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刚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1)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3页。那么，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之“运”在哪里呢？

第一，中国的救亡运动迫切需要新的思想引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先进分子从中西方对比中，明显感到中国需要新的思想引领来解决“中国向何处走”的问题。由此，一代又一代先进的中国人前仆后继，进行了艰辛探索。为解决“器不如人”和“技不如人”问题，洋务派引进了西方的科学和技术，从器物层面搞洋务运动，企求富国强兵，但一场中日甲午战争，把中国打回了“原形”；为解决“制不如人”问题，维新派和资产阶级革命派学习西方制度文化，搞君主立宪制和民主共和制，结果很快也失败了；为解决“思想不如人”问题，中国先进分子搞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旗帜，学习西方思想文化，引进了300多种西方思想文化，改良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工团主义等也都是“你方唱罢我登场”，还是没能解决中国的前途和命运问题。对此，毛泽东指出，这些西方思想文化“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2)《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514页。，还是无法改变中国向半殖民地社会状态沉沦的命运。俄国十月革命后，中国先进分子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引发了思想上的觉醒，他们经过反复比较，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中国的指导思想。从此，中国人民的精神才由被动转为主动，中国的救亡运动才有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新的思想引领。历史和中国人民不仅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而且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

第二，觉悟的中国人民迫切需要新的组织来凝聚革命力量。近代以来，面对政治和文化的双重危机，先进的中国人开启了挽救民族危亡的历史进程。中国人民奋起反抗，仁人志士奔走呐喊，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接连而起，但这些运动相继失败，特别是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失败，直接促进了由改良到革命的转变。在这样的情况下，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了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是革命果实很快就被窃取。虽然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又相继发动了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等，但资产阶级共和国这种救国方案最终也以失败告终，这使得人民陷入了深深的绝望、苦闷和彷徨。吴玉章当时就说：“辛亥革命给长期黑暗无际的中国带来了一线光明，当时人们是多么的欢欣鼓舞啊！但是，转瞬之间，袁世凯窃去国柄，把中国重新投入黑暗的深渊，人们的痛苦和失望，真是达于极点，因此有的便走上了自杀的道路。”(3)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吴玉章传》编写组编：《吴玉章文集》下，重庆：重庆出版社，1987年，第1052页。旧民主主义革命为什么失败？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虽然中国人口众多，但却没有组织起来，呈现出“一盘散沙”的局面。对此，毛泽东说：“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中国的近代史。历来中国革命的失败，都是被帝国主义绞杀的，无数革命的先烈，为此而抱终天之恨。”(4)《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79页。这说明，面对强大的敌人，中国人民要战胜它，唯有组织起来。因此，觉悟的中国人民迫切需要新的组织来凝聚革命力量，以解决中国“一盘散沙”的问题，进而找到新出路。

第三，中国当时并不缺乏政党，而是缺乏“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革命性政党，缺乏代表中国人民利益的先进政党。近代以来，受西方思想文化影响，中国先进分子也想仿效西方，在中国推行政党政治制度，因此民国初年一下子冒出300多个政党。当时人们见面不是说“你吃了吗”，而是问“先生什么党。”当时尽管以各种名目成立的政党众多，但这些政党的宗旨并不是出于“公心”，而完全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利。因此，造成了“今日中国之所谓政党……非真如欧美各国之政党以福国利民为主旨者。盖不过一二野心家，借政党名目，以为争权夺利之具也”(5)王灿：《党论》，《谠报》1913年第3期。。再加上，每个政党背后都有军阀的影子，政党之间的党争更是与这一时期军阀争斗的乱象互为表里，这不仅没有改变中国人民的悲惨境遇，反而使其越陷越深、越来越痛苦。这说明，当时的中国缺乏“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革命性政党，缺乏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先进政党(6)王刚：《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中国共产党百年辉煌历程》，《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1年第4期。，没有这样先进的政党，就不可能带领中国人民战胜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由此，组建一个以先进理论为指导的、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政党在当时就显得愈发紧要。

第四，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党不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中国需要新的革命阶级及其政党。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力图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但由于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不适合中国国情，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党无论怎么努力，都无法取得成功。那么，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党为什么不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呢？一是，从特点看，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有一个“从娘肚子里带出来的老毛病”(7)《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7页。，即软弱性，这决定了这个阶级具有“两面性”。当革命高潮到来时，如大革命时期，这个阶级会加入革命阵营，投身革命，具有革命性；而当革命处于低潮时，如大革命失败，这个阶级又会离开革命阵营，甚至投入反革命阵营，具有妥协性，由此造成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再加上这个阶级生不逢时，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把中国革命的胜利寄托于这样一个具有“两面性”的阶级显然不行，这就要求要有先进的阶级来领导中国革命。二是，从具体实践看，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也逐渐丧失了革命性。1920年五四运动后，许德珩等学生到上海拜会孙中山等中国国民党领袖，期望中国国民党能够支持学生运动，但孙中山给学生运动泼冷水，他要求学生们找500个人，发500条枪，组织500个敢死队，与北洋军阀斗争。这些事情后来被蔡和森写入向共产国际汇报的材料中，他说：“一个革命的政党(指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在革命的高潮(指五四运动)中完全不能领导，可见他快要死亡了，故此次运动(指五四运动)中的一般新领袖对于国民党均不满意，而有利于新的政党的产生，中国革命需要组织各派力量以反对帝国主义而引导革命的党了。”(8)蔡和森：《蔡和森文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801页。正因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党不行，中国革命要胜利，中国社会要有光明的前途，就不能依靠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所以必须依靠新的革命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中国工人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正是适应中国革命的这种要求而成立的。

总之，近代以来，中国迫切需要新的思想引领救亡运动，迫切需要新的组织凝聚革命力量，迫切需要以先进理论为指导、出于“公心”的政党，再加上资产阶级政党及其政党不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成功，中国社会要赢得光明前途，就必须组建一个全新的无产阶级政党。在这种情况下，随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就具有了必然性。这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国共产党既不是“突变”而来，也不是偶然产生的，而是一种“应运而生”，其“运”即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