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宝钢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传统文化日益受到全民重视，中国大陆逐渐兴起一股“国学热”。这具体表现为：众多高校纷纷建立国学院、国学研究机构；社会上涌现出各式各样的国学讲座以及集体“读经”之类活动；林林总总的国学解读著作争相出版；等等。究其原因，这些现象“固然与现代传媒的巨大影响和快餐文化的明星效应有关系，也与全球性的文化保守主义潮流相适应，但是它更是近年来中国综合国力增强、大国理想复苏、民族精神振兴等现实状况在文化上的必然要求”。〔1〕时至今日，“国学热”依然有持续“升温”之势，这从近年来各类传统文化类综艺节目如《国家宝藏》《经典咏流传》《中国诗词大会》等相继热播便可见一斑。但是，与此同时，网络上依然存在不和谐的声音，如认为学习国学“浪费时间”“没什么用”等。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依然有社会大众对国学存在认知及理解的偏差。因此，在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的“文化自信”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基于社会大众的文化立场，如何恰当地对待国学应当是一个值得认真反思的问题。为此，不妨就以国学经典——《论语》为案例进行一次“以小见大”的分析。

一、《论语》的特殊地位

之所以选择《论语》为分析案例，是因为《论语》堪称中国人最为熟稔的国学经典，甚至有不少人将《论语》视作中国人的“圣经”。的确，以孔子语录为主体内容的《论语》对于中国文化的特质及国民品格的塑造皆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孔子已经成为中国的一张“文化名片”，这从把世界各国人民接受汉语教育的机构命名为“孔子学院”便可见一斑。如今在科技昌明的信息时代，知识的获取变得越发便利，社会大众可以通过多元化的渠道学习《论语》。但是，并非所有人都愿意耐下性子去“走进”与“倾听”《论语》。此外，虽然现在已经鲜少再有人以“五四”前后“打倒孔家店”的姿态将《论语》当作封建糟粕或反面教材嗤之以鼻，但是依然有部分社会大众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出发，觉得学习《论语》只是“学院”之内的“专业”事情，于大众的生产生活并无实际用处。

本文以为，对每个中国人而言，即使一点也不了解孔子，一次也没有读过《论语》，但也会潜移默化地受到《论语》的影响。比如，中国人的语言系统中充斥着成语，而《论语》虽不过15926个字，〔2〕但其留给今日的成语竟有三百余个，如“见利思义”“见义勇为”“任重道远”“巧言令色”等。另外，《论语》中还有一些日常生活中的俗语俚语：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3〕“死生有命，富贵在天”，〔4〕“三人行，必有我师焉”，〔5〕等等。由此可见，《论语》实则已经渗入中国人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诚如李泽厚先生所言：“由孔子创立的这一套文化思想，在长久的中国奴隶制和封建制的社会中，已无孔不入地渗透在广大人们的观念、行为、习俗、信仰、思维方式、情感状态……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人们处理各种事务、关系和生活的指导原则和基本方针，亦即构成了这个民族的某种共同的心理状态和性格特征，值得重视的是，它由思想模式已积淀和转化为一种文化——心理结构。不管你喜欢或不喜欢，这已经是一种历史的和现实的存在。”〔6〕简言之，社会大众会在不知不觉中使用《论语》，并运用《论语》思考问题、解决问题。梁启超先生就曾生动地比喻道：“《论语》如饭，最宜滋养。”〔7〕可是，我们仍然会困惑于一个问题：尽管《论语》对中国人而言有着特殊地位，但在21世纪的今天，对“学院”之外的社会大众而言，学习成书于两千多年前的古书《论语》到底有何实际“用处”呢？

二、社会大众阅读《论语》究竟有何“用”

显然，这一问题本身就具有实用主义的倾向。这既导源于中国自古以来“学以致用”的文化传统，又与社会大众自身的学习气质不无关系。社会大众并非“学院”之内的专业学者，他们往往对《论语》背后的训诂知识、儒学理论、历史背景并不感兴趣，他们需要的是从《论语》这样的传统经典中拾摭一些生活智慧与生命指引，以应用于自身的生产生活。因此，对此问题的回答既不应抽象笼统，又不能流于表面。反之，应该深植于《论语》的内容本身进行反思，再以通俗、活泼的语言风格呈现。

