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明飞 王 暾

作为一种政治现象，民粹主义古已有之，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蛰伏于社会意识层面。但是近些年来，民粹主义再次勃兴已成为影响世界格局和治理的重要思潮，尤其自2010年以来，国际舆论场中不断掀起有关民粹主义思潮的狂澜，对当前全球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皆产生了深刻影响。同时，当前国家间交流日益频繁，再加之媒介技术的进步，打破了不同地域之间民众交流的时空壁垒，特别是在一些突发性热点事件爆发之后，具有民粹主义色彩的思潮往往会充斥于社会舆论，并且展现出其强大的社会号召力，对社会现有的稳定秩序造成一定程度的冲击。

一、问题的提出

根据迪博智库(TIMBRO)2019年的民粹主义指数报告显示，在欧洲新一届的政党选举中，有26.8%的选民在上次全国大选中投票支持民粹党，几乎所有其他政府都依靠民粹主义者。(1)TIMBRO:TIMBRO AUTHORITARIAN POPULISM INDEX,https://populismindex.com/report/.这些数据意味着，民粹主义思潮已然对当下的国际社会环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任何事物都不可能凭空出现，民粹主义也是如此，它也经历了诞生、发展、兴起的过程。

19世纪末，美国的社会产业结构发生了迅速转型，农业机械的大规模普及极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但盈余的农村劳动力并未完全转移，导致大量失业人口产生。在人民党的策动下，失业导致的经济压力引发了部分人的不满情绪，在美国南方掀起了对抗体制的民粹主义运动。几乎同一时间，俄国正处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阶段，许多知识分子都希望原有的村社制度迅速向社会主义演进，俄国的民粹主义者主张在俄国原有的社会基础上，依靠知识分子的动员宣传，使俄国广大村社地区迅速过渡到现代化的工业社会。这体现了知识分子急切改变国家落后现状的理念，但事实上这是一种充满理想主义的乌托邦式幻想。列宁对此批评道：“没有本领解释资本主义，耽于空想而又不愿研究和弄清现实。”(2)《列宁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90页。我国学界的民粹主义研究内容也多聚焦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于俄国民粹主义的文本研究与批判上面。自20世纪下半叶起，民粹主义思潮在传播过程中呈现出与往日不同的新特征，有关民粹主义的研究更加注重现实层面的归纳总结。就理论而言，民粹主义是伴随现代化和市场化发展而诞生的，并且具有强烈的反现代化特征,多发于社会转型期，在时空因素的影响下形成多样化的表现形态。

二、资本主义的制度困境：全球民粹主义勃兴的现实背景

19世纪之后，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期，资本主义制度的影响也开始遍布全球，“这是全世界资本和生产集中的一个新的、比过去高得多的阶段”(3)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65页。。但近些年来，由西方国家所主导的国际资本主义体系产生了诸多问题，金融危机、难民危机接连出现，直接或间接导致民粹主义这种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结构的内部矛盾逐步蔓延全球。

(一)意识误导：新自由主义思潮的触动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资本主义市场失控所引发的周期性危机以及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兴起，使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体系面临巨大挑战。对此，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在凯恩斯主义的影响下，对本国市场进行了有序管控，使“发达经济体的增长速度超过资本主义历史上的任一时期”(4)王鹏权：《新自由主义迷思的破灭与西方资本主义的演变方向》，《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0年第11期。。然而，在20世纪中叶之后，由于国际贸易利润持续走低，西方传统财团重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一种与凯恩斯主义强调政府干预道路不同的理念——新自由主义呼之欲出。新自由主义者强调市场自由和资本的自由流动，坚定地杜绝政府对宏观经济的干预行为，认为市场的自由竞争是改善经济体系的必由之路，而这实质上仅实现了资本的自由，使其可以最大程度上榨取劳动者的剩余价值，从而获得最大利润。

