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 飞

（1.洛阳师范学院 法学与社会学院，河南 洛阳471934；

（2.洛阳师范学院 乡村振兴研究中心，河南 洛阳471934）

一、问题提出

伴随着社会转型和现代化建设的深入，城镇化已经进入以人为本的时代，城镇化要实现增速提质，必须统筹城乡发展，关注农民工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推进农民工的城镇化。近几年的农民工监测报告显示，全国农民工规模继续扩大，新生代乡籍工成为农民工的主体，农民工的归属感有所提升，农民工组织化程度进一步提高。但是当前农民工家庭化迁移状况并不乐观，个体化迁移仍是主流，《2019年农民工监测报告》显示，在全部农民工中，男性占64.9%，女性占35.1%，农民工性别差序化迁移明显；随迁儿童上学升学难、费用高问题在东部地区和大城市更加突出。《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7》显示，虽然家庭化迁移已经成为我国人口流动的发展趋势，但是大部分流动人口家庭仍采取分批次流动，一般是夫妻先行团聚[1]（p62-63）。农村留守儿童数量虽然有所下降，但是全国的农村留守儿童仍有697万人（2018年），这说明还存在大量家庭处于离散状态。

国外农民工家庭化迁移的研究与西方劳动力迁移理论的相关性较强，宏观的劳动力迁移理论与微观层面的新迁移经济学都与家庭化迁移密切相关，后期在新迁移经济学的基础上又形成了家庭迁移理论。由于西方的劳动力迁移理论更多是根据不同国家国情与经济发展水平总结出来的，其理论假设与中国的实际情况并不十分相符，因此运用西方劳动力迁移理论解释我国农民工家庭化迁移问题可能存在局限，需要结合中国国情才能提出更好的解释范式[2]（p53-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