众所周知，《论语》内容丰富庞杂，涉及修身、教育、为政、交友等诸多方面。这源于《论语》的成书并非出自体系性的建构，而仅仅是将孔子与其弟子以及时人的对话编纂在一起。正如《汉书·艺文志》所言：“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篹，故谓之论语。”〔8〕当然，《论语》的编纂过程也并非随意杂凑，而是按照一定的组织原则整理材料所得。但不可否认的是，《论语》由于其语录体的体例使得一些社会大众在学习《论语》时难以抓住重点、有的放矢，而常有云里雾里之感。本文以为，对于社会大众而言，《论语》的部分内容已经“落伍”于时代，故无须学习，如《论语·乡党》中所描写的春秋时的社会礼仪、君臣尊卑之道以及孔子的衣食住行等。因此，这就需要读者有一定的判断能力与甄别意识。总体来看，《论语》于社会大众而言，其核心内容至少有三：“为学之道”“为事之道”以及“为人之道”。因为这三点具有超越时空、跨越阶层、不限年龄的普遍性特质，因此，不同的历史背景、身份地位、年龄阶段的人都能从中受益。以下试删繁就简，扼要阐述。

1.为学之道。“学”在《论语》中非常重要，诚如陈来先生所言：“‘好学’是孔子思想的一个具有核心意义、基础性的观念……‘学’与‘好学’既是孔子思想发生学上的历史起点，也是他的思想生命的逻辑起点，是孔子思想的重要基础。”〔9〕这从《论语》的开篇——“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10〕便可见一斑。当然，此处之“习”不是温习，而是实践。《论语》中孔子所教授的主要不是理论知识，而是如何在实践上做一名君子，正如《论语》所言：“子以四教：文，行，忠，信。”〔11〕除了第一个“文”指向认知层面的文献典籍，剩下的“行”“忠”“信”都要求落实到具体的行为实践之中。那么，《论语》能教给大众哪些“为学之道”呢？主要有三点：其一，学与思的结合。《论语》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12〕学习应当是“他处吸收”与“自我反省”的辩证互动过程。如果一个人只知道学习，那么就会如德国哲学家叔本华所言：“如果一个人几乎整天大量阅读，空闲的时候则只稍作不动脑筋的消遣，长此以往就会逐渐失去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就像一个总是骑在马背上的人最终就会失去走路的能力一样。许多学究就遭遇到这种情形：他们其实是把自己读蠢了。”〔13〕反之，如果一个人只知道玄思空想，而没有以扎实的学习为前提条件，那么这种思考也往往如“水中月”“镜中花”一般。因此，孔子才说：“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14〕其二，温故与知新的结合。《论语》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15〕“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16〕意思很明了，每天都能知道一点之前所不具有的，每个月反躬自省时都能不忘记之前所具备的，这样便可以称作好学了。其实，“温故”与“知新”相结合的学习法与德国近代心理学家艾宾浩斯发现的遗忘规律“不谋而合”。其三，器与道的结合。何为“器”？何为“道”？《周易·系辞上》曰：“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17〕“器”是万物的工具形态，而“道”是使万物成形的终极原因或形上依据。工匠在作坊里敲敲打打，是在做一个个有具体形状的器物。但是，学习的目标不应仅止步于此，而是应当继续追求那超越于经验世界之上的永恒的、普遍性的规律。

2.为事之道。马克思曾说：“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18〕可见，学习、思考本身往往并非目的，而是要将其落实到客观的实践应用之中。对此，有学者曾提出孔子的学习观是遵循学、思、行螺旋式地上升的。〔19〕行则“为事”。那么，《论语》能教给大众哪些“为事之道”呢？主要有三点：其一，义利之辨。《论语》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20〕在此，孔子并不是让我们做一个完全不讲利益只讲道义的人。因为孔子自己也承认：“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21〕孔子深刻地看到追求利益是人的自然本能与立身之道。在为人处世时，人们往往同时秉持两条原则：道德规范与个人私利。这两条原则在一般情况下并不冲突且缺一不可。但是，有时这两条原则也会相互矛盾，只能择一。这时，君子就应该遵守道德规范、履行道德义务，放弃对利益的索取，诚如孔子所言：“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22〕其二，效率与质量的结合。很多人在做事时，常常会这样纠结，有时速度快了，效率高了，但是成果质量却不高。这时候，是选择继续提高速度，还是慢一点，先提高、改善质量呢？《论语》的回答是：“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23〕孔子以为，不要只想着追求为事的速度，也不要只盯着那一点点蝇头小利。如若不然，最后的结果可能便是事倍功半。其三，中庸之道。在《论语》中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24〕在孔子看来，做事情“过头了”与“达不到”一样不行。最好的做事状态是持守中庸，既没有“过”又没有“不及”。

