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东景，孙兆旭

（青岛大学 经济学院，山东 青岛 266061）

新常态下如何实现新旧动能转换，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提高经济发展质量，是党和国家全面深化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其中，产业结构优化是实现经济发展动力转换的重要一环。近年来，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力度不断加大，产业结构优化程度也在不断提高。2018年，我国三次产业产值比例达到7.2∶40.7∶52.2，但产业内部结构仍然存在诸多问题，比如农产品深加工体系发展滞后、工业产品附加值较低、服务业发展质量较低等。因此，作为促进产业结构优化的重要途径，新型城镇化和金融发展受到高度重视。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城市功能更加完备，有助于搭建新兴产业发展平台，促进产业合理布局以及产业结构优化［1］。金融发展主要通过两个途径影响产业结构优化：一是通过银行信贷等融资方式在不同产业间进行资金的合理配置，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二是通过完善金融管理体系，合理筛选技术创新项目，合理分配金融资源，开展技术创新投资，促进产业结构高度化［2-3］。新型城镇化与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优化的促进效应能否有效发挥，关乎国民经济能否健康稳定发展。因此，就新型城镇化和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优化产生的影响开展相关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一、文献综述

（一）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优化的关系研究

国外学者对城市化与产业结构优化关系的研究，最早源于对城市化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Henderson研究发现，城市化发展能够有效促进经济增长，当城市化发展到最优程度时，其促进效应最强，且城市化最优程度因国家发展水平不同而存在差异［4］。Tripathi等在描述印度Punjab省城市化趋势和模式基础上，通过实证分析得出城市化与经济增长存在正相关关系［5］。随着相关研究的发展，城市化与产业结构优化关系研究逐渐受到国外学者的关注。Kolko认为城市化是通过促进服务业及相关产业的发展，使第三产业比重上升，达到产业结构优化的目的［6］。Farhana研究发现，发展中国家城市化水平提高有助于深化产业分工，促进产业结构高度化，而城市化发展过程中的污染问题则成为产业结构优化的阻碍因素［7］。Murakami对比分析二战后日本各地区经济增长时期和经济停滞时期的城市化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发现在两个时期城市化均促进了产业结构优化［8］。

在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新型城镇化概念之后，国内学者就以新型城镇化内涵为起点开展研究，并取得较多成果。仇保兴认为相对于传统城镇化，新型城镇化的突破主要表现在“城乡互补协调、低能耗、质量提高、低环境冲击、集约式机动化、社会和谐”六个方面［9］。张占斌认为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是建设经济强国的必由之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理性选择，有利于传统城镇化自身问题的解决［10］。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受到国内学者的关注。例如，蓝庆新等分析了新型城镇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认为无论从全国样本还是东中西区域样本来看，新型城镇化对产业结构升级均存在不同程度的促进效应［11］；毛丽芹等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的结果显示，天津市新型城镇化进程是产业结构优化的原因，而天津市产业结构优化不是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原因［12］；廖霄梅认为我国新型城镇化和产业结构优化二者之间未呈现良好的相互促进作用［13］。

（二）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优化的关系研究

Goldsmith在1969年提出金融发展概念之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逐渐引起研究者的关注。Ghirmay、Bongini等分别运用VAR模型和GMM模型对世界多个国家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估计结果表明，金融发展能够有效促进经济增长［14-15］。Wurgler分析了65个国家的制造业增加值与金融部门投融资状况，表明金融市场发达的国家，在产业间的资金配置更为合理，对产业结构优化的促进作用也更强［16］。Darin等认为在新兴产业与衰退产业交替过程中，银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能够促进新兴产业发展，加快衰退产业退出市场，推进产业结构优化进程［17］。Pradhan等研究亚洲国家金融发展对通信产业的影响发现，金融发展能有效改善通信产业的融资环境，提升通信产业发展水平，促进产业结构优化［18］。

