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齐

（武汉工程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430205）

美国学者海尔布隆纳指出，马克思“发现了隐藏在历史表象之下的、之前未被发现的深层次现实，首要的是，他发现了我们称之为‘资本主义’的这一历史阶段背后的现实”[1](p2)。资本主义创造了数量巨大的私有财产，但也形成了迄今为止人类社会最为尖锐的对立，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马克思揭示了私有财产的本质，并对各种假共产主义学说作出了富有见地的批判，阐发了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质。

一、扬弃私有财产的共产主义运动

在资本主义社会，作为异化劳动产物的私有财产在体现人的本质力量的同时导致人的异化。在马克思看来，私有财产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已经存在，但资本主义社会以前存在的私有财产在一定程度上是与人统一的，并没有完全脱离人。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人的劳动以异化的形式体现出来，而异化劳动创造的私有财产与人形成紧张的对立关系。马克思在对象性活动本质力量的基础上诠释共产主义运动。虽然马克思这一思想仍带有费尔巴哈的抽象人本主义痕迹，但这为他后来揭示资本的困局作出了先行铺垫。

（一）私有财产的本质

在马克思看来，私有财产“一方面是外化劳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劳动借以外化的手段，是这一外化的实现”[2](p166)。在这里，马克思为我们理解私有财产提供了切入点。很显然，私有财产作为人的外化劳动的产物而成为客观的实物性的存在，这是包括国民经济学家都承认的事实。但问题在于，国民经济学家是在私有财产和人的劳动相分离的前提下理解私有财产的，他们不理解私有财产体现的是人的主体力量。

马克思指出，私有财产作为外化劳动的产物，是确证劳动之现实性的实物性存在。马克思认为，私有财产和人的劳动之间具有密切的关系，并力图说明私有财产和人并非是分离的关系，而是内在统一的对象性关系。或者说，私有财产体现的就是人的主体力量。依照马克思的见解，“我们把私有财产的起源问题变为外化劳动对人类发展进程的关系问题，就已经为解决这一任务得到了许多东西”[2](p168)。国民经济学家只是在人之外的对象形式上来理解这种关系，从而“把私有财产在现实中所经历的物质过程，放进一般的、抽象的公式，然后把这些公式当作规律”[2](p155)。也就是说，国民经济学家局限于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不懂得私有财产和人的劳动之间的内在联系，所以他们无法说明私有财产的起源，也无法理解私有财产和人的劳动的真实关系。马克思认为，与其说私有财产是劳动的根据和原因，不如说私有财产是劳动的产物，就像神不是人类理智迷误的原因，而是人类理智迷误的结果。马克思指出，“因为人们谈到私有财产时，总以为是涉及人之外的东西。而人们谈到劳动时，则认为是直接关系到人本身”[2](p168)。马克思对私有财产和人的劳动关系的这种描述，提示要从私有财产和人的劳动统一方面理解私有财产。

（二）对“粗陋的和无思想的共产主义”的批判

基于对作为人的劳动产物的私有财产的理解，马克思对“粗陋的和无思想的共产主义”进行了批判，认为这种共产主义学说犯的错误在于仅仅在私有财产的外部以“普遍的私有财产”来解决人的异化。这种共产主义天真地认为，只要把私有财产公共化为普遍的私有财产，以及在不改变现有资本和劳动对立的前提下，就能够实现对人的异化的克服，这是“以一种动物的形式表现出来的”[2](p183)共产主义，不过是“从想象的最低限度出发的平均主义”[2](p184)。这种形式的共产主义所能达到的成就，就是把具有特殊性的私有财产以强制的方法转变为具有普遍性的私有财产，即将富人的私有财产平均化，分给每一个工人。但这种把私有财产平均化的做法不能对共产主义运动提供一丁点儿的帮助，反而会导致对“整个文化和文明的世界的抽象否定”[2](p184)。这种形式的共产主义不可能明白私有财产对于克服人的异化的重要作用，即不懂得私有财产作为人在自己的劳动中所创造的整个文化和文明，是确证人的本质力量的客观存在，更不懂得私有财产和人的关系在本质上并不是分离的和外在的形式关系，而是对象性的关系。

