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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剧对清代宫廷礼乐文化的承续和重塑

2021-12-27

理论界 2021年9期
关键词:礼乐宫廷剧目

董 炜

作为民间文化的代表,京剧艺术从进入清代宫廷到逐渐风靡宫廷舞台,丰富了宫廷戏剧文化,满足了宫廷内各层次的需求,给清代宫廷文化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既有对宫廷演剧传统的继承,也带来新的冲击和变革。如果说清朝入关之初,是有意识地作出接受汉文化的姿态,借此调和满汉民族冲突,加强广大民众对清朝统治的认同,那么,时至晚清,统治者在汉族文化长久的熏陶中,对汉文化的接受已经成为自觉的行为了,对京剧这一充满着城市市民文化色彩的艺术形式的接受就充分显示了这一点。“京剧”这个名称最早出现在清光绪二年二月初七日(1876年3月2日)《申报》中《图绘伶伦》一文。虽然清代宫廷从未用过“京剧”一名,或以“侉腔”“乱弹”笼统概括,或以京剧的主要声腔“二黄”(亦作“二簧”)、“西皮”代之,但不论哪种名称,都属于京剧在发展演变过程中出现的名字,实际所指都是同一事物。因此,本文以“京剧”之名冠之,有助于较为清晰地界定声腔,便于行文表述。

清宫演剧与礼乐文化的关系早已为学界所关注,〔1〕但是对京剧的礼乐性功能的研究尚有可探讨的空间。虽然京剧演出在清宫主要发挥其娱乐功能,作为歌舞升平的点缀,但事实上,宫廷始终都没有放弃京剧作为戏曲文化的声教功能,京剧在宫廷中始终被刻着深深的政治烙印。乾隆五十六年的谕旨中早就给宫廷演剧以明确的定位:“南府学艺人等,乃国家岁时宴会备用音乐所必需。”〔2〕也就是说,南府艺人演戏活动从属于朝廷仪典,在宫廷中具有礼乐功能。而且这种礼乐功能,并不会因为戏曲声腔剧种的改变而发生变化。即使在京剧勃兴的光绪年间,演剧就是典礼的观念也依旧是朝堂上下的共识。晚清重臣翁同龢就多次在日记中表达了这种观点:

(光绪五年六月二十四日)因对万寿期近,听戏虽是典礼,究恐开声色之渐。〔3〕

(光绪九年六月二十六日)冒雨入。奏事首领传懿旨,昨夜雨势如此,今日行礼听戏应否停止。余称圣意焦劳,眷怀百姓,听戏可止,行礼不可止也。同官中有谓听戏亦系典礼不可撤者。〔3〕

这两则日记都是写在光绪“万寿节”期间,作为帝师的翁同龢面对看戏活动内心非常矛盾。一方面他担心看戏会“开声色”,以故当皇帝表现出对看戏不感兴趣时,翁同龢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他在光绪五年六月二十九日的日记中写道:“上自廿五日起两日在宁寿宫,未尝入座听戏,略一瞻嘱,便至后殿读书写字,廿七、廿八日则仍到书斋,一切照常也。上云钟鼓雅音,此等皆郑声;又云随从人皆愿听戏,余不愿也。圣聪如此,岂独侍臣之喜哉!”〔3〕另一方面,翁同龢却不能明确阻止皇帝看戏,因为看戏的礼乐性功能已深入人心。

一、京剧演出仪式的礼乐性

清初宫廷礼乐制度建立完善以来,作为礼乐系统之一的戏曲演出一直具有明显的仪式感,比如道光三年元旦这一天,演剧活动被精心穿插在帝后接受大臣朝贺、升平署人员三跪九叩礼、外庙拜佛等仪式中,当举行这些仪式时,戏台上都是“站住戏”,仪式结束后“接唱”。演剧内容既有《喜朝五位》《膺受多福》等元旦承应吉祥戏,也有《扫花》《三醉》《敬德钓鱼》等经典折子戏。同治、光绪年间演剧与此同,依旧遵循严格的仪式性,只是演出剧目大都换成了京剧剧目。