但就实际情况而言，20世纪下半叶开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凭借自身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的优势地位，推动新自由主义思潮在全球范围的快速传播，许多国家深受其影响，并很快将这一理念诉诸政策执行的实践。但是，“新自由主义获胜的每一个地方，都创造出占人口总数 25% 到 60% 的永久下层阶级”(5)[加]娜奥米·克莱恩：《休克主义: 灾难资本主义的兴起》，吴国卿、王柏鸿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76页。。 随着新自由主义在各个国家渗透愈发深入，政府行政部门只能对市场进行有限调节，甚至全面退出市场，完全放弃政府对市场的调节。放任的结果便是在社会经济领域形成了“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竞争格局，经济竞争完全失去标准规范，造成了社会财富向社会资本雄厚的阶层不断流动，贫富差距急剧增大。事实表明，“新自由主义的泛滥激化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的各种矛盾，形成了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制度性危机，导致了民粹主义的兴起”(6)朱安东：《危机中的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民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9年第5期。。由新自由主义所引发的民粹主义迅速蔓延至全球，这其中也包括西方发达国家自身。

置身于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过程中仅在国内保留了大量高利润高精尖的产业，而将众多能耗大、利润少的传统产业搬迁至其他国家，使自己在国际经济供应链中始终处于获利的上游地位，通过对高精尖产业的绝对掌握而攫取巨额利润，稳固这些西方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优势地位。大量基础产业外迁，本国居民的就业岗位急剧减少，造成了本国失业人员数量的迅速增加，整个社会阶层结构处于剧烈的变动中。社会财富不断向单极流动，导致社会中众多的中下阶层的生活境况不断恶化。“过去50年来，美国的基尼系数一直在稳步上升，2018 年攀升至最高的 0.485。摩根大通公司发布的报告显示，美国最富有的10%家庭占有近75%的家庭净资产。美联储的报告显示，1989年至2018 年，最富有1%的家庭占有家庭财富总额的比例从 23%上升至32%，而最底层 50%的家庭财富净增长基本为零”(7)钟声：《美国贫富分化现实如此冷酷》，《人民日报》2020年3月16日。，这种经济的不平等进一步导致了政治、文化等多个领域的连锁反应，“处于20%最低收入阶层、未获得本科学历的孩子，毕业后依然处于社会最底层的比例为47%，高于这一阶层的、取得本科学历却依然处于社会最底层的比例为10%”(8)钟声：《美国贫富分化现实如此冷酷》，《人民日报》2020年3月16日。。伴随发达国家中下阶层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资源的缺失，这部分人群获得感相对减少，这种心理上的失衡成为滋生民粹主义思潮的重要原因。

(二)不平等接触：西方文化的单向输出

由于国际权力格局的不平等性，国家间的文化接触基本呈现出单向性，主要表现为西方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单向文化输入，这造成了西方价值观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广泛传播。特别是苏东剧变之后，由于意识形态竞争对手的缺失，以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科技等方面的领先优势，西方国家依托强大且多元的媒介组织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西方文化，西方价值观语境之下的“自由”“民主”等概念被冠以“普世价值”之名，进而开始主导国际话语体系。西方国家如此行径的目的在于改变诸多后发国家的体制，消解这些后发国家的民族文化，从而将文化形态乃至国家体制改变为西方范式。

文化接触为社会变革提供了一种可能，但在新旧文化接触交替时，传统文化强大的惯性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外来文化的影响，二者之间的差异性势必导致诸多矛盾，而民粹主义诱发的社会运动进一步激化了这些矛盾，这最终导致在西方国家所主导的现代化浪潮冲击下，许多后发国家和地区的居民接触到了民主文化，他们学会通过政治示威等方式表达自己的主张。但是，这些后发国家当中并没有与西式民主相匹配的制度建设，所谓西式民主文化也不完全符合各国的现实特点与文化语境，因此，很多国家在盲目接受西式民主文化后接连发生大规模具有强烈政治化色彩的民粹主义运动。同时，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虽然看似为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居民提供了一些就业岗位，但这都是建立在不断压低用工成本，也就是最大程度上削减工人劳动所得基础上得来的，这并不能有效改变当地居民的经济状况，反而会激起人们心中的不满情绪，最终导致一些人产生不公平感和焦虑感，从而为民粹主义的滋生提供了温床。综合来看，随着资本主义制度与相关思潮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社会不平等现象在全球范围内加剧，各国社会当中原有的民粹主义底色被激活，并获得广泛认同，在此基础上形成规模庞大的民粹主义群体。