国内关于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优化关系的文献多侧重于研究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优化产生的影响，在具体研究中因研究目的和实证结构的不同而对金融发展维度的选择有所差异。王立国、熊兴等选择金融规模、金融效率和金融结构三个方面衡量金融发展［19-20］；葛鹏飞等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金融深化维度［21］；王春丽、李雯等则从金融规模和金融效率两个维度分析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22-23］。研究者除了利用省际面板数据多维度分析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也利用时间序列数据对单个省份或城市的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优化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例如，郭将、甘星等分别以上海市和深圳市的时间序列数据为研究对象，利用协整理论进行估计的结果表明，上海市和深圳市的金融发展均对各自的产业结构优化产生了积极影响［24-25］。

综上所述，研究者多侧重于考察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或者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并取得了较多研究成果。但是，新型城镇化和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二者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是否存在非线性关系？这就需要我们将三者放在一个模型中，实证分析新型城镇化与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优化产生的影响及其差异。鉴于此，本文利用2000—2017年我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因数据缺失，不包括西藏与港澳台地区），分析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新型城镇化与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优化产生的影响及其差异；构建面板门槛模型，利用全样本数据深入分析这种影响的门槛效应。

二、指标选取与研究方法

（一）指标选取

不同研究者对产业结构优化、新型城镇化和金融发展水平等指标的选取有所差别。根据实际情况，笔者从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度化两个角度衡量产业结构优化程度，从经济城镇化、人口城镇化、社会城镇化、生态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五个方面构建新型城镇化发展指数测度指标体系。

1.被解释变量

20世纪80年代，我国在引入三次产业分类法之后，产业结构在相关研究中更多地被认为是三次产业之间的比例关系，产业结构优化则被认为是推动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度化实现协调统一的过程。因此，本文也以此产业结构概念为基础，从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度化两个角度衡量产业结构优化程度。

产业结构合理化（RIS）。不同产业之间存在着必然的有机联系，这种有机联系体现在各产业间生产规模协调合作和生产要素有效利用程度上。产业结构合理化正是从这两个角度反映产业间有机联系的聚合质量高低。借鉴邹璇等的做法，利用产业结构偏离度衡量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其公式为［26］：

其中，Y为产值，L为就业人数，i表示第i产业部门，n表示产业数量，在本文n=｛1，2，3｝。若RIS=0，则说明产值结构和就业结构处于均衡状态，产业结构处于合理状态；若RIS≠0，则表明产值结构和就业结构失衡，产业结构处于不合理状态。RIS的数值越大，表明产业结构偏离的程度越高，产业结构越不合理；数值越小，表明产业结构偏离的程度越低，产业结构越合理。

产业结构高度化（OIS）。产业结构高度化主要表现在第一、二、三产业的产值比例变动上，一般情况下产业发展重心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再向第三产业转移。也就是说，随着经济的发展，第一产业产值比例逐渐减少，第二、三产业产值比例逐渐增加。根据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内涵，借鉴张玉昌等的产业结构高度化测度方法［27］：

式中的yi表示第i产业产值占总产值的比例。OIS的数值越大，说明产业结构高度化程度越高，反之则越低。

2.核心解释变量

新型城镇化（nurb）发展指数。新型城镇化是在经济、生态环境、城乡二元结构等方面实现全面转变的综合性发展过程，以人为本的特征尤为突出［28］。也就是说，新型城镇化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更加强调城镇化发展质量，以协调好经济、社会、生态和人口之间的发展关系，进而缩小城乡发展差距，促进区域高质量发展为目标。因此，本文从经济城镇化、人口城镇化、社会城镇化、生态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五个方面构建新型城镇化发展指数测度指标体系（表1）。据此收集有关数据，利用熵值法确定各指标权重后，计算新型城镇化发展指数。

