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泽环

近年来，在我国的伦理学研究中，许多学者日益基于“文明”即“大文化”的视角探讨道德建设和伦理学的基础理论问题。例如，李建华等认为，由于在“整体文化”（大文化）的物态、制度、行为、心态四个文化层中，心态文化层（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态）是其核心部分，因此“就道德文化理念在文化结构中的地位而言，如果从人类文化的宏观角度看，道德文化理念在各民族文化中都居于纲常性地位，它是民族文化精神的核心要素，是国民的精神支柱，也是社会共同理想信念的核心要素”；王泽应等的《中华民族道德生活简史》更是自觉地以“再造中华伦理文明”为抱负。但是，对于人们从“文明”即“大文化”视角面对现实道德生活和从事伦理学研究来说，振聋发聩的启示则来自《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第一句话:“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孕育了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品格，培育了中国人民的崇高价值追求。”那么，为什么道德建设和伦理学研究的“文明”即“大文化”视角现在变得如此重要呢？为澄清这一问题，显然有必要分析“文明”即“大文化”的定义，并探讨这一视角的社会背景、思想意义和落实措施。有鉴于此，本文拟基于当代中国学术界关于“中华文明”的研究成果，从三个方面对道德建设和伦理学研究的“文明”即“大文化”视角问题，作一初步探讨。

一、文明指特定文化精神传统的大社会共同体

范正宇认为，文明与广义文化同义，广义文化即“大文化”，包括物质文化、精神文化、行为文化或物态文化、制度文化、心态文化，而区别于主要指“精神文化”的狭义文化或小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