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守忠

一、“特殊工人”的由来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扩大侵略战争，加紧掠夺东北煤炭等物资资源，推行“产业开发”“五年计划”和大兴土木建设及军事工程的“北边振兴计划”，劳动力却不足。日本侵略者便公然违背国际公约的准则，把从抗日战场上俘虏的中共党、政、军干部及战士和国民党军队的官兵以及和平居民，投入矿山和特种工程监禁，充当劳工服苦役，被称为“特殊工人”或“辅导工人”[1]。“七七”事变后，在本溪湖煤矿，有一部分工人在作业票上印有“△”“×”“紧急”的暗记，以示区别普通工人。这部分工人是被日本侵略军、汪精卫伪军抓捕押解到本溪的。

1941年4月5日，日本关东军与华北日军秘密达成了关于紧急动员关内劳工入“满洲”的罪恶协议。同年9月30日，伪华北新民会根据华北日军的旨意制定了《特殊工人的劳动斡旋工作计划》。《计划》中称“特殊人”是指下列对象：“（甲）在当地部队、宪兵队、县公署、警察分队等处收容的罪犯、可疑分子乃至嫌疑分子；（乙）由于开展清乡工作而捕获的‘通匪’可疑者；（丙）讨伐作战所获的俘虏；（丁）干扰开展新民会工作者。”[2]

1940—1945年，强制劳动的中国抗日战士和和平居民总数约为4万人。其中解往辽宁地区的“特殊工人”最多，分布在抚顺煤矿15000人、阜新煤矿9300人、北票煤矿4000余人、本溪煤矿5000多人、辽阳烟台煤矿700多人、鞍山铁矿3436人[3]。

二、“特殊工人”的处境

日本侵略者对“特殊工人”采取了一套比看管普通劳工更残酷的法西斯措施。强制“特殊工人”在生产上从事最艰苦、最危险的劳动，在生活上受非人道的待遇，在政治上剥夺一切人身自由[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