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静静，冯 浩

（1.云南大学 新闻学院，昆明 650500；2.昆明市红十字会，昆明 650500）

一、研究背景：志愿服务及其研究

志愿服务（volunteering）的多样性造就了对其理解的多样性。一些学者认为志愿服务的外延应该仅包括那些正式的、有组织的志愿行为。如佩纳（Penner）就将志愿服务定义为“在组织语境下发生的，有计划，非强制的，持续性的对陌生人的帮助行为”［1］。出于对争议的包容性态度，联合国2002年大会将志愿服务定义为“为公众利益而自愿开展的活动，且金钱回报不是其主要的激励因素”，这一定义仅强调了志愿服务的利他性和非强制性，从而认可了志愿服务主体的多样性。这个宽泛的定义下，2018年《联合国世界志愿服务状况报告》公布全球志愿者人数已达到9.7亿，贡献的志愿服务时间相当于1.09亿全工时工作，志愿工作价值估计为1348万亿美元，占全球经济的2.4%［2］。

中国志愿服务从1980年代末地方基层探索起步，经1990年代团中央青年志愿者行动的组织推动，进入新世纪后呈现出多元发展，全民参与的格局［3］。据中国志愿服务联合会统计，2016年，中国正式注册志愿者与未注册志愿者合计1.35亿人，占人口的9.75%。2017年底，在全国志愿服务信息系统实名注册的志愿者超过6720万人［4］。

在社会科学界，个体的利他行为，尤其是组织性地为陌生人做出个人牺牲的行为引起了社会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的广泛兴趣。1970年代以来，学界开始对影响志愿行为的众多因素，包括志愿动机、扶助意愿、社会支持、组织整合、志愿者介入性、组织冲突、满足感等等社会及心理因素进行探索。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国的志愿服务和志愿者研究也呈现出快速发展态势，随着志愿服务深入开展，对各领域、地域的志愿服务情况的整理搜集，对志愿服务功能的探析，对志愿者者管理现状、模式及运行机制的对策研究，对志愿者培养激励的比较研究等，成为志愿服务研究的主要内容。［5］

与此同时，运用实证研究方法对志愿者的微观研究还显得不足，就志愿动机的研究而言，对中国志愿者在本地社会文化语境下的志愿动机及行为的微观研究还比较缺乏。

二、志愿动机的理论模型

志愿动机是“个人寻求志愿机会，致力于自愿帮助，并在长时间内维持他们参与志愿服务的动力”，这种动力“驱动了人们行动的过程——包括开启、指向和维持行动的过程”［6］。虽然志愿动机不是决定志愿者行为的唯一因素，但对志愿动机的理解对于志愿者招募和维持至关重要——志愿者动机及其是否获得动机的满足，是其是否参与并愿意继续在特定志愿组织中服务的重要因素［7］。

志愿者动机维度及其模型的探索构成了志愿动机研究的主题。赞同整体/一维模型的学者认为尽管可能是由不同动机的组合驱动，但利他承诺应该被视为一个统一的整体。科南（Cnaan）等也在他们的研究中发现了对志愿者动机一维构造的实证支持［8］。随着弗里希（Frisch）和吉拉德（Gerrard）发现了利他主义和自利动机并存［9］，加上之后对于利他主义的研究，利他/自利的二维模型一度非常流行［10］。在二维之上，一些学者发现了另外的维度，比如费奇（Fitch）增加了社会义务维度［11］，默罗（Morrow）等增加了社会动机维度［12］。尼利（Neely）和兰格尼克-霍尔（Lengnick-Hall）的志愿动机展开模型则区分出四种不同的功能动机方向：归属、个人价值观和信仰、职业发展和利己动机［13］。Warner也提出志愿者动机的四功能，包括社会的贡献，对国家的贡献，有形奖励和具有挑战性的任务［14］。而邱（Khoo）和英格霍恩（Engelhorn）则将志愿者动机描述为一个五因素模型，包括团结，利他因素，承诺，外部传统和家庭传统［15］。