光绪三十年正月初一日,卯正二刻进门。辰正一刻,老佛爷皇极殿受贺,中和乐伺候中和韶乐。万岁爷在乐寿堂递如意,中和乐伺候丹陛乐。万岁爷在乾清宫受贺,中和乐伺候中和韶乐。养心殿公主妃嫔等递如意。总管首领在皇极殿给老佛爷行礼毕,在乾清宫给万岁爷行礼。宁寿宫承应,午初二刻十分开戏,申正二刻戏毕,戏毕念佛。《喜朝五位》(一分)、《泗州城》《连升三级》《摇钱树》《拾玉镯》《御碑亭》《摇会》、本《万寿无疆》。午正,乾清宫承应宴戏《膺受多福》《万福攸同》。〔4〕

京剧折子戏严格用在隆重的朝廷典礼中,清末宫廷京剧演出的仪式性严格,具有丰富的象征意义和文化内涵。不只表现在王公贵族、大臣的廷宴,也包括招待外国使臣的典礼上。具体体现在演戏中间赐宴、座次安排、观众的服饰要求等方面。

首先,京剧剧目的演出穿插在朝贺、跪拜行礼等庆典仪程中。皇太后的“万寿节”为“升平署之最大任务”。〔5〕光绪十八年慈禧太后万寿节期间看戏的安排就具有强烈的仪式感。

(光绪十八年十月初十日)皇太后圣寿节。寅正二刻起,卯初二刻入坐西朝房,黎明讹传有信,遂至长信门外,而北风甚厉,寒甚。辰初二刻太后升慈宁宫,上率王公百官行庆贺礼毕,余等先赴六项公所更衣,至戈什爱班处小坐。巳初入座听戏,先跪安,一叩。次叩祝,三跪九叩。又在上前请安叩贺如前仪,又一跪三叩谢入座,遂坐。午初饭,未正酒果,申正二刻饭,皆丰。酉初二刻上灯,殿檐一电气球。戌初二刻戏毕。是日计五十一刻,后改去二出,尚有四十三刻。又传赏灯,灯在仪鸾殿,太后寝宫也。〔3〕

这一天演出的剧目为“《福禄寿》《泗州城》《打嵩》《连升三级》《庆寿图》《戏凤》《青石山》《得意缘》《嫁妹》、府《万国嵩呼》《万寿无疆》、仪鸾殿《福禄寿灯》”。〔6〕可以发现这一天演出的剧目,除了开团场戏是用于“万寿节”的吉祥戏,中间大部分剧目都是京剧,具有仪式性非常强的礼乐性功能,而且在一天的庆典仪式中穿插赐宴活动。对于看戏中间的赐宴,光绪十九年“万寿节”记录得更详细,“赐糖果一次,早饭一次,酒果一次,馄饨、包子一次,晚饭一次”。〔3〕这种演戏中间穿插赐宴与明代宫廷宴仪中的进盏仪式是一脉相承的,“明初宴会上的杂剧搬演,正是以数段歌章为主,根据进盏的次数,在每一段歌章间随意夹杂院本、队舞、小唱(或讴歌)等一次演出”。〔7〕清代宫廷在看戏过程中,亦在剧目演出中夹杂穿插赏赐早、午、晚三餐,以及糖果、酒果、奶茶、点心等活动。相比明代宫廷每进一次盏就要表演一段的严格规定,清代宫廷则相对较为宽松。“明代的宫廷演剧,不过是以严格的进盏制度将这一弦索夹杂院本的演剧方式制度化,并作为礼乐制度的一环广为推行。”〔7〕这也是清宫京剧演出礼乐性的体现。

其次,京剧演出礼乐仪式不仅体现在演戏过程中的叩拜、演戏过程中的赐宴等程序的执行,观剧受众的座次安排也严格规定。这从光绪二十一年慈禧太后“万寿节”观戏的王公大臣的座次可看出。

(光绪二十一年十月初七)著内监带领入座听戏。叩头三次,每次三叩。出前门,绕水座二处,至颐年殿之东廊,今年新搭木廊悬软玻璃窗,五间一统,东西对面,东边九人,礼王、翁同龢、李鸿藻、刚毅、钱应溥、崑冈、熙敬、敬信、荣禄。西边十人。庆王、内三卿(四人)、裕德、长麟、英年、恩佑、奕功。巳正二刻就座,午初开戏,演九折,约二十四刻,西正二刻散。〔3〕