3.为人之道。从本质上讲，“为学”“为事”的基础都是人的活动。如果说前者是思维活动，后者则是意志活动。但是，正如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所言：“精神一般说来就是思维，人之异于动物就因为他有思维。但是我们不能这样设想，人一方面是思维，另一方面是意志，他一个口袋装着思维，另一个口袋装着意志，因为这是一种不实在的想法。思维和意志的区别无非就是理论态度和实践态度的区别。它们不是两种官能，意志不过是特殊的思维方式，即把自己转变为定在的那种思维，作为达到定在的冲动的那种思维。”〔25〕可见，“为学”（思维活动）与“为事”（意志活动）都建立在“为人”的基础之上，甚至可以说是“人”之精神在思维与意志两个维度的客观呈现。中国文化一直对“人与禽曾之辨”有着深刻警示。人非生而为“人”，而需要在后天不断地修身养性，学以成“人”，不然便与禽兽无异。那么，《论语》能教给大众哪些“为人之道”呢？主要有三点：其一，恪守道义。《论语》记载：“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26〕孔子意指，如果有臧武仲的智慧，孟公绰对欲望的控制，卞庄子的勇敢，冉求的多才多艺，再用礼乐进行教化，这样就可以称得上“成人”了。不过，或许孔子觉得这样的要求实在太高。因此，他换了个说法：只要在见到利益时想到道义，见到危险时想到社会责任，甚至献出自己的生命，在穷困潦倒的日子里也不忘记平生所许下的诺言，这样的人便可以称得上“成人”了。不难看出，这里所有对“成人”的要求都是道德要求。孔子认为，一个真正的“成人”，不仅是自己能够修身养性、讷言敏行，做一名君子，还要自觉承担起社会责任，即“修己以安人”。〔27〕其二，心存自知之明。在生活中，我们经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难题，比如遭受他人的误解、冷落甚至批评，这个时候的我们该如何自处？是自怨自艾、怨天尤人吗？《论语》的答案是：“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28〕“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29〕孔子认为，不要总担心别人不理解自己，而是需要担心自己是否还未理解他人；不要总觉得自己不被重用，而要考虑自己是否有能力值得他人注意。如果当我们做到这些，但还是不被他人理解时，孔子便会劝慰我们：“人不知而不愠。”〔30〕换言之，即使这般，也不至于生气动怒，而应该积极地坦然面对。其三，慎重交友。朋友在人的生命历程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正如明代学者陈继儒所言：“人之精神，屈于君臣父子夫妇兄弟，而伸于朋友。”〔31〕孔子弟子曾子也说：“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32〕换言之，个体要通过朋友的责善以提高自我道德修养，以臻完善境界。何为责善？那就是“忠告而善道之”，〔33〕即朋友间应该用正确的道理来相互忠告劝诫。由此可见，选择朋友不是任意而为，而要擦亮眼睛选择良友。何为良友？何为损友？孔子说：“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34〕良友是正直、诚信、博学多闻的朋友。反之，损友是谄媚逢迎、表里不一、巧言令色的朋友。

综上所述，《论语》能够教给社会大众的为学、为事、为人之道当然不啻笔者以上所列举的九点。在此，本文只是择取其中的重点提纲挈领地呈现，目的是论证《论语》对于“学院”之外的社会大众是有实际用处的，能够服务于社会大众的生产生活。

三、社会大众学习《论语》的应有态度

总的来说，当前社会大众在学习《论语》的过程中主要有如下两点疑惑：

其一，形式上觉得《论语》只有说教，缺乏论证。其实，这不仅是《论语》的“缺点”，大部分国学经典都有这样的“缺点”。诚如张岱年先生所言：“中国思想家认为经验上的贯通与实践上的契合，就是真的证明。能解释生活经验，并在实践上使人得到一种受用，便已足够；而不必更作文字上细微的推敲。”〔35〕在“学以致用”的中国传统文化氛围中，西方形式逻辑的论证并不适合中国经典。反之，以《论语》为代表的中国经典则更适合情理主义的解释，即符合人伦的内在逻辑与情感的相互通达。

其二，内容上觉得《论语》的部分观点有所偏颇。如对女性有歧视，因为孔子曾说：“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36〕或者，觉得孔子总是站在贵族的角度说事情，对老百姓缺乏重视，因为孔子曾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37〕不仅如此，对于想要学习种植五谷蔬菜（古代老百姓所为之事）的弟子樊迟，孔子也是毫不客气，直接斥责：“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38〕对于上述问题，学术界依然存有训诂或解义的争议，在此讨论并非本文用意。

本文以为，社会大众在学习《论语》时一定不能忘记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的序言中所讲的四条原则：“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备具上列诸条件者比数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39〕钱先生的话似乎有千钧之力，我们这些后辈需时时谨记于心。坦诚地讲，若我们设身处地地基于春秋末期的时代背景，站在孔子这样一个没落贵族的角度，或许我们会和孔子持相似的看法。因此，社会大众在学习《论语》时，无须在个别争议性问题上钻牛角尖，否则便会有因小失大之嫌。