金融发展水平（FDL）。已有研究表明，通过金融规模的扩大和金融效率的持续性提高，金融发展为新兴产业发展提供信贷等方面的支持，进而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参考李雯等［23］的划分方法，将金融发展划分为金融规模和金融效率两个维度，并以金融相关率（fir）代表金融规模，以金融机构贷款与存款之比（fe）代表金融效率，两者均为正向指标［20］。另外，根据林春的处理方法，引入金融规模和金融效率的交叉项（fir×fe）作为衡量金融发展水平（FDL）的指标［29］。

3.控制变量

参考有关产业结构优化研究中控制变量的选取方法，本文从对外开放程度（open）、人力资本水平（edu）、政府干预程度（gov）和市场化程度（mr）四个方面选取控制变量。其中，以进出口额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代表对外开放程度；以反映受教育程度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表示人力资本水平；以地方预算内财政支出与地方预算内财政收入之比代表政府干预程度；以王小鲁等［30］计算的市场化指数表示市场化程度。

表1 新型城镇化发展指数测度指标体系

4.数据来源与处理

以上指标数据来源于历年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以及各省份的统计年鉴。为使不同年份的数据具有可比较性，本文以2000年为基期对原始数据进行了不变价处理。

（二）研究方法

本部分首先建立城镇化与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优化产生影响的基本面板数据模型，加入了城镇化与金融发展两变量的交叉项，以便考察两者的交互效果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然后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rjGDP）作为门槛变量建立面板门槛模型，考察核心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非线性关系。

1.基准面板数据模型

根据指标选择情况，构建模型①和模型②，其中模型①是从金融规模、金融效率和新型城镇化三方面考虑而构建的，模型②是参考林春［29］的做法，引入新型城镇化和金融发展水平的交叉项，探讨两者的交互效果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具体形式如下：

模 型 ① 和 模 型 ② 中 的RISi，t、OISi，t、nurbi，t、firi，t、fei，t、FDLi，t分别为i省份t年份的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结构高度化、新型城镇化、金融规模、金融效率、金融发展水平等指标；X为i省份t年份控制变量，包括对外开放程度（open）、人力资本水平（edu）、政府干预程度（gov）和市场化程度（mr）等四个指标。

2.面板门槛模型

在利用基准面板模型分析变量间线性关系之后，进一步利用面板门槛模型分析变量间是否存在非线性关系。考虑到省际经济发展的差异性，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rjGDP）衡量各省份经济发展水平，并将其作为门槛变量分析核心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非线性关系。此处仅以模型①为基础的面板门槛模型（记为模型③）为例进行说明，以模型②为基础的面板门槛模型（记为模型④）不作具体展现。

模型③中，I（·）为指示函数，thr为门槛变量（lnrjGDP），λ与ξ为待估计的门槛值，其余变量与模型①和模型②中的变量含义一致。该模型为单一门槛模型，双重门槛模型或多重门槛模型可以在以上模型的基础上分别进行扩展。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为了考察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而导致城镇化与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优化产生影响的差异状况，参考樊士德等的处理方法，将东部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称为经济发达省市，将中西部1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称为经济欠发达省市（不含西藏和港澳台地区）［31］。本部分运用模型①和模型②考察新型城镇化和金融发展水平是否对产业结构优化产生影响，以及产生何种影响；运用模型③和模型④考察新型城镇化和金融发展水平与产业结构优化之间是否具有非线性关系。

（一）基准面板模型估计结果与分析

表2 变量描述性统计

有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特征如表2所示。2000—2017年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结构高度化、城镇化率和金融发展水平皆有明显提升。在对基准面板数据模型进行估计之前，首先进行了方差膨胀因子（VIF）检验。VIF检验结果显示，各解释变量的VIF最大值小于5，表明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采用LLC和Fisher-ADF检验方法对分省份的样本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发现进行对数化处理的原序列平稳。进行Pedroni协整检验发现，模型①和②中核心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通过协整检验，这说明新型城镇化、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优化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关系。限于篇幅，以上具体分析结果没有在文中呈现。由表3和表4可知，经济发达省份和欠发达省份的模型中均存在异方差、序列自相关和截面相关问题。经济发达省份的面板数据属于“N小于T”型，而经济欠发达省份的面板数据属于“N大于T”型。参考台航等的做法，分别利用xtgls和xtscc命令进行修正［32］。