两天后在颐年殿看戏的座次安排,翁同龢日记记录得更为详细。

(光绪二十一年十月初九日)是日两廊将玻璃帘撤去,军机在第三间。

东边:恭王照料。礼王、载滢、载澍,载濂;一间。载润、奕谟、溥伦、载澜、溥侗、载灜,载津、载振、溥僎、溥伟、溥倬;一间。翁同龢、李鸿藻、刚毅、钱应溥;一间。李鸿章、张之万、麟书、崑冈、徐桐、熙敬;一间。敬信、荣禄、徐郙、启秀、照料。薛允升、孙家鼐、裕德、许应骙,一间。共三十六人。次日添醇王载沣、其兄载洵。

西边:庆王照料。克勤郡王、那王、端王;一间。玛王、熙凌阿、那苏图、符珍、札拉丰阿、桂祥;一间。福森布、芬车、赓音布、明安、色楞额;一间。怀塔布、松溎、崇光、立山、照料。巴克坦布、文琳;一间。李文田、吴树梅、陆宝忠、张百熙、王懿荣、王文锦、曹鸿勋、高赓恩、张仁黼、胡聘之,山西抚。一间。共三十三人。

凡六十九人。

命恭亲王在东配殿饭,军机在门外东厢,戈什爱班西厢饭,余皆在暖蓬饭。饭两次,酒果一次,点心一次,奶茶、分果各一次。紫禁城骑马,赏怀塔布、桂祥、徐树铭。〔3〕

光绪二十一年十月初七、初九日这两天的演出剧目为:

初七日,宝胜和班,颐年殿伺候戏。府《三元百福》一刻、《白猿献寿》二刻、《富贵图》二刻十、本《雅观楼》一刻十、本《青石山》三刻、《探母》四刻、《摇钱树》二刻五、外《阳平关》四刻十、本《狮驼岭》三刻五。〔8〕

初九日,同春班,颐年殿伺候戏。府《寿祝万年》二刻十、《珠帘寨》七刻、本《乔醋》二刻、外《马上缘》二刻十、外《新安驿》四刻十、本《飞叉阵》四刻五、外《絮阁》一刻十、《泗州城》三刻、《连升三级》二刻十、本《水帘洞》三刻十。〔8〕

自从光绪十九年宫廷开始传唤民间戏班进宫演出后,在“万寿节”这样的大型庆祝活动中,民间戏班的身影必不可少。除了开场由升平署太监伶人演出祝寿性质的吉祥剧目作为开场戏,团场戏已经被删去。这两天都有民间戏班参与,演出的剧目除了个别昆腔和秦腔,大部分都是京剧剧目。在欣赏这些剧目时,王公大臣等受众的座次也要严格按照礼仪性安排。另外,看戏时的服饰要求也体现了其礼乐属性。光绪“万寿节”期间,前来看戏的翁同龢等朝臣的服饰打扮是“蟒袍补挂,罗态帽,红朝珠”,〔3〕非常严格正式。

再其次,对于京剧演出的礼乐功能还体现在宴请使臣看戏的仪式性上。“戏剧对宫廷来说一直很重要,在宫廷生活中起着一定的作用。它是外国人对中国获得印象的一个重要媒介。皇帝常常邀请外国使节看戏。”〔9〕以戏曲宴请使者,作为外交礼仪之用,早在清朝前期康乾之时就存在,比如马戛尔尼的《乾隆英使靓见记》就记录了乾隆五十八年英国使臣马戛尔尼在内廷看戏的情形。此后也一直有相关记录,比如同治四年十二月廿四日,“辰正上御重华宫赐琉球国使臣茶果,设剧作乐”。〔3〕同日,“百子门中和乐迎请,万岁爷至漱芳斋迎请开戏,承应《吉曜承欢》一出。巳初十分戏毕。赏琉球国使果桌”。〔10〕

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域外汉籍燕行文献的整理出版,我们得以看到晚清时期有关外国使臣在清宫内看戏情景的详细记录。同治八年越南使臣来朝,获邀参加三月二十二、二十三日的同治“万寿节”典礼,宫廷提前就做好了安排,据越南使臣阮思僴记录,三月二十一即被告知“三月二十三日万寿圣节,越南陪司(笔者注,臣)应由长安门进天安门、端门,在午门前随班行礼”,〔11〕并且还有一名差使专门给使臣送来一份宁寿宫戏单,并细心告知他们听戏的时长大约为十有八刻,可见朝廷对演戏作为典礼一部分的重要性的重视。越南使者的记录生动再现了两宫皇太后邀请使臣在宁寿宫一同观戏时的情景。