总而言之，当代中国社会大众无须盲目崇拜或神化《论语》。《论语》毕竟诞生于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转型的春秋战国时期，因此，它不可避免地带有不合时宜的等级观念。此外，国学是“一国之学”，它虽以儒学为主干，但其余组成部分如道家、佛家也闪烁着夺目的智慧光芒，甚至严格意义上说，儒释道共同建构了中国人独特的精神图景与人格结构，共同影响着中国人的“用生”“用世”，给予中国人的安身立命以文化支持。反之，大众也不应该对以《论语》为代表的国学经典避而远之，毕竟这些被历史“大浪淘沙”后留下的经典是先贤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一言以蔽之，我们既需要理性而冷静地对待《论语》，取其精华，又需要常怀必要的“温情与敬意”。这既是利于自身的有益之事，又是我们这代人责无旁贷的文化重任。

四、社会大众传播《论语》的文化责任

对于《论语》这样的国学经典，我们不仅需要自我学习，更需要加以传播，扩大其影响，以更好地发挥其价值。近些年，在“国学热”的社会浪潮下，在各类媒体平台上涌现了一大批宣传《论语》及孔子思想的节目，如2011年腾讯微讲堂推出的《李山说孔子》、2018年喜马拉雅平台推出的《复旦名师傅杰的〈论语〉课》，等等。结果显示，这些节目均获得了良好的社会反馈与宣传效应。当然，除了上述由知名学者所录制的节目以外，还有不少国学爱好者也利用各类自媒体如微信公众号、新浪微博、知乎等进行《论语》的讲解与传播。时代的发展、技术的革新使得《论语》的传播愈加方便，网络打破了“纸读”的局限性，使得“指读”愈加广泛。大众可以充分利用碎片化时间学习《论语》或者收听收看各类介绍《论语》的节目。这当然是信息时代所带来的利好现象。但是，我们也需要“未雨绸缪”，警示其中的问题并加以认真检讨。本文以为，社会大众在传播《论语》的过程中需要履行三点文化责任。

首先，以准确解读文本为基础。如今，有些文章、节目为了吸引读者或观众，故意制造噱头，内容荒诞无稽，将经典过分地“故事化”“娱乐化”甚至“媚俗化”“恶搞”，或者故弄玄虚，将原本通俗易懂的句子解释得佶屈聱牙、不知所云。本文以为，传播者在解读《论语》时应当充分尊重文本，在准确释读的前提下，再去追求语言的通俗、故事的有趣以及境界的高远，切勿因小失大、舍本逐末。正如余英时先生所言：“无论想给《论语》一个什么样的现代性的解释，第一步首先要把原来的文句讲清楚，对于《论语》，可以同意，也可以不同意，还可以与它争辩，但是前提是把原来的意思搞清楚，不能完全做到，但要尽量地接近。”〔40〕当然，德国现代哲学家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启示我们，对《论语》的解读必定是因人而异、见仁见智的。正如对于不少语句的理解，学界至今仍聚讼不断，新解频出。这是非常合理的学术现象，也为学术发展创造了必要空间。但是，在面向大众进行《论语》解读时，传播者需尽可能选择主流的、权威的，被大多数学者所普遍接受的解释，尽量不要“铤而走险”“剑走偏锋”，否则一不留心就会贻笑大方，也是对受众的不负责任。

其次，以联系社会现实为路径。经典之为经典，绝不会是“死”了的，而是依然“活”着的。换言之，《论语》依然是“现在时”，也会是“未来时”，而不是“过去时”。因此，传播者需要努力将《论语》中的精粹如上述为学、为事、为人之道应用到当下的现实生活之中，联系现实生活中的实例，这样才能帮助社会大众认识《论语》的价值与意义，从而激发对《论语》的学习热情。当然，传播者也不能纯粹为了抓住受众“眼球”，引起受众兴趣，就对《论语》随意曲解、生搬硬套，那便有轻薄古人之嫌了。

最后，以培养崇高人生境界为旨归。《论语》这样的国学经典不应仅视作生活的“工具书”，传播者还需要站在“高起点”，秉持“高目标”。学习《论语》应当以培养高尚的道德修养、崇高的人生境界为旨归。诚如北宋理学家程颐所言：“如读《论语》，旧时未读是这个人，及读了后又只是这个人，便是不曾读也。”〔41〕什么才是真正地读过《论语》？那便是将《论语》智慧浸润到生活、生命之中，培养自己的德性，扩充自己的视野，提升自己的格局，丰盈自己的精神，以此达到生命境界的整体提升。

综上所述，在“国学热”的当下，我们在面对如《论语》这般的国学经典时需要秉持必要的学习意识与责任意识。一方面，理性地面对国学经典，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另一方面，伦理地传播国学经典，常怀必要的责任意识。当然，我们所应当秉持的不仅是学习与传播的责任，更是传承的责任，即传承国学经典、继承传统文化、接续文化火种，肩负中华文明繁衍之重担。正如北宋学者张载所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42〕显然，这对于我们这个民族的现在及未来都意义非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