(三)认同危机：西方社会身份政治的焦虑困境

民粹主义在其本国内部往往表现为对主流精英的反抗，对外则体现为反移民、反全球化的保守主义特征，而这种种表现恰与当下西方国家中出现的身份认同焦虑息息相关。在现代国家视角下，国籍象征着国家力量在公民身份认同过程的介入，将国家认同置于观念价值认同的最高优先级，通过这种一元化认同机制的建构，主要将国家结构内部的少数族群和边缘化群体整合进统一的集体，进而推动在全域范围内对国民身份的集体认同，形成国民这种统一化的身份观念。现代国家不断强化国民政治身份的认同，事实上就是不断提高国民的国家意识，旨在将本国公民都凝聚在国家所建构的身份范畴之内，但是这一过程同时强调国家认同当中的排他性、优先性等，这与民粹主义极端排他的内核高度相似，也为这两者之间的相互转化提供了一定的可能性。

近几十年来，由西方国家所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不断发生周期性危机，不少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放缓。同时，国家间人口流动不断加大，许多欠发达国家和地区人口向发达国家流动，抢占本土居民就业空间，使本土居民失业率不断上升。同时，大量迁入的外来移民对福利保障、社会治安等方面产生了一定冲击，原本人口数量庞大的社会主流群体的相对剥夺感和失落感不断增强，而与之相伴的是身份政治的焦虑情绪不断高涨，进而造成近年来在诸多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里的本土主义论调愈演愈烈。特别是当原本社会边缘群体、少数族裔、外来人口开始为自身群体打上强烈的身份符号，不断明晰自己与其他群体之间的边界，并且利用这种身份建构来参与社会资源分配时，原本的本土群体也会在不断强化身份政治的同时产生强烈的排他情绪，最终使本土居民通过身份政治为自身群体建立起新的标杆，展现出强烈的右翼民粹主义色彩。

(四)矛盾转移：全球化进程中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掩蔽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认为资产阶级“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生产和分配”，(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79页。他们所建立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对社会大众而言具有一定的蒙蔽作用，其目的是加强巩固资产阶级自身的统治地位。由当下印证来看，民粹主义思潮由西方发达国家向全球迅速蔓延，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蛊惑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特别是近些年来面对金融资本积累所导致的社会问题，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统治集团力图把人们的关注焦点从资本主义制度弊端的批判中转移开来，在意识层面将社会广大的中下阶层凝聚在一起，集中转移他们的注意力。但同时，资本主义的周期性危机等制度性问题在诸多发达国家社会导致经济持续低迷、失业率不断上升，这些国家的社会大众对其国内长期盛行的政治精英主义提出质疑，由此导致的便是民众逐渐将矛头指向西方发达国家当中流行的新自由主义、代议制民主等议题，并借由当下网络媒介将民粹主义作用于思想和现实两个层面，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应。

为了使民粹主义的矛头不触及资本主义的制度层面，西方国家利用蛊惑性宣传，不断强化国民的本土意识，将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都归罪于外部因素，撇清资本主义统治集团在国家治理中所承担的责任，以矛盾转嫁的方式掩盖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弊端，调动起本国居民的仇外情绪，冲散社会大众对资本主义政体内生性问题的质疑，无形之中助长了具有鲜明排外内核的民粹主义思潮。因此，在当前西方国家中，无论是政治选举亦或国家政策的施行，皆出现了许多带有民粹主义色彩的方针政策。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掩蔽之下，全球民粹主义思潮虽然受各国实践条件所限，表现样态也呈现区域化差异，但批判对象却始终在有限的范围内，其核心思想主要表现为反对建制派精英、反现代化和反全球化等，但是并没有反思其制度的内在问题。

三、 民粹主义话语的内在张力

民粹主义者所宣扬的核心主张是“他们且唯有他们才代表人民”(10)[德]扬-维尔纳·米勒：《什么是民粹主义？》，钱静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20年，第4页。，他们通过建构“人民”话语体系来巩固其行为合法性的基础，同时这也是他们扩大影响张力的关键所在。事实上，这种话语体系的形成意味着民粹主义者建立起了名为“人民”的观念共同体，所有其支持者都被囊括进这个范围，为不同群体之间勾画出清晰的边界线。需要指出的是，民粹主义所指的“人民”只是一个抹杀内部差异性而又赋予其道德超然性的抽象概念，绝不等于马克思主义意义上所讲的人民。

