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春梅

（长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西安710064）

方旭东教授在《求真与从亲》一文中指出，儒家孝道并不是把子女绝对地服从父母置于道德思考的首位，而是把义置于道德思考的首位，而义在他看来就是总体效果的更优[1]53。这样一来，方旭东教授不仅否定了一个看似正确的教条：儒家孝道把子女绝对地服从父母置于道德思考的首位[1]54。更是提出了一个独特的观点，即：儒家将好的效果置于道德思考的首位。方教授认为儒家不是将服从父母置于道德思考的首位，而是将义置于道德思考的首位，这是值得肯定的①。然而，方旭东教授将义诠释为好的效果，并由此认为儒家采取后果论的立场，则无疑值得商榷。

一、儒家之义是利益之“宜”还是道德之“宜”？

方旭东教授认为儒家的义可以理解为适宜的“宜”，即总体效果的更优[1]53。一方面，方教授认为儒家的义可以理解为适宜的“宜”，以宜释义，无疑是合理的②。但另一方面方教授却将“宜”等同于好的效果，并在使用好的效果时，总是以利益为考量，他的这一看法实际上是将“宜”与“总体利益上的更好或最大化”，即与“总的利益更优”等同，亦即是将儒家的义解释成了“总的利益更优”。例如，在详细分析莎士比亚《李尔王》剧中人物科迪莉亚悲剧一生的基础上，方旭东教授切入主题：我们现在想一想，假如一个儒者是科迪莉亚，他如果对他的父亲说实话，带来的就是总的利益（total utility）更坏或者更糟糕的结果（bad or worse consequence），“他会怎么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