贰拾叁日……早饭罢,礼部右侍郎温葆深(江苏上元县人,壬午进士)引到太监直房竚候。辰末,大皇帝并两宫太后驾过,鼓乐作,奉敕宣召,仍照次列坐。遥见正殿中间施榻壹,上施青绸帐,两宫立帐前看戏,御前诸大臣、太监等趋侍如常,仪节极简易。方两宫驾过养性辰,乘步辇,百官兵丁环立御道边,不闻有呵止遮拦者。宫殿规制极高广,而无锦绣珠玉之饬,殿璧(笔者注,壁)窗槅,尽糊白纸,帘帐只用青布缘而已。宣尊恭俭之化,盖宛然犹存。午赐点心、奶茶毕,再蒙赐臣等每人镶玉如意壹柄、白玉瓶壹件、鼻烟壶壹件、瓷器花瓶壹件、赤笺壹盒、荷包肆件、花绸贰疋。辰侍宴诸臣,亦同受赐(是日歌阕,自《福禄寿》至《万寿无疆》,凡拾贰出,曲终约亦拾捌刻)。未初刻乐阕,叩首趋出。〔11〕

两宫皇太后以“青绸帐”为隔断,外国使臣观剧有肃穆的仪式性。在光绪二十年八月十五日,也曾以京剧剧目宴请朝鲜使者,“是日听戏王大臣共五十六人。南、上两斋在西边。特旨宣朝鲜使臣判中枢李承纯副使、户曹参闵咏喆听戏,入保泰门。馆卿带领,在廷中引见,三跪九叩首,然后入座,在西边之末。礼王传知,礼部堂官即刻派人告馆卿,馆卿至四译馆带来。朝廷特示怀柔,彼使臣者尚燕衎自若欤”。〔3〕这天被招进宫中演出的戏班是四喜班,在宁寿宫演出了《降麒麟》《双天师》《满床笏》《百花山》等剧目,另外由于是中秋节,还由本家班演出了四本中秋节的承应戏《天香庆节》。〔12〕《降麒麟》即《朱砂痣》,光绪年间老生高庆奎在排演该戏时加入文曲星麒麟送子的情节,因此,又名《降麒麟》。《双天师》《百花山》都是具有神话色彩的热闹京剧,《降麒麟》讲善有善报,《满床笏》讲唐代郭暧打金枝。这种以京剧剧目廷宴外国使臣的典礼,体现了京剧在宫廷的礼乐性功能。

二、京剧作为高台教化的政治工具

有学者援引乾隆“引俗入古至意”的制乐理念,指出“清代礼乐制作者很早就充分认识到了民间俗文艺对朝廷礼乐构建的重要意义,几乎从一开始就在利用、改造民间俗文艺,并使之礼乐化”。〔13〕清初制作礼乐,就是走的引俗入雅的路径,有极大的开放性,兼收并蓄,当时宫廷选择作为礼乐的声腔是昆腔和弋腔,这两种声腔都是当时最流行的声腔,尤其是弋腔更是以“花部”身份而被纳入宫廷礼乐体系,足见宫廷礼乐系统对俗文艺的包容性,也确保了宫廷与民间戏曲声腔的一致性和同步性。时至晚清,随着京剧的繁盛,京剧逐渐取代昆弋腔,成为当时最流行的声腔。所以,宫廷选择京剧剧目发挥其礼乐功能,也是对清朝前期“引俗”理念和传统的一种继承。