(一)概念抽象性

民粹主义将“人民”描述为一个没有内部差异的平民化整体，同时也是怀揣同一理想的行为共同体。但就理论层面而言，“人民”的内涵十分丰富。马克思认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他也指出“人们——不是抽象概念，而是作为现实的、活生生的、特殊的个人”(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5页。。这说明民粹主义者在其所建构的话语中，那种高度同质化的“人民”群体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伪命题。在马克思主义学说视角之下，人民是由社会不同的社会个体组合而成，也就意味着人民是异质性的社会个体组成的集合，不同社会个体之间的价值取向也不尽相同，宏观角度的人民群体的情感倾向也理应呈现多元化态势。

从现实角度来说，近代以来形成的现代民族国家无不拥有规模庞大的人口，由于价值判断和利益诉求的相异性，整个社会也会被细化为不同的群体与阶层，并在社会中形成多元价值共存的观念格局。而在民粹主义的语境之下，“人民”话语所阐发出的概念则具有高度抽象性，这实质上模糊了社会不同阶层的边界，将整个社会简单划分为“人民—精英”的二元对立结构，并且最大程度地将社会中的不同群体全部纳入“人民”之列，使这种话语体系成为扩大认同群体的重要手段。同时，这种抽象化的“人民”话语也将其对立群体的画像勾勒出来，“民粹主义的逻辑同样暗示着凡是不支持民粹政党的人都不是严格意义上人民的一员”(12)[德]扬-维尔纳·米勒：《什么是民粹主义？》，钱静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20年，第4页。。民粹主义者塑造出的具有高度抽象性的“人民”概念，使“人民”的范围更加宽泛，因其在身份识别中极高的话语适应性，通过“人民”一词的话语感召力，尽可能多地吸纳社会不同群体加入其中，在强化群体自我认同的基础上扩大群体基数，同时与其他群体划清界限。再者，“人民”话语内涵的抽象性为民粹主义者留下了极大的解释空间，在这种话语体系中模糊化的群体边际以及缺乏对于不同群体差异的精确描述，民粹主义者的意志成为影响“自我”和“他者”群体身份划分的决定性因素，他们凭借主观意向将社会群体人为地进行识别，而非通过科学精准的定义内涵来区分彼此。这表明，民粹主义者在建构抽象化“人民”概念的伊始，实质上也是将这种话语变为身份识别工具的起点。

(二)道德超然性

民粹主义者在建构高度抽象人民概念的同时，也赋予了其超然的道德属性，“人民永远被定义为正义的、纯洁的”(13)[德]扬-维尔纳·米勒：《什么是民粹主义？》，钱静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20年，第4页。。在他们看来，人民群体的力量、智慧与道德是毋庸置疑的，因而无论在何种境地之下，人民都应始终被视为社会的主体力量，他们的愿景具有不可争辩的正义性和崇高性。依照此逻辑，凡是符合“人民意志”的行动与论调都应该被视为合乎情理。这就是说谁占据了代言“人民”的地位，实质上就获得了相应的权力资源。“谁开始代表‘人民’说话，反对当前权力集团的汇聚，谁就是游戏赢家。”(14)[英]吉姆·麦克盖根：《文化民粹主义》，桂万先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6页。民粹主义者都自诩为人民的代表，极力宣扬自己的行为动机都是出于对人民利益的考量，从而将自己的言论与行为刻画为“代行公意”，实质上只是将抽象而又理想化的“人民”作为其行动合法性的政治资源。

从民粹主义者的话语叙述中可以看出，塑造“人民”以及代表人民成了其话语体系最为核心同时也最具有张力的一种体现。民粹主义者将人民视为一种充满理想色彩与崇高道德的超然抽象物，并努力将自己塑造成为“人民”的代理人。这一系列行动的逻辑表明，民粹主义群体之所以极力推崇“人民”并赋予其极高的道德，实质上就是利用道义资源为自己攫取社会权力，将自己的言论行为立于政治道德的制高点对他人进行批判。同时，作为人民化身的角色定位，也为民粹主义群体开展抗争性政治运动提供合法性辩护。

