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长明 初良龙

（1.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广东茂名 525000；2.湖州师范学院 浙江湖州 313000）

2018 年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前夕，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此次去中国有一个大任务——向中方推介菲律宾的英语教育，力争为10 万菲律宾英语教师落实工作[1]”。随后诸多媒体纷纷撰文热议此事，讨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菲律宾会有那么多合格的英语教师吗？菲律宾英语教师靠谱吗？菲律宾人的英语好吗？菲律宾英语教师的专业水平如何？

两年时间过去了，菲律宾总统的英语教师海外就业计划落实的效果怎样呢？从直观上看，我们发现身边的高校、国际学校和培训机构中的菲律宾籍英语教师数量并没有明显增多。于是，我们调查了一些有孩子在中小学读书的同事和朋友，发现菲律宾英语教师的线上课程现在非常受中小学阶段英语学习者的欢迎。原因有以下几个：收费合理、有亲和力、专业性强，而且英语水平和英美国家教师差不多。从线上课程的受欢迎程度上看，杜特尔特总统的英语教师推广计划，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成功。

那么，菲律宾英语教育规划有哪些特征？是否值得我国英语教育借鉴？本文拟从语言规划的视角予以分析。

一、来自国家层面的语言规划

《礼记》中说：“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语言规划就是这一古老哲学思想的具体体现。两千多年前，秦始皇曾把六国的不同文字统一为小篆，实行“书同文”政策，使得中华文明能够延续几千年不中断。在欧洲，与中国汉朝大致同时代的罗马帝国，也实行了以拉丁文为中心语言的多民族大帝国的“书同文”政策，官吏和军人掌握了拉丁文。到了文艺复兴时期，人们的思想得到了解放，欧洲各国对本民族语言教育进行规划，为以后的工业化作了文化上的准备[2]。Fishman 将语言规划定义为寻求对语言问题有组织的解决方法，一般表现在国家层面[3]。Kymlicke & Grin 认为语言政策是典型的由政府代理机构推行的，对象是其统治之下的部分或所有人[4]。语言规划是国家层面的语言布局[5]。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作为总统的杜特尔特会亲自参与推销菲律宾英语教育的海外输出项目。

每一门语言（尤其是非母语）的交际价值大小不等。非母语的交际功能是指在不同语言之间交往中某一语言的“媒介语”或“第三方语言”的地位，即除了母语或民族语之外，国际间用于交际的、可供选择的语言[6]。交际价值越大的语言，其地位也就越高。拉丁语最初只是意大利半岛中部西海岸的部族语言，但随着罗马在军事和政治势力上的扩张，到中世纪，拉丁语已成为欧洲西部的通用语，作为科学、哲学和神学领域普遍使用的语言。直到近代，通晓拉丁语，还一度作为接受教育的必要前提。到了17 世纪，法语一度登上国际交际语的中心位置，在一段时期内，国际上的谈判几乎全部使用法语。法语的国际第三方语言地位一直持续到一战结束。一战之后，英语在外交上获得了和法语同样的地位并开始取代法语，逐步确立其在科技交流通用语言的地位，成为国际交往中新的媒介语。

菲律宾现行语言规划既基于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的现实，也顺应了国家的历史文化。在历史上，菲律宾曾经被西班牙、美国等多国殖民统治。1521 年，麦哲伦率领西班牙舰队环球航行，成为第一个到达此地的西方人，此后西班牙开始对菲律宾殖民统治，并用国王菲利普二世的名字为该地命名。尽管西班牙在菲律宾殖民统治长达300多年，但最终菲律宾却没有成为一个西班牙语国家，原因有三：一是西班牙殖民统治者对当地民族语言的使用没有任何干预，而任其自由发展，也没有进行有目的性的普及西班牙语教育的活动；二是西班牙语本身从未成为国际通用语；三是后期美国殖民统治时期的强大影响力。也就是说，虽然在历史上西班牙长期统治菲律宾，但由于西班牙语并不是国际通用语，所以其地位很容易被更具有交际价值的语言所替换。鉴于上述原因，在菲律宾，西班牙语的影响力逐渐减弱，1973 年西班牙语失去了与英语共享的官方语言地位，1987 年更是从大学必修课程降格为选修课程。

目前，菲律宾法律规定的官方语言是菲律宾语和英语。菲律宾语是国内不同地区的通用语和菲律宾民族身份的象征，但是在科学技术和学术出版方面，菲律宾语却无法撼动英语的主体地位，英语仍是数学、科学、经济学等课程的主要教学语言。英语已经是菲律宾社会的通用语，目前菲律宾讲英语人口仅次于美国和英国，是世界第三大英语国家，在以英语为非母语的国家中英语普及率最高，大多数受过良好教育的菲律宾人都是双语者或者多语者。宪法规定了英语的官方语言地位，国家的法律法规，法院的审判、判决，政府的决定、命令等几乎全部使用英语，同时英语也是菲律宾知识生活的主要语言[7]。

