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佳豪

自启蒙运动叩开理性世界大门，高举理性至上的旗帜以来，理性精神在西方的经济文化中始终处于崇高的地位，并通过促进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快速增长而得以自我强化。可以说，理性化是西方资本世界的内在文化气质，也是编织资本主义社会秩序之网、消解前现代性规则体系的深层逻辑。然而，社会理性化在现代资本主义产生与发展的漫长进程中发挥革命性塑造作用的同时，也为现代世界带来了诸多难以避免的弊病与危机，产生了许多非理性的后果。虽然社会理性化在各个领域以不同形式或经由多个载体继续扩张，但“理性化的非理性后果”俨然已是一个亟待破解的现代性悖论。西方社会学是现代化的产物，以现代性的议题为生命线，因此，对现代性下的社会理性化悖论进行探讨，也可作为从侧面觇见西方社会学理论演进的一条脉络。

一、社会理性化的悖论

何谓社会理性化的悖论？借用社会学家瑞泽尔的理论棱镜来讲，社会理性化的悖论就是指涉一系列“合理性中的不合理性”问题。〔1〕这些问题源自理性化的二律背反，即主客二元对立、缜密的计算等原则成为人与社会用以追寻发展进步、社会再生产的技术逻辑时，在其推动下带来诸多领域增长与发展的同时（如社会财富的增长、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科学技术的进步等），却也招致了一系列“反身性”的危机后果（如生态危机、个性与生活意义的丧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