不仅如此,京剧剧目中包含大量政治教化内容,成为礼乐教化强有力的支持。展现在清朝最高统治者的视野中的京剧,是一种表现力强、成就辉煌的艺术形式,京剧的这种瞩目性使得清朝统治者在被它的艺术魅力吸引的同时,也意识到这种成熟完善的艺术形式同样可以发挥政治礼乐教化的作用。宫廷不仅在京剧剧本中着力强化道德教化思想,还引进并上演大批宣扬高台教化的京剧剧目。归根到底,京剧表达更多的还是儒家伦理道德秩序。伦理教化是在法律之外的对社会秩序的规范手段。传统戏曲一直负载着“载道”“卫道”的实用主义枷锁。在欣赏戏曲的过程中糅合深沉的社会伦理道德内容,实现了符合统治阶层需要的礼乐教化。明代吕天成对传奇的“风世”功能的探讨,就突出了戏曲对社会的讽喻、教化作用。“道德价值观与审美价值观密不可分,在以中国戏曲为代表的任何民族艺术形式中,美感始终与道德感相伴随。”〔14〕

京剧演出时有意凸显礼乐教化功能,究其原因,在于宫廷演剧的受众不只有帝后,还有众多王公贵族、朝廷重臣,甚至还有不时来访的外国使臣。这种以乐宣教的理念,明朝就极为重视,朱权在《太和正音谱序》中强调“礼乐之盛,声教之美”。宫廷在选择京剧演出剧目时,强调礼乐教化功能始终是其内在精神理念。清朝文化政策的核心是“儒释道三教,汇成一家”,众多京剧剧目的主题都围绕宗教的因果报应、儒家的忠孝节义等思想观念展开,充分体现在京剧中人物的情感寄托、价值取向、命运走向等方面。“儒学在传统中国的影响是无处不在的,从个人和家庭的伦理到国家的典章制度都在不同的程度上受到儒家原则的支配。从长期的历史观点看,儒学的具体成就主要在于它提供了一个较为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秩序。”〔15〕这在宫廷中演出的京剧剧目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同治十一年八月初二日的谕旨就明确要求内学新来的太监学戏,“总要忠孝节义的,不要玩笑戏”。〔16〕表现忠孝节义思想的剧目主要集中在历史题材的剧目,以及一些表现社会生活的剧目上。

这种教化作用,首先体现在以忠奸斗争为中心、倡导忠君理念的历史题材的京剧剧目中。这符合皇室的欣赏眼光、心理预期,也是他们所提倡的国家伦理价值观的体现。京剧中有关历史故事的剧目本就非常多,“唐三千、宋八百,数不尽的三、列国”就是指此。以历史人物、历史故事为题材的历史剧构成清宫京剧的主体,在清内廷京剧中所占比重最大,剧目涵盖先秦到清代的历史风云变幻。其中演出最多的剧目是三国戏和宋代杨家将、岳家将戏等剧目。历史剧中所宣扬的忠孝节义的理念,也是围绕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价值体系所构建的。

清宫中的三国戏大都取材于小说《三国演义》,同时融入丰富的民间故事。很多剧目都是围绕“忠义”二字展开的以帝王将相为主角的宏大叙事。晚清这一特殊时代背景,又赋予了京剧三国戏更多的精神内涵。诸葛亮、关羽、赵云为主角的剧目,以及杨家将、岳家将等剧目所强调的都无非是对朝廷的“忠”,尤其体现在关公戏上。清宫中帝后在欣赏关公戏时有意以离座之举表现其恭敬的姿态,有力地强化了清帝后对忠义思想的强调。“在宫里头演关公的戏,每逢关公一上场,皇上与西太后均要离座,佯为散行几步,方才坐下。”〔17〕据珍妃侄孙唐鲁孙介绍,慈禧在欣赏春节的必演剧目《青石山》时亦如此。

点将一场,检场的洒一把满天星火彩,撤去帷幕,大李五(李顺亭)的关公,他唱唢呐腔,句句都是翻着唱,字正腔圆,游刃有余,毫无力竭声嘶的、让人听了有替他提心吊胆的感觉。慈禧等一把火彩洒出,不等撤帷子,总是避席而起,走到廊子前站一会才回座。后来才发现,凡是戏里上观世音菩萨,或是上关公,她总是托词起身,回避片刻。有一次,同治一位妃子,当关公出场,一疏神,忘了起身离席,慈禧后来借别的说词,罚她到御花园,忠义神武关圣大帝前连烧三天香,忏悔失敬呢。〔18〕

其实内廷这一系列将关羽神圣化的举动,无非是借关羽形象表现最高统治者对忠义的认同和重视。这是一种巧妙的传达。由此可见,不管在案头,还是在场上,清宫都对三国戏中的关羽形象完美地完成了“忠义”形象的神化和塑造。