（三）对“民主的或专制的”共产主义的批判

与此同时，马克思又对“民主的或专制的”共产主义作出了批判，认为这种共产主义看到了私有财产对人来说具有否定性的一面，也看到了私有财产具有统治人的力量。因而这种共产主义试图通过政治手段，要么以国家的力量重新缝合私有财产和人的分离（如巴贝夫主义者、魏特琳主义者等希望以专制国家的形式实现共产主义），要么以废除国家的办法来实现共产主义（如德萨米、盖伊和蒲鲁东等无政府主义者试图在废除国家的基础上实现财产的公有）。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没有对“民主的或专制的”共产主义作出详细的说明，但马克思指出，这种形式的共产主义和“粗陋的和无思想的共产主义”并无不同，因为这种形式的共产主义“还没有理解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本质，也还不了解需要所具有的人的本性，所以它还受私有财产的束缚和感染”[2](p185)。这种共产主义在简单地否定私有财产后便止步不前了，而且对私有财产运动的规律缺乏认识。在马克思看来，私有财产和人的劳动的分离以及私有财产对人的统治是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客观情况，但我们不能止步于这一客观情况，而是要进入私有财产的内部，把私有财产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感性存在，作为人的劳动所创造出来的整个文化和文明来理解。

（四）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质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初步阐释了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规定，即“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同一条道路”[2](p182)。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需要正确地理解私有财产对克服人的异化所具有的重要作用，以及正确地理解如何在积极扬弃私有财产的基础上实现共产主义。在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运动绝不是在私有财产的外部发生的，而是在私有财产运动的内在矛盾中形成的。私有财产运动的内在矛盾表现为私有财产的不断积累和人的异化处境不断加深的悖论。如要消除这个悖论，需要在积极占有私有财产的基础上开启扬弃自我异化的运动。

在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复归，是自觉实现并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实现的复归”[2](p185)。这是马克思在考察私有财产的本质之后所揭示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内涵，也是马克思批判性地脱离“粗陋的和无思想的共产主义”和“民主的或专制的共产主义”的分界线。可以看出，马克思借用黑格尔的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阐释了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逻辑，说明共产主义运动并不是基于某种理想来消灭私有财产的抽象化活动，而是基于私有财产内部矛盾生成的扬弃私有财产的现实运动。

马克思将私有财产看作人的本质力量，指出对私有财产的扬弃根本不可能以外在的方式实现，恰恰相反，对私有财产的扬弃是人在真正占有私有财产的基础上进行的展现其本质力量的现实运动。这即是说，如果我们理解了作为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的劳动，也就理解了作为人的对象性活动的本质力量的私有财产的合理性。因此，在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运动根本不是在形式上废除私有财产的矛盾以及建构平等的社会——提高工资和平等分配恰恰维护的是私有财产——而是“为真正自由的、理性的、积极向上的和独立的人创造条件”[3](p71-72)。所以，共产主义运动所要实现的“人类解放”的历史目标必须抛弃以往空想论的缺陷，从而在“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中完成扬弃私有财产的任务。

如果说这一任务至今还没有开始，那么重要的事情在于我们还没有从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上来理解共产主义运动的根本要求。这里的关键在于，我们要深刻理解马克思所言的这句话，即“资本发现并促使人的劳动代替死的物而成为财富的源泉”[2](p176)。马克思通过对扬弃私有财产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析，认识到主导私有财产的根本力量是资本。所以，私有财产的运动体现出资本对劳动的支配权力，这种支配权力促使资本不断获得增殖，但资本将会面临自身不能解决的四个界限，陷入困局。这就进一步证明了扬弃私有财产的共产主义运动是人类解放的必由之路。

二、资本的四个界限及其困局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更迭，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的表现，资本主义必然被更高一级的社会形态即共产主义代替。按照马克思对资本的批判分析，资本的四个界限是导致资本主义必然走向灭亡的原因。资本主义无法消除资本的四个界限，因为这是资本与生俱来的。

（一）资本的四个界限

深入来讲，国民经济学家无法揭示私有财产的本质，实质在于国民经济学家不可能从以私有制为基础的雇佣劳动关系出发理解私有财产和劳动的关系，即未能将劳动力看作商品这一资本形成的根本条件。劳动力成为商品是私有财产资本化的标志，或者说，是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关系形成的基石。“资本家换来劳动本身，这种劳动是创造价值的活动，是生产劳动；也就是说，资本家换来这样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使资本得以保存和倍增，从而变成了资本的生产力和再生产力，一种属于资本本身的力。”[4](p232)如此一来，劳动以劳动力商品的形式表现出来，私有财产和劳动的关系随即转变为资本和劳动的关系。同时，劳动力“是生产财富的一般力量，是增加财富的活动”[4](p266)，资本自身增殖的实现完全取决于人的劳动力能够创造出比自身更大的价值，作为特殊商品的劳动力成为资本增殖的核心因素。由此可见，资本和劳动之间尖锐对立的原因昭然若揭：“劳动对于资本来说是使用价值，对于工人来说只是交换价值；是现有的交换价值。劳动作为交换价值，是在同资本的交换行为中，通过自身的出卖以换得货币而实现的。”[4](p265)也就是说，劳动在资本的统治下转变为劳动力商品，一旦人的劳动力成为可以自由买卖的特殊商品并进入生产关系之中，那么劳动的价值便会被劳动力商品的价值所替换，私有财产和劳动的对立转为资本和劳动的对立。