(三)受众群体的社会性

民粹主义所建构的“人民”话语已经在不同国家取得一定的社会效应，获得了大量的社会受众，凝聚起规模庞大的民粹主义群体。除话语体系内在机制的影响，这还与话语受众的群体性特征密不可分。亚里士多德认为人是社会性动物，不能离开社会公共生活而自给自足。特别是在人际交流愈发密切的现代社会，人们在社会当中除了生存的需要之外，也存在着被关注的精神需要。

发端于20世纪的社会边缘性理论表明，由于受边缘化情境影响，边缘个体会逐步在行为和心理上演变为双重边缘人，并且在强大的社会压迫下与主流社会逐步疏远直至完全隔离。民粹主义思想恰好满足了社会不同阶层人的心理需求，解除了他们的归属感困境。当这些原本散漫无意识的群体受到民粹主义的刺激时，会迅速凝结成为一个积极地、团结的集体。加之民粹主义赋予这些群体以超然的道德力量，这就使得原本组织形态散漫的社会个体价值得以实现，并且在民粹主义团体内部产生自我群体性认同与外部群体性偏见。民粹主义群体内部的个体通过实现或维持群体认同来明确自我定位，这就会为社会群体带来前所未有的归属感与自豪感。从群体心理学角度出发，社会个体一旦聚合成为群体，就自然会形成相应的群体性心理，即“他们拥有了与单独一人时完全不同的感情、思想和行为”(15)[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冯克利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第14页。。大众不仅在行动实践方面体现为一个群体，而且是一个心理上的整体，他们因内心诉求趋同而凝聚在一起。同时，正是民粹主义所建构的具有道德超然且二元对立的人民话语体系，使民粹主义者在话语争锋中盘踞道德制高点批判与其意见相悖者，这种蕴含强烈情绪的话语使社会中许多秉持价值中立的个体不愿表达自身观点，以免卷入话语博弈。因此，他们在社会舆论的场域中三缄其口，成为“沉默的大多数”，助长了民粹主义者的气焰，在社会舆论的表象上造就了民粹主义拥有巨大影响力的传播景观。

(四)技术助推性

媒介技术的快速发展，为民粹主义话语快速传播增添了新的动力。民粹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其影响力的扩散与功能实现须通过相应的物质载体来发挥作用，而多样化的媒体成为民粹主义扩散的理想载体。同时，日新月异的媒体形式有助于打破社会层级的桎梏，使得社会各个阶层之间进行直接的信息沟通与对话，社会底层的声音主张直接表达出来，并在全社会范围内广泛传播。1999年时任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就是通过创办电视直播节目《你好，总统》，直接与社会大众通过电话连线进行沟通。从整个政治系统的角度来看，这种传播促成了国家高层与底层之间直接性的信息沟通，打破了信息传递的层级。

互联网媒介成为如今民粹主义思潮主要的集散地，网络事实上提供了一种更加高效的扁平化沟通模式。比较典型的是在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中，特朗普利用“自我组织和病毒式营销相结合的自由网络”(16)[英]尼尔·弗格森：《高塔与广场》，周逵、颜冰璇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第398页。最终取得了胜利，并且其在任期内的“推特治国”更是当下民粹主义与新媒体技术结合的范例。李普曼在《大众舆论》中提到，在大众媒体日趋成熟的当下，公众只能处在由媒体所编织的“拟态社会”中，无法直观地了解现实社会，从这个角度来说，媒体成为公众了解社会的工具性介质。但是，作为受众的社会个体在信息接收上具有主观倾向性，不同媒体同样具有价值倾向性，并向公众传播具有特定价值判断的窄化信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主流媒体通过议题设置转移了社会公众的注意力，使他们长期沉浸于主流价值观的舆论环境中，民粹主义由此隐藏在历史的幽暗角落里。而今天由于网络媒介和新媒体飞速发展，信息传播呈现出多中心化的传播格局，技术赋权也使“人人皆为话筒”成为现实，民粹主义者可以借由技术赋权的红利直接将自己的意见主张向上传递，或者借助当前网络媒介的开放自由性等特点，将带有民粹主义色彩的信息内容在网络空间任意扩散，曝光于网络媒介的受众群体面前，通过技术性助力提升民粹主义的话语影响力。

四、矛盾与错位：民粹主义实践延展的局限性

民粹主义反复出现于历史进程当中，通常兴起于社会结构出现剧烈变动的节点，但无一例外的是民粹主义并不能作为一种显性制度长期存在。在诸多因素的限制作用下，民粹主义只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复归于社会意识深层蛰伏起来。从目前的实践结果来看，基于时间、区域等条件的变化，民粹主义所带来的实际效应和结果各不相同，它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可的一套准则，其张力延展终有很大的局限性。