不只历史剧目,在表现江湖绿林侠客的剧中也极为重视忠义思想的表达,比如《恶虎村》对黄天霸一心效忠朝廷的信念的强调。该剧中黄天霸本在回家探母的路上,但是想到施公进京途中会经过恶虎村,便因担心有变,意欲前去救助。当同行的王樑提出异议,认为既然告假回家就不要再为施公的安危而多虑时,黄天霸称:“你我弟兄三人,跟随施县尊,谁人不知,那个不晓,眼睁睁将他送入虎口丧命,绿林闻知,你我弟兄忠义全无。”〔19〕当忠君思想与江湖道义出现冲突时,忠君思想也必然要占据上风。因此,《恶虎村》中当朝廷命官施世纶的性命面临危险时,黄天霸只能杀死自己的结义兄弟濮天雕、武天虬。《恶虎村》精彩的武戏固然是其在内廷受欢迎的一个重要原因,但符合统治者的价值取向才是最根本的原因,正如有研究者所说“如果以为凭借武技就会得到统治者的欢心、宠爱,也是过于幼稚单纯的”。〔20〕

由于中国历史长久以来“家国同构”的社会系统的表达,除了历史剧、公案侠义剧,这种忠义思想的宣扬也渗透在市民生活题材的剧目中。“佛教的因果报应观念与儒家伦理道德的‘孝悌’观念结合在一起,在满足世俗的精神生活需求和维系社会秩序方面有正统的道德说教所不可替代的作用。与‘孝悌’观念相联系,‘忠君’学说一直是维护封建统治的根本,借助孝悌宣传忠君理念就成为理所当然之事。”〔14〕比如,《一捧雪》中的忠仆穆成一心替主人赴死、舍身报主恩。

(成白)是(笔者注,事)到如今,那还有什么救处,老爷待小人恩重如山,讲不得我舍头救主。……(成白)昔有杨生好善,携带一犬入山,杨生酒醉睡卧山岗。有那无知牧童,就放火烧慌(笔者注,荒)山,堪堪烧到杨生身上。那犬翻身跳跃在涧内,缠水湿毛救主。杨生醒来,犬累死山傍,仰天叹曰:马有垂缰之力,犬有湿草之恩。禽兽尚且如此,何况小人,老爷叫小人替死倒也罢了,如若不然,我就碰。〔21〕

《梨园旧话》在谈到张奎官的演技时说:“尤出色者《一捧雪》《蓟州堂》一出,描摹义仆愿以身代死情状,可使观者陨涕。昔人谓戏剧之佳者,可以感发人心,裨益风俗,良不诬也。”〔22〕

这种教化工具的使用,甚至统治者也会直接借戏曲对臣下进行忠君的警示,比如有关《下河东》的一则逸事就体现了这一点。据徐慕云《故都宫闱梨园秘史》,慈禧太后曾设宴群臣,有《下河东》一出戏,当戏台上演到欧阳方藐视皇帝,在君前拔剑要斩呼延寿廷的时候,慈禧太后突然下令将扮演欧阳方的李逯子按倒在戏台上重责四十大板,意在训诫群臣,她既能打得前朝奸相,本朝臣下倘敢通敌叛国、藐视君上也会有同样的下场。

三、结语

自古以来戏曲就背负着道德教化的责任,清代积极主动创作京剧的余治,也不断地强调京剧能“使人观感激发于不自觉”〔23〕的功效,其创作京剧的初心就是试图通过京剧来教化民众,达到移风易俗的目的。清末民初戏曲改良运动中强调戏曲的社会价值、社会功能,其实也是这种道德教化的一种演变,寄希望于戏曲特别是当时最盛行的京剧承担起“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宏大任务。同样,宫廷在充分享受京剧带来的娱乐的同时,也并没有放弃京剧艺术的政治教化功能。突出体现在清宫京剧演出时的受众不仅有帝后,还有朝廷重臣、王公贵族,以及域外使者。在京剧表演中,不论历史剧、公案侠义剧,还是家庭伦理剧等题材,都着力强调其忠孝节义的价值观。归根到底都是以儒家的孝道来稳固慈禧太后的尊崇地位,并以忠义的信条对王公大臣进行警示与规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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