帝让我们享受一种福祉，他同时也派给我们一份应尽的责任；快乐人的责任就是去帮助苦难人来担负责他们的不幸。”[9]521而卡逊借口说“要是每个人都能依靠自己，不去仰赖人家，一切便要好得多”[9]522，以此试图规避企业的社会责任。

(三)沟通伦理

道德经济学的生存伦理与责任伦理关涉工人与厂主双方，其沟通伦理问题是其应有之义。相较于生存伦理与责任伦理，盖斯凯尔夫人更重视沟通伦理。在他看来，工人与厂主“因共同利益结合在一起”“理应紧密团结”[9]2，然而由于缺乏沟通，两个阶级常常深陷于误解、分歧、纷争、冲突与仇恨之中。以工资议价谈判的失败，除了前文概括的冷酷的人性假设、冷酷的利益算计、冷酷的博弈思维等原因外，最重要的是双方没有真正坐到一起对话与沟通，双方都试图以“威吓”“暴力”强迫对方屈服与让步，缺乏走出零和博弈的智慧与妥协。除了通过对话形成共识外，盖斯凯尔夫人还特别强调“体谅”与“尊重”的价值。比如，工人们如果相信有人在顾怜他们的苦痛，他们吃苦的耐力之强超过想象[9]523；然而，如果是受到漠视，那种苦痛比饥饿还要难熬[9]518。

(四)情感伦理

在道德及其评判问题上，有理性伦理学与情感伦理学之分。盖斯凯尔夫人所心仪和建构的道德经济学具有浓郁的情感伦理学基调。正如有的学者所洞见到的，盖斯凯尔夫人希望在工人与厂主之间“充满人性的伦理学而不是盲目的市场力量来支配”[13]。因而，在《玛丽·巴顿》中，她提醒自己“要引起注意的是工人的感觉和思想”[9]29，“这篇故事所要努力表述的思想是曼彻斯特极大多数工人中间所形成的感情状态”[4]4。她确实做到了，从情感伦理维度深入地描写了富人与穷人之间的问题与矛盾，基本无人出其右。

四、结语

从思想史、文化史的大尺度看，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革命、启蒙运动是近代西方历史演进公认的几个重要时段，而启蒙主义之后西方文化逐渐分化与多元，但亦有其共同底色与一般趋势，尤其在19世纪主要表现为以工业革命为引擎的工业主义文化。正如雷蒙·威廉斯所洞见到的，“如果不参考一组有趣的小说，我们将无法完整地了解工业主义的影响。这些小说创作于19世纪中期，不仅生动地描写了当时动荡不安的工业社会场景，而且也阐明了当时人们直接反应中的某些共同假设。”[8]97在雷蒙·威廉斯列举与探究的一组“工业小说”中，盖斯凯尔夫人的《玛丽·巴顿》与《北方与南方》赫然在列。不过，相较于《北方与南方》《玛丽·巴顿》更多地被认为是反映阶级矛盾的政治主题，即使是雷蒙·威廉斯也只是强调了该书“生动体现了一代人对工业主义带来的新型可怕体验的种种独特反应”[8]98。一些批评家更是以盖斯凯尔夫人一句“不懂政治经济学”的自谦之词为口实，贬低《玛丽·巴顿》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价值。诚然，由于历史与时代的局限，以及个人的阶级立场、宗教信仰、认识观念等原因，她丰富的政治经济学思想也杂糅着许多瑕疵，甚至是严重的不足，比如宣扬兄弟般友谊的阶级调和论、宗教救赎思想等。但总地来说，瑕不掩瑜，是19世纪英国文学中批判富人的政治经济学、宣扬穷人的道德经济学的一面战斗的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