二、务实的语言教育规划

当今世界上活跃着这样一些组织机构：英国的文化委员会（The British Council）、法国的法语联盟（Alliance Francaise）、中国的孔子学院（Confucius Institute）、西班牙的塞万提斯学院（Instituto Cervantes）、德国的歌德学院（Goethe-Institut）、葡萄牙的卡蒙斯学院（Instituto Camoes）、意大利的但丁学会（Società Dante Alighieri）、日本的国际交流基金（Japan Foundation）。它们虽然隶属于不同国家，历史也有长有短，但这些组织机构担负着相同的使命，即向国外传播本民族的语言和文化。它们是现代语言传播规划的载体和执行者，也是目前世界上主流的语言教育传播方式。相比较而言，菲律宾采用的语言传播方式较为“另类”，因为它传播的不是本民族语言，而是“第三国语言”。更为严格地说，菲律宾所做的工作是语言劳务输出，而不是作为民族语言的对外传播。这种语言输出方式应该符合菲律宾国家发展的现实。

菲律宾位于赤道和北回归线之间，与中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隔海相望。该国由7000 多个岛屿组成，被誉为千岛之国，人口1 亿多，是东南亚第二人口大国，也是世界排名第12 的人口国家。历史上，各岛屿之间相对隔绝、交通不便，因此从未形成一个人口占绝对优势的民族和一个本土通用的语言，而是逐渐形成了为数众多的少数民族语言。加之长期遭受西班牙、美国、日本殖民者统治等多种因素，使菲律宾成为一个多种语言共存，多元文化交融的国家。西班牙统治时期，菲律宾上层社会普遍使用西班牙语。1937 年，菲律宾自治政府宣布本土的他加禄语为菲律宾的国语。1941 年日本入侵菲律宾后，也曾推广他加禄语，企图将官方语言定为日语和他加禄语。1946 年获得民族独立的菲律宾非常重视对国民的国家和民族意识的培养，大力扶持本国语言。1959 年以他加禄语为基础发展而来的菲律宾语的国语地位正式确定。为加强菲律宾语的影响，打破英语作为各级语言教学的国际学校、教育媒介的统治和垄断地位，1974 年菲律宾政府出台双语政策，规定菲律宾语和英语一并作为教学用语，1987 年政府更规定了两种语言在教育的课程分工，不过在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等领域，菲律宾语还无法撼动英语的统治地位[8]。

语言既是人的一种素养，也是一种重要的资源，是能创造价值的资本。既然语言是一种有价值、可利用、出效益、多变化、能发展的特殊社会资源[9]，达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则是规划的目的。基于此，菲律宾政府在进行语言规划时，因势利导，使英语在菲律宾语言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助其成为世界第三大英语国家，英语同时也成为菲律宾教育和经济发展的利器。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世界各国、各地区之间的交流日益紧密，而英语作为世界上使用最广泛的语言，在外交、军事、金融、商务、影视、教育等各个领域英语都成为重要的工作语言，这些都对英语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反观我国，根据权威的英孚英语水平指数的最新报告，中国成年人的英语水平在72 个国家中排第39 位，属于低级水平[10]。虽然中国每年有大量的大学毕业生，其中只有很少一部分具有使用英语进行专业的国际交流的能力[11]。与菲律宾相比较，我国英语教育规划水平还存在不小的差距。

三、语言教育规划中的开放共赢

“规划语言就是规划社会”[12]，说到底，语言规划最终是为社会政治目标服务的。如果处理得当，就能够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如果处理不当，则有可能引发民族问题或社会骚乱。一个国家使用什么语言，绝不是单纯的语言学问题。前苏联就是大体沿着语言分界线而轰然瓦解，在加拿大，英语区和法语区的隔离也威胁着国家的统一。在比利时、印度、西班牙等许多国家，语言问题也不时引起政治争端，使政治家和语言学家们头痛不已。20 世纪60 年代初发生在印度的严重冲突就是一个典型案例。无论在处理印地语和其他民族语言的关系时，还是在考虑英语和本族语的关系时，语言规划制定者时常被夹在强烈的民族自尊和迫切的实际需要之间，很难作出抉择。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相信，语言规划实际上就是通过对语言的干预，来解决社会经济、政治问题的一种方法，以此作为保持国家的统一，同时提高国家的经济竞争力，促进民族融合，提高国民素质。