多维模型中最著名的，也是应用最广泛的是克莱瑞（Clary）等提出的六功能论。他们受到卡茨（Katz）和史密斯（Smith）功能主义取向的影响，确定了志愿服务的六个动机：价值，即志愿者表达重要价值观，比如人道主义等，并在价值观驱动下行动；理解，即志愿者对世界获得新认识，或锻炼其在很多情况下可能未被使用的技能；自我提升，通过志愿行动在心理上获得成长和发展；职业生涯，志愿者设定目标，通过志愿服务获取职业相关经验；社交，志愿行动强化了个体的社会关系；保护，即个体通过志愿服务减少负面情绪或解决个人问题［16］。在概念建构的基础上，克莱瑞推出了包括六个维度共30个项目的志愿功能量表（VFI），并通过5项独立研究对量表的信度和效度予以支持。六功能论及量表引发了广泛关注，促进了一批使用志愿功能量表的跨文化、跨志愿服务领域的志愿动机研究。系统性文献回顾表明，自发布起至2017年，共有48项，包括67组独立样本运用VFI的研究，总样本数超过2万人［17］。

尽管VFI在志愿动机研究中被广泛应用，但对于不同类型的志愿组织和志愿者而言，志愿动机的功能数量和结构会存在较大差异。克莱瑞等人也在推出量表时建议在未来研究中更多关注领域之间的系统比较。因应这种倡议，研究者进一步对不同文化语境和不同组织类型的志愿者进行探索性研究，试图为VFI增添新的变量，诸如宗教性、愉悦、团队建设［18］、休闲功能［19］、社会责任［20］和社会公正［21］。对具体领域的志愿者，研究者建议还应增加特殊的功能维度，比如体育志愿者就必须考虑对运动的热爱［22］，对宗教志愿组织志愿者要考虑精神满足［23］。

在中国文化语境中对VFI的有效性研究也有了一些发现。黄（Wong）等在对香港261位志愿者调查的基础上，用VFI验证了志愿者满意指标（VSI-C）的可靠性［24］。蒋巍在对333名广东省志愿者调查的基础上，运用验证性因子分析，验证了VFI量表对于中国志愿者拥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25］。卓高生等对中国大学生志愿服务动机予以了测量［26］。

罗（Law）等在VFI的基础上增减了一些项目形成了志愿者个人功能修订量表（R-PFVS），新量表调整整合了VFI的原有维度，增加了公民责任功能维度（通过参与建构更好社会）和亲社会能力功能维度（从帮助他人中获得效能感），形成了利他主义功能、学习功能、未来规划功能、社交功能、亲社会功能、公民责任功能、福利功能的七维度结构，并验证了R-PFVS在香港青少年志愿群体中的适用性［27］。吴（Wu）等对香港大学生志愿者的研究支持了VFI量表中的4个功能，价值、职业、社交和理解，并认为寻找新朋友对于学生志愿者群体而言应该成为一个独立的功能维度［28］。

运用VFI测量动机，并讨论其与其他变量关系的探索性研究也产生了一些成果，如崔（Cui）等运用VFI作为监狱志愿者志愿动机的测量工具，分析了志愿动机中的价值动机与对服刑人员的正面态度尤为相关［29］。何（Ho）等运用VFI测量了志愿动机，讨论了志愿动机与年龄和志愿者生理和心理状态的相关性，研究发现年龄与社交和价值动机正相关，但与职业动机负相关［30］。

在中国文化语境中使用VIF量表测量呈现出对特定类型志愿组织和志愿者群体的研究偏向，如学生志愿者、老年人志愿者等。单一群体研究固然能发掘出特定群体的动机特征，但另一方面，却在一定意义上反而容易遮蔽对作为整体的志愿者群体志愿动机结构与文化语境间的普遍关联，也不利于比较不同志愿者群体间的动机结构差异。

本研究即试图通过对志愿者动机和志愿行为的实证调查，分析志愿者人口统计学特征、志愿动机和志愿行为三者间的相关性。

三、研究方法

（一）参与者

研究样本包括了云南省424位志愿者，志愿者类型涵盖了青年志愿者、城市和农村社区志愿者、慈善志愿者和环保志愿者。在过去一年有过志愿服务经历的志愿者中抽取方便样本，对被调查者发送志愿者动机和志愿行为的自填问卷。问卷共回收491份，其中有效问卷数424份，有效率86.4%。样本涵盖了19岁以下至50岁以上年龄组的志愿者，包括了城市和乡村志愿者，包括了多种志愿组织类型，体现出广泛的覆盖面。