马克思想要表明，资本和劳动的对立将会在资本增殖的过程中形成资本瓦解的因素。确切地讲，资本作为以私有制为基础的雇佣劳动关系，内在地具有不能跨越的界限，对资本而言这个界限是与生俱来、不可超越的，并且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而越发明朗化。马克思指出：“（1）必要劳动是活劳动能力的交换价值的界限；（2）剩余价值是剩余劳动和生产力发展的界限；（3）货币是生产的界限；（4）使用价值的生产受交换价值的限制。”[4](p397)其中，第一个界限指明了工人的工资被资本家无限降低与资本家无法购买到劳动力商品之间的矛盾；第二界限指明了资产阶级无限制地提高生产力的趋势与工人不能满足资产阶级对必要劳动时间的无限制缩短之间的矛盾；第三个界限指明了资产阶级需要更多的货币投入生产以获取剩余价值与商品在市场中不能被顺利消费并转换为货币之间的矛盾；最后一个界限指明了商品的使用价值的生产与商品无法在市场中进行交换之间的矛盾。可以看出，马克思所揭示出的资本的四个界限，成为资本必将被终结的原因。就此而言，我们可以把资本的四个界限概括为一句话，即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雇佣劳动关系与生产社会化之间的矛盾。这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导致的必然结果，是资本无法克服的困境，亦是资本主义最终会走向瓦解的有力证明。

（二）资本的困局

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的四个界限及资本主义瓦解的必然性，在当今资本主义依然还在发展的情况下似乎显得言之过早，实际上并非如此。就马克思对资本的解析来说，资本代表的是资本主义社会历史阶段的生产关系，即雇佣劳动生产关系，资本若要超越自身的界限而继续存在，必然要在劳动这一关键点上做文章。只有劳动、活劳动才能够创造出维持资本增殖所需要的剩余价值，也就是说，只有在勤劳的劳动者创造出来的商品在市场中顺利进行交换的情况下，资本才不会走向完结。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反映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不可能持续顺利进行，而这必然导致资本无法持续获得剩余价值，从而使资本无法增殖，走向瓦解。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这种普遍的勤劳，由于资本的无止境的致富欲望及其唯一能实现这种欲望的条件不断地驱使劳动生产力向前发展，而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一方面整个社会只需要用较少的劳动时间就能占有并保持普遍财富，另一方面劳动的社会将科学地对待自己的不断发展的再生产过程，对待自己的越来越丰富的再生产过程，从而，人不再从事那种可以让物来替人从事的劳动，——一旦到了那样的时候，资本的历史使命就完成了。”[4](p286)很显然，在这里马克思说出了资本走向瓦解的缘由。更为重要的是，资本的瓦解时刻的到来，还取决于被资本统治的无产阶级在何时能够以真正的人的劳动作为自身解放的基础，并在这一基础上以人的劳动而不是以物作为自身的第一需要。在这样的条件下，资本才完成它的历史使命。

但是，当今资本主义没有灭亡，并不意味着马克思的思想已经失去效力，而在于当今资产阶级通过一系列政策和制度或多或少地缓解了资本和劳动的紧张关系。但资本的四个界限内在于资本之中，是不以资产阶级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虽然当今资产阶级通过不同措施缓和甚至掩盖了资本和劳动的对立，但资产阶级根本不可能取消资本的四个界限。毋宁说，当今资本主义不断发生的信用危机、信贷危机、经济增长乏力、失业率不断攀升等情况，均足以说明资产阶级在解决自身固有矛盾上表现出来的无能为力，显示出资本主义必将被更高一级的共产主义所代替的历史必然性。马克思指出：“资本作为孜孜不倦地追求财富的一般形式的欲望，驱使劳动超过自己自然需要的界限，来为发展丰富的个性创造出物质要素，这种个性无论在生产上和消费上都是全面的，因而个性的劳动也不再表现为劳动，而表现为活动本身的充分发展，而在这种发展状况下，直接形式的自然必然性消失了；这是因为一种历史地形成的需要代替了自然的需要。”[4](p286)资本在壮大自己的同时，无形中创造了否定自己的革命因素——无产阶级。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无意中造成而又无力抵抗的工业进步，使工人通过结社而达到的革命联合代替了他们由于竞争而造成的分散状态。于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5](p43)资本无限增殖的本性与否定自己的力量（无产阶级）一同形成，而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恰恰是解决资本和劳动对立的有效途径，也是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到来的充分必要条件。