1.经济发达省份面板模型估计结果与分析

由表3可知，对模型①进行回归的结果表明，核心解释变量lnnurb、lnfir和lnfe均对被解释变量lnRIS和lnOIS存在显著影响。其中，lnRIS对lnnurb的回归系数为负值，结合表2中产业结构合理化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特征可知，新型城镇化能够促进产业结构向合理化的方向发展；lnOIS对lnnurb的回归系数为正值，这表明新型城镇化发展有利于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提升。lnfir与lnnurb的回归系数符号相同，说明金融规模发展同样会促进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以及产业结构的高度化。lnRIS对lnfe的回归系数为负值，且其绝对值高于lnfir回归系数的绝对值，表明金融效率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促进作用大于金融规模的促进作用；lnOIS对lnfe的回归系数为负值，表明金融效率对产业结构高度化具有显著的制约作用。其原因在于，虽然我国金融机构贷款额不断增长，银行存贷结构不断优化，但在总贷款额用途比例中，大多用于个人住房贷款，企业贷款大多流入国有制造企业，而流入市场经济活力较强的中小制造业企业的贷款较少，用于发展高科技产业的贷款额较低，这种现象在经济发达省份尤为明显。

对模型②进行回归发现，lnRIS和lnOIS分别对lnnurb的回归结果与模型①的回归结果较为一致。lnRIS对lnFDL的回归系数为负，lnOIS对lnFDL的回归系数为正，这说明由金融规模和金融效率交叉项所代表的金融发展水平促进了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而且其回归系数的绝对值处于模型①中lnfir和lnfe回归系数范围之内。lnRIS对lnnurb×lnFDL的回归系数为正值，表明经济发达省份的新型城镇化和金融发展水平之间的交互作用没有促进于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发展。而当被解释变量为产业结构高度化时，新型城镇化和金融发展水平交互项的回归系数为正值，表明两者的交互作用促进了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发展。

对比模型①和模型②可以发现，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具有较好的稳健性。当被解释变量为产业结构合理化时，对外开放程度、政府干预程度提高能够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没有有效促进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市场化指标则未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当被解释变量为产业结构高度化时，对外开放程度和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有利于产业结构的高度化；政府干预程度提高会对产业结构高度化产生轻微抑制作用；市场化程度指标仍未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

表3 经济发达省份新型城镇化与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

2.经济欠发达省份面板模型估计结果与分析

由表4可知，对模型①进行回归的结果表明，lnRIS对lnnurb的回归系数的P值为0.102，轻微高于10%的显著性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西部地区的新型城镇化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促进效果不太显著，而lnOIS对lnnurb的回归结果反映出新型城镇化有助于经济欠发达省份产业结构的高度化；lnRIS对lnfir的回归系数为负且通过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金融规模发展是经济欠发达省份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的积极因素，lnOIS对lnfir的回归结果同样表明金融规模对产业结构高度化存在提升作用；lnRIS和lnOIS分别对lnfe的回归结果与两者分别对lnfir的回归结果相反，这表明金融效率不仅是经济欠发达省份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制约因素，还是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制约因素。其原因在于，我国整体存在金融资产结构单一的状况，相对于经济发达省份，经济欠发达省份的这种状况更为严重，并且社会融资渠道更为狭窄，金额机构贷款偏重于国有企业，中小企业贷款困难，再加上金融与产业机制对接性较弱的问题，导致出现金融效率对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消极影响［33］。

