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冬贺

（首都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100048）

谈到朱熹读书法，以往的研究或是仅停留在读书理论层面，没有看到朱熹读书方法与经典诠释的关联①此类成果最多，如郑春汛：《〈朱子读书法〉学术价值新探》，载《兰州学刊》，2007年第4期；邓庆平、王小珍：《论朱子读书观》，载《黑龙江社会科学》，2018年第3期；杨天宏：《读书六法：朱熹读书方法演绎》，载《重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另有大量侧重中学语文阅读的成果，兹不枚举。；或是从诠释学角度解读，重在构建朱熹阐释学体系，但未将读书法与其诠释实践活动相结合②如潘德荣：《经典与诠释——论朱熹的诠释思想》，载《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李春青：《朱熹与中国经典阐释学》，载《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即使有注意到朱熹经典诠释的作品研究，亦只强调其实践与理论相一致的部分，未能对朱熹读书理论及诠释思想作以整体的观照③如尉利工《朱子经典诠释思想研究》一书第五章“朱子经典诠释的个案研究”考察了朱熹《易》《春秋》《诗经》《尚书》《礼》等诠释思想，参见尉利工：《朱子经典诠释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40—195页。。因此有必要全面考察朱熹读书法，厘清朱熹读书法的基本意涵、学术价值及其内在理路，再结合相关读书实践，观察朱熹是否遵从其读书方法阅读经典。进而思考：朱熹读书法蕴含了怎样的诠释思想？朱熹读书法以怎样的路径进入其理学思想体系？现代学术视野下对其应如何评价？如欲解决这些问题，还需要从朱熹读书法本身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