就此来说，马克思把无产阶级视为否定资本的革命因素，无产阶级将会在真正占有私有财产的基础上获得解放，因为这是“通过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来表现的，这并不是因为这里涉及的仅仅是工人的解放，而是因为工人的解放还包含普遍的人的解放”[2](p167)。这种解放不仅凸显了作为扬弃私有财产的共产主义运动的主体力量的无产阶级，而且将会立足劳动原则开启文明时代的真实生活。

三、立足劳动原则对文明时代的重构

总体而言，现代文明依然在资本权力的控制下发展。就西方社会还能继续获得的发展空间来说，西方社会逐步显现出动力不足的征兆，在经济社会各个方面产生了诸多矛盾。但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致力于“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5](p36)，推行以资本为生活和组织原则的现代文明。以资本为生活和组织原则的现代文明迎合了诸多国家的口味，但资本主义的危机无可争辩地检验了资本社会的文明底色，暴露了现代文明不能被容忍的时代错误——人的对象性本质力量仅仅作为物的东西与人相分离。西方社会的自由恰恰以牺牲人的活劳动为代价，这是一场闹剧。

结束资本作为生活原则的抽象统治是关乎于人类文明的重构。恩格斯曾指出：“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现代全部社会体系所依以旋转的轴心。”[6](p263)虽然当代生活花样翻新、扑朔迷离，但并不是一盘散沙、了无头绪，当代社会始终没有也不可能游离于经济发展这条主干道。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贯穿于当代生活的一条主线，是当代社会生活的内在构成元素。同时，以资本为原则导向的现代文明所培育的“人的独立性”，实质上是“以物为本”，需要转向以劳动为原则导向的“以人为本”的社会生活。这是因为，劳动作为人的“生命活动”，构成了人的本质以及人的现实存在。以劳动原则为导向的社会生活意味着人类生活性质的彻底改变。

以劳动原则重构文明时代的真实生活，必然以释放人的对象性活动的本质力量为根本要求，从而展现马克思所言的“在批判旧世界中创造新世界”的实践活力，并在扬弃私有财产的共产主义运动中，让劳动真正成为人的第一需要，实现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跃进。以资本为轴心形成的体现出“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4](p107)的第二大社会形式，不可能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完成。相反，这种社会形式为更高级的体现着“自由个性”的社会形式的形成创造了全面的条件，这是“非批判的实证主义”和“非批判的唯心主义”无法理解的。当然，基于劳动原则筹划变革旧世界的共产主义解放道路，是在马克思区分异化劳动和感性活动后阐发的。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以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来标识这两者。这个区分必然使马克思超越国民经济学家关于私有财产和劳动的关系的肤浅认识，同时超越黑格尔对劳动的抽象理解。值得指出的是，立足劳动原则文明时代的重构将会形成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批判和国民经济学批判的双重演奏。

第一，黑格尔构建了近代人类历史上最为完善的意识形态大厦，但这座大厦却因以抽象的精神劳动为基础而显示出极度的脆弱。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借用费尔巴哈的“感性”武器批判了黑格尔的思辨逻辑体系，拯救了被黑格尔窒息的劳动。黑格尔的伟大之处在于，他认识到了“劳动的积极方面”，即创造对象世界；黑格尔的渺小之处在于，他将劳动归结为人的“抽象的精神的劳动”[2](p205)，而抽象的精神劳动必然局限于对象世界的形式，无法深入对象世界的本质。其结果是，黑格尔的“劳动辩证法”根本不可能具有现实的否定性和批判性力量。黑格尔试图以精神劳动的方式完成自身的外化和对外化的扬弃，但这仅仅是在精神的劳动、劳动的精神的内部实现的，不可能接触到真实的客观世界。所以，黑格尔努力解决市民社会中的利益纷争的思考，以“思想上的私有财产在道德的思想中进行自我扬弃”[2](p215)的方式结束。但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这种思想上的扬弃，在现实中没有触动自己的对象，却以为实际上克服了自己的对象”[2](p216)，同时，这种解决方式“被思维看做思维本身的即自我意识的、抽象的自我确证”[2](p216)。所以，本来应该具有革命性和现实性的劳动辩证法，失去了批判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力量。