（二）测量

使用中文版VFI量表进行测量。对英文版VFI［6］的各项目进行严格英汉对译，并请30名志愿者进行了问卷预试，就量表措辞征求了志愿组织管理者和志愿者的意见。量表包括30个项目，每个维度各五个项目，每个项目使用李克特7度量表，从完全不符合（1分）到完全符合（7分）。30个项目测试了6个维度的动机水平——价值动机、理解动机、提升动机、职业动机、社交动机和保护动机。运用克隆巴赫信度检验，六个分量表的克隆巴赫（Cronbach）α系数均在0.7以上，理解动机、提升动机，职业动机，保护动机分量表信度在0.8以上，社交动机分量表信度接近0.8。（见表1）总的来说，VFI志愿功能量表中文版呈现出较好的信度。志愿动机结构中，价值动机得分最高，其次为理解动机、提升动机、社交动机、职业动机和保护动机。价值动机标准差最小，其次为理解动机和社交动机，提升动机、保护动机和职业动机的离散水平较高。各维度得分和排序基本与之前使用VFI的研究结论一致。［17］

表1 志愿功能维度描述性统计及信度检验

问卷对志愿者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包括性别、年龄、职业、教育程度和月收入进行了调查。志愿服务情况调查，包括了志愿服务持续时间，最近一年参与志愿服务活动频度及是否在志愿服务组织中承担管理或辅助管理工作情况。

（三）分析策略

数据使用PASW18.0分析软件，根据变量类型，运用Pearson相关系数分析法，独立样本T检验法、单因素方差分析法（AVONA）和卡方分析法，对相关人口统计学指标、志愿动机及志愿行为三者之间的相关性进行了分析。

选取性别、年龄、职业、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作为分组变量。年龄变量编码“19岁以下=1”，“20—29岁=2”，“30—39岁=3”，“40—49岁=4”，“50岁以上=5”。为便利社会经济地位（SES）指标计算，职业声望按照职业声望顺序排名赋值［31］，“国家机关、党群组织、国有企业、国有事业单位人员=5”，“外企、私营企业人员=4”，“个体从业者=3”，“农民=2”，“其他=1”，“学生=0”，学生与其他职业不参与职业声望、个人收入变量计算。教育程度编码，“未接受过学校教育=1”，“小学=2”，“中学=3”，“大学本/专科=5”，“研究生=6”。收入变量体现为个人月收入，“1000元以下=1”，“1001—3000元=2”，“3001—5000元=3”，“6001—10000元=4”，“10001—20000元=5”，“20000元以上=6”。SES复合分数由教育程度、月收入和职业变量标准分相加生成。

志愿服务经历以从事志愿服务的年限编码，“1年以内=1”，“1年至3年=2”，“3年至5年=3”，“5年至10年=4”，“10年以上=5”。志愿服务活跃度以最近一年参与的志愿服务活动数量进行编码，“1—2项=1”，“3—6项=2”，“7—12项=3”，“12项以上=4”。

四、结 果

（一）人口统计学指标与志愿动机及志愿行为的相关性

志愿者性别与年龄：在接受调查的424名志愿者中，女性较多，为268人，比例为63.21%。男性156人，占比36.79%。受访者中超过3成样本年龄为30—39岁，40至49岁年龄段与20至29岁年龄段人数基本相当，分别为127人和115人，占比29.95%和27.12%，19岁以下志愿者13人，占比3.07%，50岁以上志愿者19人，占比4.5%。因此，志愿者总体年龄集中于20岁至49岁，总体占比92.45%，中青年志愿者构成了所调查志愿者群体的主体。

志愿者职业分布：就职于国家机关、党群组织、国有企业、国有事业单位人员113人，占比26.65%，其次为个体从业者71人，占比16.75%，农民68人，占比16.04%，外企、私营企业人员57人，占比13.44%，学生48人，占比11.32%，其他职业67人，占比15.80%。可以看出所调查志愿者职业分布广泛，结构均衡。

志愿者教育背景：超过七成（72.41%）的志愿者接受过高等教育，其中大学本/专科289人，占比68.16%，研究生18人，占比4.25%。中学教育程度者105人，占比24.76%，小学文化程度者12人，占比2.83%。

志愿者个人月收入分布：大部分样本月收入为1000元至3000元，比例为32.55%。3001元至5000元122人，占比28.77%；月收入5001元至10000元80人，占比18.87%，1000元以下65人，占比15.33%；10001元至20000元，14人，占比3.3%，2万元以上5人，占比1%。接近八成志愿者月收入低于5000元。