在模型②中，lnRIS和lnOIS分别对lnnurb的回归结果表明，新型城镇化有助于经济欠发达省份的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lnRIS对lnFDL的回归系数虽然为负值，但未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lnOIS对lnFDL的回归系数为正值且显著，说明金融发展水平未对产业结构合理化产生显著性影响，但对产业结构高度化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究其原因，结合模型①的回归结果可知，金融效率削弱了金融规模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的作用效果，但它对两者的削弱程度有所不同，由此造成lnRIS和lnOIS分别对lnFDL的回归结果之间存在差异。lnRIS对lnnurb×lnFDL的回归系数为负值，lnOIS对lnnurb×lnFDL的回归系数为正值，表明新型城镇化和金融发展水平的交互影响有利于当前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与高度化发展。

表4中模型①和模型②中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比较稳健，表明在经济欠发达省份对外开放程度是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促进因素，但是它对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影响不显著；人力资本水平提高对经济欠发达省份的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度化均未呈现促进作用；政府加强干预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具有制约作用，但不显著，而对产业结构高度化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不利于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但是显著促进了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发展。

表4 经济欠发达省份新型城镇化与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

（二）面板门槛模型估计结果与分析

考虑到人为将东部省份和中西部省份分别作为经济发达省份和经济欠发达省份进行面板回归分析的局限性，在模型①和模型②的基础上，将代表经济发展水平的人均GDP（lnrjGDP）作为门槛变量，以全样本进一步分析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新型城镇化和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差异。

1.面板门槛效应检验

在进行门槛模型估计之前，需要进行门槛效应检验。若存在门槛效应，方可进行门槛模型估计。本文利用Hansen的“自举法”，反复抽样300次，得到门槛效应检验值（表5）。由表5可知，在模型③中，当被解释变量为lnRIS时，核心解释变量lnnurb、lnfir、lnfe均对其存在单一门槛；当被解释变量为lnOIS时，核心解释变量lnnurb和lnfir对其单一门槛效应显著，而lnfe的门槛效应不明显。在模型④中，除了交叉项的门槛效应不明显外，lnnurb和lnFDL均对lnRIS和lnOIS存在单一门槛效应。

表5 面板门槛效应检验结果

2.确定面板门槛估计值

根据门槛效应检验结果，测算出门槛估计值及其置信区间（表6）。各门槛估计值对应的似然比检验统计量LR的值均小于5%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7.35，表明门槛估计值是有效的。限于篇幅，此处略去似然比函数图。由表6可知，模型③和模型④中的门槛估计值具有很强的稳健性：当被解释变量为lnRIS时，主要解释变量对应的门槛估计值均为11.2155；当被解释变量为lnOIS时，核心解释变量对应的门槛估计值均为8.3724。

表6 面板门槛值估计结果

3.面板门槛模型估计结果与分析

主要解释变量的面板门槛模型估计结果如表7所示。当被解释变量为lnRIS时，lnnurb在模型③和模型④中的不同门槛区间的回归系数变化趋势一致，其回归系数均为负值并且在跨过经济发展水平的门槛值后明显减小，这说明新型城镇化发展对产业结构合理化起到积极影响，并且随着人均GDP提高到一定水平，其推动作用明显增强。这是因为，新型城镇化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使得产值结构与就业结构更加协调。就当前我国产业结构状况而言，这种积极影响推动了产业结构合理化进程。另外，在模型③中，lnfir的系数在lnrjGDP未跨过门槛值之前显著为负值，在跨过门槛值之后，系数虽然仍为负值但变得不显著，而lnfe的回归系数则由正值转变为负值并且更加显著。这表明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阶段，金融规模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促进作用优于金融效率；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金融效率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促进效应显现出来，以至超过金融规模的促进作用。在模型④中，lnFDL在第一门槛区间的系数为负值，在第二门槛区间的系数为正值但不显著。这表明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金融发展水平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促进作用转变为抑制。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在经济发展水平的较高阶段，金融工具种类增多，金融运行机制的复杂性程度提高，金融抑制现象长期存在，金融体制改革进入深水区。