对马克思来说，公布黑格尔“劳动辩证法”的虚假的可能性，也就意味着黑格尔无法知晓人的对象性活动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这即是说，客观世界作为人的对象性存在，本质上是人所需要的对象，而且“是表现和确证他的本质力量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的对象”[2](p209)。人与对象的真实关系是：对象体现的是人的本质力量，反言之，人的本质力量必然在对象中展现出来。人的本质力量通过对象的不断形成而体现出来，意味着对象是以人的对象性活动（感性活动）为基础创造出来的，“它是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因此这些本质力量的活动必定是对象性的活动”[2](p209)。这是在存在论高度以劳动原则洞察意识形态的根本要求。从人的对象性活动这一存在论基础出发，作为人与对象世界本质关联的对象性活动，才能使意识、思想和观念回归其原始的出生地，扎根在人的对象性活动中，成为真正的属人的“感性意识”。

第二，立足劳动原则重构文明时代必然会识破国民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假象，揭露国民经济学作为“非批判的实证主义”的抽象，从而识破资本抽象统治的秘密，指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方向。马克思指出，“资本是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力”[2](p130)。资本主导下的文明时代将本应由人来支配的劳动及其产品交由资本来支配。虽说国民经济学家看到了这个错误，但并没有能力更正这个错误。国民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性质导致国民经济学家依然局限在“非批判的实证主义”的框架内。马克思提问道：“主张细小改革的人不是希望提高工资并以此来改善工人阶级的状况，就是（像蒲鲁东那样）把工资的平等看做社会革命的目标，他们究竟犯了什么错误？”[2](p124)非常明显，国民经济学家犯的错误在于，他们不要改变资本社会的现状，而是要以提高工资和平等分配来消除资本主义社会工人的“非人化”生活境况。因为国民经济学家眼中的劳动是抽象劳动（异化劳动），而不是人的对象性活动，或曰感性活动。在马克思看来，国民经济学家识别出了资本主义社会工人的不公平地位，但国民经济学家并没有识别出工人不公平地位产生的原因。实际上，国民经济学家把“私有财产在现实中所经历的物质过程，放进一般的、抽象的公式，然后把这些公式当做规律”[2](p155)，根本不关心工人的异化处境。亚当·斯密是这一做法的完成者，蒲鲁东是这一做法的捍卫者。从这一点来看，国民经济学家受到黑格尔的影响颇深。

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以人的对象性活动体现出来，国民经济学语境中的劳动并非人的对象性活动，而是异化劳动。国民经济学家无法获知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只局限在异化劳动层面探讨资本主义社会的优点与缺陷。这导致他们根本不懂得资本主导的文明时代的不文明状况从根本上产生于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关系。与此相反，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抽象精神劳动的批判，真实展现了被囚禁在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关系中的人的对象性活动，指出私有财产与人的对象性活动的本源同根性，释放出以劳动原则克服资本抽象统治的现实性力量，使“人的本质力量得到新的证明，人的本质得到新的充实”[2](p223)。

在资本和劳动对立的文明时代，问题的关键不是在形式上解决资本和劳动的对立，而是探索如何从劳动入手解答历史之谜，以及如何使劳动回到使人获得真正解放的共产主义道路上。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是被扬弃了的私有财产的积极表现”[2](p183)，这即是说，理解了作为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的劳动，也就理解了私有财产作为人的对象性活动的本质力量而存在的合理性。从这一思路出发，马克思把扬弃私有财产的共产主义运动归结为以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活动对资本主义旧世界进行不断的变革，祛除资本这个“自动的物神”（马克思语），改变人的思想中的“超感觉物性思维”，从而为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扫清障碍。

因此，基于劳动原则重构现代文明时代的真实生活，意味着在批判资本主义“旧世界”的过程中不断形成的共产主义“新世界”，意味着社会生活性质的根本变革，预示着人类新的文明类型的开启。以劳动为原则导向的社会生活，弘扬“以人为本”，新型文明构成要素和力量由此形成，人类将迎来崭新的生活图景。如果现代世界已然发生的“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标识了劳动在资本统治中的觉醒和突围，那么依照劳动原则组织社会生活，毋庸置疑要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以“人的解放”为标准克服现代性的缺陷，走出资本的困局，创造美好生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正在对此作出可贵的探索，并以其举世瞩目的成就展示了远大的发展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