(一)理念矛盾：反建制派对建制道路的重塑

在西方社会多党制的政治体制中，选举竞争是政党政治的重要活动，其目的是最大程度争取政治选票与赢得选民支持。民粹主义主张直接与民众进行沟通的策略，并推崇简单化的政治形式，对民众具有极强的吸引力，这成为西方政党进行竞选动员的理想工具。正因如此，当下西方国家的政治生态也自然呈现出深厚的民粹底色，许多西方政党提出了具有鲜明民粹主义特点的宣传口号，甚至催生出一大批民粹主义政党。

但是，这些组织所信奉的民粹主义没有形成体系化的政治主张，几乎所有民粹主义所展现出的最大特征是反对精英。特别是在议会制选举的西方国家中，诸多坚定的民粹主义政党大都为在野反对党，然而“反对派的民粹主义可能对民主有利，而当权的民粹主义则带来巨大的风险”(17)Jane Mansbridge and Stephen Macedo：Populism and Democratic Theory，Annual Review of Law and Social Science，2019(01).。这主要是因为当民粹主义者真正开始掌握国家权力时，由于其自身并没有完善的核心施政理念，民粹主义政治的主要论调是批驳建制派精英及现行制度，“他们认为民主化只是给公民带来了执政的幻想，同时使精英们的权力合法化”(18)Nadia Urbinati：Political Theory of Populism，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2019(01).。这表明当前民粹主义运动自诞生起即为一种抗争式政治，并没有完善的长期执政方略，因此当这些民粹主义团体执掌国家政权之后不得不面临两难困境：一种是完成其在参加政治选举时的承诺，满足其在参选时期所提出的许多具有显著民粹主义色彩的非理性诉求，而这些诉求往往集中于经济领域，将大量的国家财政支出投入公共服务或社会保障领域，满足社会底层民众的经济需求，这就为国家财政增添更多负担，甚至成为高负债型的福利国家，并最终将社会经济拉入恶性循环。另一种是，当民粹主义者真正走向政治舞台核心时，他们便会发现一些理想化的政治主张并没有办法完全推行，故而不得不重新回到建制派精英所推崇的原有道路上，这种理念与实践的相悖性将减少自身拥趸的支持，进而削弱自己的政治根基。

(二)行动错位：精英领导之下的平民运动

民粹主义运动在表象上呈现为平民主导的集体性行动，但是在这种表象之下隐藏的领导主体却常常是精英群体。崇拜人民的民粹化内核脱胎于古典政治哲学中的朴素正义观，映射于当下为民粹主义语境中人民至上和反对精英两大显著特质。因此，在民粹主义的理念语境之中，精英群体与人民大众本就存在天然的隔阂。虽然，诸多民粹主义者将自己标榜为人民的代表，提出为人民争取利益的口号进行社会动员，但不可否认的是，民粹主义思潮是精神生产的产物，它的话语塑造和社会宣传都需要媒介资源作为现实支撑。而在现代传媒盛行的当下，媒介资源往往被社会资源雄厚的人群所控制，也就是说民粹主义这一极力鼓吹平民价值的精神产品是通过精英来实现其对现实的反馈作用。

反观当下，民粹主义运动所进行的媒介宣传与社会动员，都需以大量的社会资源作为依托来展开，也就意味着这些民粹主义的策动群体本质上就属于社会精英阶层。勒庞在《乌合之众》当中便已经揭示了在群体性运动爆发时群体性理智便会降低，导致整个群体性运动出现盲目性、冲动性、易受煽动性等特点，致使群体易被外部力量领导。从当前世界范围内所产生的民粹主义运动来看确是如此，“精英主义是隐藏在民粹主义背后的逻辑”(19)孙哲：《权威政治》，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9页。。在精英群体主导的民粹主义运动当中，人民既是民粹主义运动的扶助对象，又是民粹主义产生巨大影响的力量来源。特别是在社会结构发生变动的背景下，精英群体通过操纵民粹主义来进行广泛的社会动员，并通过引导群体心理来达到自身目的。在社会精英群体带有目的性的设计之下，社会大众只不过为其提供了合理性来源和行动力量，而民粹主义成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思想工具。但是，在精英主义驱动下的民粹主义运动中，其建构话语主要将矛头指向了社会精英群体，将其置于社会大众的对立面，加深了精英和大众之间本就有的天然鸿沟，这更加造成二者在价值诉求等方面格格不入，并且最终使民粹主义运动面临行动错位的逻辑困境。