志愿者从事志愿服务的时间：接近四成的志愿者服务期为1年至3年（166人，占比39.15%），1年以内147人，占比34.67%；3年至5年66人，占比15.57%，5年至10年21人，4.95%，10年以上24人，占比5.66%。3年以内志愿服务经历者为多，超过了七成。

志愿者最近一年参与志愿服务活动的频度：157名志愿者（占比37.03%）在过去一年参与了1—2项志愿活动，36.32%的志愿者参与了3—5项活动，分别有11.32%（48人）和15.33%（65人）的志愿者报告在过去一年分别参与了7至12项，及12项以上之志愿活动。

有149位受访者自述在志愿服务组织中承担着管理或辅助管理工作，占受访志愿者的35.14%。

选取年龄、性别、教育程度、收入水平、职业声望和社会经济地位（SES），求取与志愿动机及志愿服务的相关性。其中，职业声望、收入水平与SES指标筛选排除了职业为学生和其他的志愿者样本。

表2 主要人口统计学指标与志愿动机、志愿服务经历与志愿服务活跃度相关性

表3 主要人口统计学指标与承担管理或辅助管理工作情况的方差分析

1.年龄与志愿动机及志愿行为的相关性

年龄与职业动机（r=-0.181，p＜0.01）和保护动机（r=-0.221，p＜0.01）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运用方差分析法，对不同年龄组志愿者的动机进行了差异性检验，19岁以下年龄组志愿者的职业动机（5.17±1.61）与保护动机（4.91±1.28）最为强烈，随着年龄增长，两项动机水平逐步下降，40—49岁年龄组职业动机降至最低（4.07±1.68）并在之后保持平稳，保护动机则逐步显著下降至50岁以上年龄组最低值（3.54±1.58）。

年龄与志愿服务经历（r=0.272，p＜0.01）和志愿服务活跃度（r=0.101，p＜0.01）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较大年龄组相比年轻年龄组志愿者志愿服务经历更长。志愿者活跃度方面，单因素方差分析表明，50岁以上志愿者活跃度最高（2.42±1.07），40—49岁年龄组（2.16±1.07）、20-29岁年龄组活跃度其次（2.13±1.10），随后是30—39岁年龄组（1.93±0.97），19岁以下年龄组最低（1.15±0.38）（p＜0.01）。（见图 1）

图1 年龄组与志愿服务行为相关性

通过卡方检验，不同年龄组样本对于在志愿组织中承担管理或辅助管理工作方面呈现显著性（Chi=14.80，P＜0.01），20—29岁年龄组承担管理和辅助管理工作的比例为48.70%，明显高于平均水平35.14%。

2.性别与志愿动机及志愿行为的相关性

研究发现被调查的男性志愿者的价值动机、理解动机、社交动机、保护动机均值均高于女性，在提升动机、职业动机方面两性志愿者均值相当，但独立样本T检验表明差异不具备显著性。志愿服务行为方面，男性志愿者志愿服务经历和服务活跃度均值略高于女性。参与志愿服务管理方面，女性志愿者参与管理的比例为32.84%，低于男性志愿者的比例39.10%。三项指标的性别差异不具备统计上的显著性（见表4）。

表4 性别与志愿动机、志愿服务经历与志愿服务活跃度差异分析

3.社会经济地位（SES）与志愿动机及志愿行为的相关性

研究发现，社会经济地位与价值动机存在显著水平小于0.01的负相关关系，但与其他动机维度未发现相关关系。在SES与志愿服务情况的关联性上，发现SES与志愿服务经历存在正相关（r=0.245，p=0.000），提示SES水平较高的志愿者更有可能长期从事志愿工作。

在构成SES的各因素方面，教育程度与价值动机呈负相关（r=-0.175），与职业动机呈正相关（r=0.124），与志愿服务经历呈正相关（r=0.151），且三项相关性系数显著性水平均低于0.01。

收入水平与保护动机呈负相关（r=-0.109，P＜0.01），与志愿服务经历呈正相关（r=0.251，P＜0.01）。单因素方差分析表明，是否在志愿服务组织中承担管理和辅助管理工作对于收入水平存在差异性（F=4.90，P=0.03），未参与管理的志愿者的收入水平平均值明显高于参与管理者的收入水平平均值。