当被解释变量为lnOIS时，模型③和模型④中的lnnurb回归系数均为正值且通过1%显著性水平检验，但是当人均GDP跨过门槛值后回归系数明显减小。这说明新型城镇化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对产业结构高度化均起到促进作用，但是这种促进作用在经济发展初期要比在经济发展较高阶段更加明显。在模型③中，lnfir的回归系数为正值表明在考察期金融规模促进了产业结构高度化，但是这种促进作用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阶段很不显著，经济发展水平跨过门槛值后金融规模才对产业结构高度化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在模型④中，lnFDL的回归系数由负值转变为正值且通过1%显著性水平检验。这表明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阶段，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更多地依赖于金融规模，但是金融规模主要流入国有僵尸企业，未流入高成长、高技术的创新型产业，导致快速增大的金融规模未对产业结构高度化产生积极影响［30］；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金融体系和产业体系不断完善，金融效率不断提升，金融规模流入越发实现多元化，这导致在经济发展水平跨过门槛值以后，金融发展水平对产业结构高度化产生了比较显著的促进作用。

四、结论与启示

（一）结论

选取2000—2017年我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将产业结构优化分为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两个维度，构建基准面板数据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定量分析了新型城镇化与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及其差异。

对基准面板数据模型的估计结果表明：第一，无论在经济发达地区还是经济欠发达地区，新型城镇化和金融规模对当前我国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均产生了积极影响，以金融规模和金融效率的交叉项表示的金融发展水平也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具有促进作用；第二，金融效率仅对经济发达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对经济发达地区产业结构高度化以及经济欠发达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均未呈现促进作用的“意外”结果，反映出当前我国金融机构信贷业务发展中的不利影响比较明显，因此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势在必行；第三，经济欠发达地区新型城镇化与金融发展水平的交叉项对产业结构优化的促进效应要比经济发达地区的更为明显，表明经济欠发达地区更加注重构建新型城镇化与金融发展交互机制，其后发优势高于经济发达地区的先发优势。

面板门槛模型估计结果显示，除了新型城镇化与金融发展水平交叉项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以及金融效率对产业结构高度化不具有显著的门槛效应之外，其余核心变量均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存在单一门槛效应。主要研究结论为：第一，随着经济发展水平上升，新型城镇化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促进作用增强，而对产业结构高度化的促进作用有所减弱，金融规模对产业结构高度化的促进作用明显增强；第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金融规模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作用优于金融效率，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时，金融效率的作用优于金融规模；第三，随着经济发展水平跨过门槛值，金融发展水平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由促进转变为抑制，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则由抑制转变为促进。

（二）启示

首先，地方政府应高度重视新型城镇化与金融发展在促进产业结构优化方面的潜力，采取科学手段，充分发挥新型城镇化和金融发展在产业结构优化中的促进作用。在经济高质量发展时期，避免盲目过快推进新型城镇化与金融发展进程。

其次，合理引导部分人口、资本等生产要素向小城镇适度转移，避免城市中心区域要素过度密集。这在一定程度上不仅能够缓解城市污染问题，促进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同时能够改善城市人口结构和经济结构，使产业布局更加趋于合理，促进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

再次，我国金融体制改革进入攻坚期，继续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具有重要意义。要继续完善金融监督管理体系，科学控制金融风险。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产业的资金支持，帮助企业加快技术创新，激发市场活力，使金融效率的提高对产业结构优化起到真正的促进作用。

最后，新型城镇化与金融发展的交互作用对产业结构优化具有重要影响。因此，应重视建立二者的关联机制，以新型城镇化支持金融体系的优化与完善，以金融发展满足新型城镇化的资金需求，使两者之间的相互促进作用对产业结构优化产生积极影响。另外，在经济发展初期就应注重建立科学的新型城镇化与金融发展协同发展机制，增强两者在经济发展较高阶段对产业结构优化的有利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