(三)消解内因：民粹主义群体内部的利益内耗

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中提出，一种集体性行动之所以能够产生，多是因为集体中的个体希望通过一次集体性行动来实现自身的主张，需要“集团成员同意分担实现集团目标所需成本的情况下给予他们不同于共同或集团利益的独立的激励”(20)[美]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陈郁、郭宇峰、李崇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2页。。极端的个人理性的集合并不能促成集体行动的产生及其功能的实现，因为作为行动单元的集体拥有不同圈层组成的组织架构，通过集体行动所获利益的多少从核心圈层向边缘圈层依次递减，而绝对的个人理性促使个体不顾集体目标，使整个集体尚未行动之前就消解于组织内不同个体利益争夺的内耗中。真正使不同圈层都投身于同一个集体行动当中，是因为这些个体都想借助集体性的力量来使自己获利最大化，特别是在其行为相悖于现行体制的境况下，法不责众的社会心理将不同的社会个体凝聚为一个群体来开展行动，力图在集体性的抗争运动当中实现自己的利益诉求。这也就是在群体性行动当中处于边缘的圈层较之核心圈层获利较低甚至出现利益损失时，集体行动仍旧存在的内在原因。

作为一种典型的社会群体性行动，民粹主义在其发生之时便会产生理论主张与现实利益双重的相悖性。从理论主张来看，民粹主义的核心诉求在于通过直接民主的形式来表达非理性诉求，并且认为自身便代表了民意。集体行动的实践逻辑来看，却出现了理论主张与现实实践的错位，因为在当前国际社会中，民粹主义运动皆是由民粹主义领袖所领导的，这些领导者往往处于集体中的核心圈层。他们鼓动数量庞大的社会群体为自己获取最大利益，而不是如其所主张的在最广大范围内为人民争取平权。同样的，社会大众投身民粹运动的动机也是为了自身的利益，希望通过大规模的集体行为来实现自己的诉求。然而，当同一群体内部不同圈层的利益诉求不再相同，甚至彼此之间产生利益摩擦时，民粹主义运动领导者的号召力和组织凝聚力也随之下降，使得整个民粹主义运动的发展因内部团体的利益分化而瓦解，并最终导致民粹主义运动的消失。

(四)国家力量：压制民粹主义发展的外部因素

在经典理论视域下，国家是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异己力量，是维护社会秩序，保证统治集团有效治理的硬基础。然而，民粹主义天然便具有反体制的文化基因，其引发的抗争性政治景观对多数国家的现行体制都产生了消极影响。所以，对于力图追求民主法治的国家来说，克服民粹主义带来的诸多问题，是保障社会有序发展的必经之路。由于政府较之社会公民的强势地位，在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社会大众对于民主政治的诉求不断提高，人们对于国家政府和社会大众的认识仍然停留于传统观念，对于国家政府和社会大众的关系认知仍旧是单向度的，强调公职部门的权力规制，目的是约束国家力量去保证公民权益。但是长期沉浸于这样的观念，一定程度上淡化了法律制度同样对社会公众的规制作用，使人们忽视了社会公众守法的义务，特别是民粹主义通常以人民之名掀起反抗社会精英的抗争运动，强化了民粹主义的反体制情绪，却没有将注意力放在制度的“治民”逻辑中来。