职业声望与价值动机呈负相关（r=-0.148，p＜0.01），与志愿服务经历呈正相关（r=0.181，p＜0.01）。

（二）志愿动机与志愿活动相关性

分别利用Pearson相关系数分析和单因素方差分析对志愿动机与志愿活动的三个指标进行了相关性检验。（见表5）

志愿服务经历与保护动机呈现0.01显著性水平的轻度负相关，而与其他动机维度无关。对二者的单因素方差分析表明，志愿服务经历对于保护功能呈现出0.05水平显著性（F=3.04，P=0.02），具体对比差异可知，三年以内志愿服务经历的志愿者的保护动机要大大高于三年以上组别（见图2），提示三年似乎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临界点。

图2 志愿服务经历与保护动机的方差分析

志愿服务活跃度与价值动机（r=0.242），理解动机（r=0.176），社交动机（r=0.164），提升动机（r=0.133）相关，且显著性水平均低于0.01，与职业动机和保护动机无关。价值动机、理解动机、社交动机、提升动机属于利他取向（other-oriented）动机，职业动机与保护动机更倾向于自利取向（self-oriented）动机。分别以利他取向和利己取向作为自变量，对志愿服务活跃度进行线性回归分析，利他取向模型R方值为0.052，模型通过 F检验（F=22.955，p=0.000＜0.05）利他取向的回归系数值为 0.123（t=4.791，p=0.000＜0.01），显示利他取向会对志愿服务活跃度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利己取向模型R方值为0.005，但模型没有通过F检验（F=2.269，p=0.133＞0.05），说明利己取向不会对志愿服务活跃度产生影响关系。因此，可以发现不同动机结构对志愿服务活跃度的影响有所不同。

表5 志愿动机与志愿活动相关性

单因素方差分析表明（见表6），具备显著性差异的四项动机中，每年参与1—2项志愿活动的志愿者动机水平最低，3—5项组别有所上升，每年参与6—12项志愿活动的志愿者动机水平达到峰值，12项以上组别则略有下降。（见表6及图3）

图3 志愿动机与志愿活动活跃度方差分析

参与志愿服务管理及辅助管理的志愿者在价值动机和理解动机方面与未参与者存在显著差异（p＜0.01）。参与者的价值动机均值为6.18，理解动机均值为6.04，均显著高于未参与者。参与者在其他四个动机功能维度的均值均高于未参与者，但差异不具备统计显著性。

志愿行为的三个指标中，志愿服务经历与志愿服务活跃度存在正相关（r=0.391，p＜0.01），参与志愿组织管理者在志愿服务经历和志愿服务活跃度方面均显著高于未参与者，体现出志愿行为的内部一致性。（见表7）

五、讨 论

人口统计学特征与动机结构和志愿行为的相关性及分析，一方面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讨论志愿动机结构及其与志愿行为的关联。另一方面，通过加入人口统计学特征的比较分析，也可以为志愿行为与其他社会结构因素之间的关系等更宏观的议题提供实证证据。

（一）社会资本与志愿行为的可持续性

本研究发现了保护动机不利于志愿行为的可持续性。保护动机，即“从事志愿服务以应对内心焦虑和斗争、实现自我保护”的动机，抱持这种动机的志愿者期望通过志愿服务降低负疚感和自卑感。研究发现志愿服务经历与保护动机呈现0.01显著性水平的负相关，三年以内志愿服务经历的志愿者的保护动机要大大高于三年以上组别。这提示了，或许因为保护动机的高度情境性和价值资源的贫乏，不足以支撑可持续性的志愿行为，而三年有可能是保护动机退出的临界点。但是因为本研究是截面研究，期待后续跟踪研究和世代研究提供更有力的证据。本研究未发现其他动机类型与可持续的志愿行为之间相关性的有力证据。

表6 志愿动机与志愿活动活跃度方差分析

表7 志愿行为指标的相关性

另一方面，研究发现了社会经济地位及其亚指标与可持续志愿行为的相关性。SES与志愿服务经历存在显著正相关（r=0.245，p=0.000），提示SES水平较高的志愿者更有可能长期从事志愿工作；且构成SES的三项亚指标，教育程度、收入水平、职业声望均与可持续志愿行为呈现显著正相关。这也证实了松叶（Matsuba）等的发现——随着受教育程度、收入等因素的提升，志愿者行为发生所需的技能、精力、资金等条件以及志愿机会增加，志愿者行为发生的可能性也会随之增加［17］。

因此，研究证实了社会资本对于可持续性志愿活动的重要性。这也提示了，在志愿组织的制度设计和志愿行为的具体实践中，应该对SES水平较低的志愿者予以更多社会资源方面的扶持，促进该群体的可持续志愿行为。