既然语言政策规划的最终目标是为社会政治、经济服务，因此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统治者加强社会统治和管理的工具。其中，语言地位规划的目的是为了确定语言（包括文字）及其变体的社会地位，从而大致确定在什么场合应该使用什么语言。一个国家独立之初，选择哪种语言作为国语或官方工作语，一个国际组织用什么语言作为官方语言或工作语言，都会遇到语言地位规划问题[13]。语言地位规划是通过法律或国家强制手段，确立语言变体的社会地位，如作为教学语言、行政管理语言、司法语言等，是语言规划的基本范畴。

语言地位规划一定程度上包含着民族主义色彩。民族主义和务实主义的冲突在语言规划史上长期存在。这是因为语言之间存在竞争，一种语言的强势地位势必会削弱他种语言的地位和功用。如果国家权力机关通过制定法律的形式，规定某种语言为官方语言并进行推广，则会使这一语言获得更高的地位和价值。语言地位是指不同语言在特定的国家、地区、社会领域中按照其重要程度、影响力等因素的排序情况。具体来说是指某一语种是否被指定为官方语言以及在公共群体和教育体系中的使用情况。从这一点上看，没有任何国家可以例外。目前，菲律宾的官方语言为菲律宾语和英语，其中菲律宾语是国家通用语，是菲律宾国民身份的标志和象征，可以满足民族认同和民族自尊的需要，而英语是教育、科技的主导性语言。除了作为交际工具，英语似乎没有，也不太可能在民族心理上取得成功。

语言也是一种资源，以它的物质结构系统，承载着丰富厚重的社会文化信息，能够产生社会效益和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效益，所以是一种有价值、可利用、出效益、多变化、能发展的特殊的社会资源。语言不仅是文化资源，也是经济资源，可以产生经济效益，要努力发展语言产业和语言教育，赚取语言红利，树立语言资源意识，提升公民和国家的语言能力[14]。因此，对于菲律宾政府而言，他们只是顺应时代的需要，有效地利用这部分资源，为本国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服务。

虽然菲律宾语和英语在菲律宾语言体系中处于强势地位，但是只有保护少数民族语言，才能使社会不变成发达国家知识和信息的附庸。2009 年菲律宾政府颁布政策，大力支持和鼓励在教育中使用少数民族语言，规定全国各级教学中采用基于母语的多元语言教学政策，将12 种主要地区语言纳入到基础教育课程体系，并规定从学前教育贯穿小学教育阶段，或者至少四年级前各民族地区以其母语作为教学语言，菲律宾语和英语只作为两门课程开设和学习。2013 年又新增加了7 种少数民族语言，这样目前多元母语民族教学语言的总数达到19 个，有利于传承多元文化，促进社会和谐。

四、结语

总体而言，菲律宾的英语教育规划是成功的，有许多值得借鉴之处。同时我们也必须清楚，任何国家的语言状况都非常复杂。语言规划是基于历史和社会发展的选择，是民族历史、文化等因素的产物，但由于语言本身具有的社会属性，并且可以藉此达到保持国家的统一、维护民族的传统观念、净化正统宗教信仰、加强国家民主建设等目的[15]。一个国家的语言状况与其背后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相互交织、休戚相关，语言在历史、社会发展大趋势下的得与失，不是由人的意志可以改变。因此，不同国家在制定语言规划时，应该有不同的选择。语言规划者应该认识到语言规划与国家和社会大环境（包括历史的发展进程、文化背景）中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进程的紧密联系，应该对影响规划的社会语言环境和一些已发挥作用的有关模式的价值有尽可能全面的了解。根据国家在经济、文化、政治、安全等因素的评估和分析，判断对不同语言的需求，确定国家教育预算在语言教育中的投入比例，有目的地限制或促进语言教育政策的制定、实施和评估。

对于我国而言，现阶段应该充分发挥孔子学院的作用，努力提高汉语的传播价值。目前世界上约有6000 种语言，但能在国际间有传播价值的为数甚少。中国不断提升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相应地促进了汉语地位和价值的提升，为汉语传播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我们同时要认识到目前汉语和英语在国际地位上存在的差异，利用国家权力，配置国家的语言资源，在进一步做好语言本体规划的同时，向国内外发展和推广语言和文化，促进国家政治、经济和科学的发展。

除了汉语教育的规划，我们也应该根据国家发展的需要，加强外语教育规划。目前中国学习外语的人，超过99%是在学习英语，而其他所有语种的学习者人数所占比例不足1%[16]。我国现时期“一带一路”中，就涉及到沿线70 个国家，各国的官方语言及通用语言共计57 种，官方认可的方言更是多达几百种。很明显，这种供需比例是不均衡的。尽管我们不能否认，英语在扮演着“全球语言”的角色，但也要兼顾语言的多样性，考虑到国家对不同语种人才的需求。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而言，避免“一边倒”的外语规划，则是更为现实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