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道炫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北京 100871)

社会调查兴盛于近代中国，并受到中国共产党的高度关注，成为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传统的形成，同李大钊关系至大。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李大钊凭着对社会改造的关怀及学者的训练，已经对社会调查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他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改造要求和实践传统，自觉地通过社会调查了解中国实际。李大钊的改造社会要求使他能够很快接纳近代兴起的社会调查，而社会调查的结果又导致他更加坚定自己的社会改造立场，加速了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

一、人力车夫和自杀者

近代中国的社会调查肇始于晚清，据统计，《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中计有调查消息和案例1489个，其中中国人自己做的国内调查有957个(1)参见李章鹏：《清末中国现代社会调查肇兴刍论》，《清史研究》2006年第2期。。当然，这时候的调查多数都比较粗浅，比如《浙江潮》1903年刊登的《处州青田县调查稿》，涉及青田县的官场、书院义塾、学生、历史人物、田产交易、土产、风俗、烟馆、妓院等，均只有寥寥数语(2)《处州青田县调查稿》，《浙江潮》1903年第6期。。较具学术自觉的调查一般认为是1914—1915年北京社会实进会做的《洋车夫生活状况的调查》。该调查得到美国传教士约翰·步济时的帮助，共调查了302个洋车夫的生活情况。此后，社会调查在中国广泛开展，成为20世纪中国一个经久不衰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