此外，研究发现SES与动机结构中的首要因素价值动机呈现较弱的负相关关系。对VFI的系统性回顾表明价值量表的得分最高，但其信度水平在VFI量表的六个维度中最低，本研究也证实了此种表现（α=0.71）。尾本（Omoto）和斯耐德（Snyder）也在研究中发现虽然价值维度得分最高，但其与可持续的志愿行为关联却最低［33］。可能的解释是价值量表的得分在各维度中最高，但其离散水平最低（5.964±1.051），这一方面导致了该维度信度相对较低，也影响了其对于志愿行为可持续性的预测效力的统计学表现，但并不能就此说明价值动机与可持续性志愿行为无关或负相关。

（二）动机与志愿行为的活跃性

研究证实了志愿动机水平对于志愿行为活跃度的相关性。值得注意的是，志愿服务活跃度与价值动机、理解动机、社交动机、提升动机相关，而与职业动机和保护动机无关。研究发现价值动机与理论动机对于志愿者参与志愿组织管理会产生积极影响。

研究结论清晰地体现了动机结构中的利他取向（other-oriented）/自利取向（self-oriented）的潜在张力及其对于志愿行为活跃度和介入性的不同影响。具有更高利他取向动机的志愿者更有可能频繁积极参与志愿活动，更乐于参与志愿组织管理，而职业动机和保护动机则对于志愿行为活跃性贡献不大。

此外，具体分析可知，每年参与1—2项志愿活动的志愿者动机水平最低，3—5项组别有所上升，每年参与6—12项志愿活动的志愿者动机水平达到峰值，12项以上组别则略有下降。研究结果提示，过高频度的志愿活动或许会引发倦怠从而对动机产生抑制作用。

（三）社会群体与动机的多元化

志愿动机结构分析表明，价值动机得分最高，其次为理解动机、提升动机、社交动机、职业动机和保护动机。价值动机标准差最低，其次为理解动机和社交动机，提升动机、保护动机和职业动机的离散水平较高。以上调查得出的动机维度水平与多数使用VFI量表的研究结果一致。在量表创制者克莱瑞最初的研究中，对动机重要性的排序为：价值、提升、社交、理解，职业和保护则排在末尾［6］。后续研究在中间各功能的排序上意见不太一致，但发现一致支持了价值动机在动机结构中的首要性，并支持了职业和保护动机在动机结构中的相对次要性［17］。因此，我们可以推论价值动机构成了志愿者的普遍动机，而职业动机和保护动机则在不同类型志愿者中存在不一致表现。

结合人口统计学指标与志愿动机的相关性探讨，可以发现不同群体的动机结构有所不同。年纪较轻的人虽然志愿服务经历和志愿服务活跃度方面低于高年龄段志愿者，但其职业动机和保护动机强，而且更愿意承担志愿服务管理工作。高教育水平的人，相比低教育程度的志愿者更期待通过志愿活动帮助实现职业发展和职业目标。教育水平和职业声望较低者则更关注在志愿活动中表达和实践自己的利他价值。研究发现，未参与志愿组织管理的志愿者的收入水平高于参与管理者的收入水平，说明了较低收入者似乎更倾向于参与志愿组织管理，换句话说，志愿组织能够成为提高低收入者社会参与和增进其公共生活的途径。

虽然研究发现，男性志愿者在价值动机、理解动机、社交动机、保护动机、志愿服务经历、志愿服务活跃度和参与志愿服务管理比例方面均略高于女性，但差异不具备统计上的显著性。从社会性别的批判视角和推进性别公平的目标来看，这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一个积极的发现。

以往的研究大多聚焦于志愿组织和志愿活动本身对推进社会公平和社会进步的积极作用，但随着志愿组织的发展和志愿事业的推进，正式注册的中国志愿者的规模已经超过6000万，志愿组织和志愿者自身也理应获得学界的更多关注。本研究通过对一地多类型志愿者的调查，证实了动机结构的多元性，并通过对志愿动机、志愿行为和志愿者特征的相关性进行分析，认为志愿服务对促进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群体的社会参与有着重要的作用。未来研究的方向包括对志愿动机和行为的世代研究，对志愿者城乡差异、职业差异和志愿组织差异的研究等。在研究变量上也可以更为丰富，纳入更多的社会和个体心理变量进行动机和满足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