但是从工具性角度来看，国家作为一种镇压机器，主要作用是消除由社会矛盾所引发的各类风险，而法律等制度是国家统治阶级意志的外化体现，与之相应的警察、军队等暴力工具则是这些制度的物化表现，是确保制度行之有效的现实力量。特别是当民粹主义所夹杂的非理性因素开始严重影响到国家建设时，国家制度及与之相应的现实力量，将压缩民粹主义的非理性论调及行为。因此，可以看到从西方国家接连发生的“占领华尔街”“黄马甲运动”,以及近段时间美国发生的“占领国会”等民粹主义事件，各国政府都是在运动发展至高潮阶段，运用制度硬性力量加以遏制。国家机器可以分为以制度物化力量为主的镇压性国家机器和以文教宣传系统为主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二者关系体现在“镇压和意识形态化之间建立了一些非常微妙、或公开或心照不宣的结合形式”(21)[法]路易·阿尔都塞：《论再生产》，吴子枫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193页。。目的在于确保统治阶层对于社会的有效治理。因此，在对抗民粹主义的实践过程中，可以看到一些国家同样利用媒体宣传的柔性力量，在社会舆论上压制民粹主义论调，特别是当民粹主义运动的非理性因素不断增大，并且这种非理性行为所带来的风险已经开始严重破坏社会正常秩序时，国家力量便会从现实和意识两个层面介入其中，以消除民粹主义对社会秩序的负面影响。

五、结语

与当前民粹主义勃兴相伴的是国际格局发生深刻变化，新兴国家的迅速崛起使全球治理体系发生革命性变化。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民粹主义所掀起的巨浪已然漫卷全球，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中的民粹主义政治已从幕后走向台前，深刻地改变了社会现实，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在当前国际背景之下，民粹主义虽然对国际主流政治形态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但是它“如同洪水猛兽一般难以见容这个时代”(22)林红：《民粹主义全球性再现的根源:民众与政党的双重维度》，《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7年第2期。。对民粹主义思潮传播过程中的综合判断和理性反思，有利于分析出今后应对民粹主义的路径。

从民粹主义思潮的传播过程来看，网络作为如今最为流行的传播媒介，因具有自由性、开放性等特点，拥有传统媒介不可比拟的便利性，极大地缩短了信息传递的时间，将不同地域的人群更为紧密地联结在一起，成为当下民粹主义思潮传播的重要平台。在当前国际舆论环境中，反全球化倾向已成为民粹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这种反全球化的价值表达也是通过媒介技术在国际舆论场中广泛传播，并逐步显示出一种全球化趋势，这恰恰证明了网络媒介在信息传播中的重要作用。根据社会学家桑斯坦在《网络共和国》中的观点，网络空间之中群体是以兴趣趋同与否来进行划分的，而在这样的团体中，异见很快会被压制乃至消失，留存的仅有统一的共识，甚至在民粹主义群体内部的交流过程当中会因“群体极化”效应而使共识出现极化并不断积累。同时，网络社交媒体在做到即时通讯的同时也使传播主体和受众之间的单向信息传播变为双向沟通，民粹主义团体可以通过网络对社会个体采取直接式回应，而不是以往代理人式的政治沟通，这就建构起了一套跨越层级的扁平化沟通机制。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不仅便利了人们的沟通，而且给网络思潮的治理体系带来了机遇，特别是计算机算法和算力的革新，使计算机通过模拟人脑的神经网络程序来收集研判网络中的海量数据，尤其是面临现实社会当中的突发事件时，更加智能化的信息推送方式逐步引导民粹主义群体的价值取向，冲淡社会舆论层面当中与民粹相关的信息内容。通过智能化技术所建构的预防机制，将当前针对民粹主义思潮的矫治模式由事后补救转变为事前引导。

作为一种社会思潮的民粹主义，其在社会意识层面的种种表象都有深厚的现实性根源。民粹主义已经深刻影响到西方国家的现实社会，民粹主义受众的推动力量也涉及社会各阶层，这其中的直接诱因也来自现实层面。这些群体在现实层面中不满情绪的堆砌，“这些不满不仅是经济上的，而且是道德上和文化上的；它们不仅与工资和工作有关，而且与社会尊重有关”(23)Sandel MJ：Populism, liberalism, and democracy，Philosophy & Social Criticism,2018(04).。伊斯顿的政治系统学说认为社会环境对政治系统会提供需要和支持两种信息输入形式，而政治则以政治决策或理论输出的方式对外部输入做出回应，整个政治系统必须通过输出的形式进行自我调节以维持系统的稳定性运行。因而，在制度框架内充分利用各类信息沟通渠道和政治沟通机制，在最大范围内回应和满足社会大众的理性诉求，才能在保障大众利益的同时促成公平有序的社会环境，从而有效地避免由民粹主义所引发的各类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