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美慧

众所周知，大众文化是市场化、工业化、都市化的产物，是大众日常生活的表现形式。随着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推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以及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我国大众文化也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和转型(1)有关我国大众文化研究，可参见何兰萍：《我国大众文化研究最新动态述评》，《学术论坛》2002年第3期。。本文拟在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众文化发展趋向的基础上，通过梳理大众文化的价值取向及其嬗变，分析其背后存在的价值困惑，以期更好地推动新时代大众文化的健康良性发展。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众文化的发展趋向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众文化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转型而不断发展，经历了萌芽、发展、成熟的嬗变过程，可以划分为以流行文化为主、以商业文化为主和以网络文化为主三个阶段，每个阶段的文化态势和文化表征都有所不同。

(一)以流行文化为主阶段(1978—1992年)

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我国大众文化发展处于萌芽时期。随着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实行，港台文化、日本文化、欧美文化先后影响中国大陆文化的发展进程，大众文化以广东珠三角为开放口岸向内地不断延伸，呈现出模仿化的基本特征。这一时期的大众文化基本上以引进国外大众文化和港台流行文化为主。我国大众文化的萌芽开始的标志性事件就是以邓丽君为代表的港台音乐的流行。先是流行音乐的盛兴推动了像邓丽君、罗大佑等港台偶像的诞生，接着港台音乐流入大陆，兴起了“粤语热”等文化现象，然后还带来了像《霍元甲》等港台电视剧的流行。伴随流行音乐、电影及电视剧的盛兴，人们的日常生活变得更加丰富的同时，商品化、情色化等负面影响也随之产生。正因如此，“从1983年开始，‘清除精神污染’、‘严打’、‘扫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等词语开始频繁地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2)梁鸿：《新启蒙话语建构——〈受活〉与1990年代以来的文学和社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41页。。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我国大众文化逐渐摆脱模仿阶段，开始了独立发展阶段，出现本土化发展趋势。有学者指出：“(20世纪)80 年代以来，一种全新的消费性的大众文化，从流行音乐、卡拉OK、迪斯科到通俗文学、亚文学、千篇一律的肥皂剧、情节雷同制作模式化的港台电视剧，几乎令人目不暇接，急速地萌芽、扩张并在90 年代占据了中国大众大部分的文化生活空间。”(3)陈立旭：《新时期大众文化审视》，《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1999年第2期。特别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随着广播和电视等媒介的发展、人们经济水平的提高和思想观念的转变，我国大众文化开始进入了真正意义上的创作和发展时期。这时期的标志性事件就是电视剧《渴望》热播，该剧引起全国各地观众的热烈反响。与此同时，在音乐方面，随着摇滚音乐诞生，《信天游》《一无所有》《西北风》等流行歌曲红遍大江南北；在电影方面，《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活着》等影片搬上银屏，成为百姓日常生活的真实写照；在文学创作方面，以王朔为代表的“痞子文学”广受欢迎，并频频被改编成电影或电视剧。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沸腾了，大众文化的生产者在商业利益和大众需求的推动下，加快了生产步伐，开动制作机器，一时之间，中国的大众文化蜂拥而来，规范的不规范的、地上的地下的、公开的秘密的，大众文化产品迅速充斥了中国的文化市场”(4)叶志良：《大众文化》，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61页。。

(二)以商业文化为主阶段(1992—2001年)

从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开始，至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是我国市场经济逐步确立完善时期。这一时期文化发展的转型突出表现为文化商业化、商业文化，大众文化的活动空间迅速拓宽，大众传媒的影响不断扩大，广告消费的刺激影响深远。特别是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文化的创作者、生产者利用大众言论、声音、态度等形式形成了一种能为大众所接受的价值表达方式，有效拓展了大众文化的市场空间，在一定程度上也为大众文化的迅速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这些因素推动我国大众文化发展到新的以商业文化为主的新阶段。

在这个阶段，我国大众文化进入了批量生产制作，亦即创作、生产、销售为一体的实际消费阶段。随着科技进步、媒体特别是广告宣传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商业文化的典型特征就是“文化逐步改变了传统的个体化、手工化、小生产化和在狭小的圈子中传播的特点，呈现出了集约化、高科技化和大批量生产以及大众传媒广泛扩散的态势。文化产业步入科技化和大众化的轨道，造成了文化流通空间的立体化(海陆空全方位传送)、时间的快速化(有形、无形载体的传播、辐射)和手段的现代化(运用最先进的交通、通讯和传输工具)”(5)陈立旭：《二十年中国大众文化回眸(下)》，《观察与思考》1999年第3期。。这可以从两个文化事件看得出来：一是贾平凹《废都》的创作和出版。该书发行量超过100万册，精英作家开始关注通俗文化。二是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的热播。该剧深刻反映了当时的“下海经商”潮。

文化与商业的结合，经过精心的策划和广告的包装，文化的艺术性和审美性、道德性受到了挑战。在广告、媒体的助推下，闲暇消费、节日经济、女性消费、审美消费等成为商业文化的重要内容。大众文化成为互动的文化，例如选秀节目的兴起，发展到顶峰的标志性事件就是《超级女声》节目。大众文化的商业化开始涉及个人隐私的买卖，先是明星个人生活隐私的商业炒作，接着是普通大众个人生活开始受到关注。陶东风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后，另一类型的世俗化出现了：不再关注公共世界和他人，而是沉迷于物质享受和内心隐私。”(6)陶东风：《从两种世俗化视角看当代中国大众文化》，《中国文学研究》2014年第2期。在这种情况下，“明星出卖自己的隐私、记者出卖别人的隐私，足够满足我们的窥视欲望”(7)滕威：《书写中产阶级与中产阶级的自我书写——关于1998年中国文化市场“隐私热”现象的报告》，《上海文学》2000年第4期。。比较有影响力的就是《北京青年报》记者安顿从1997年至1999年发表的系列口述实录。这些口述实录涉及情感生活的方方面面，受访者也涉及各类群体，引发全国轰动，产生系列连锁效应。这种现象一方面是受后现代主义解构思潮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受消费主义思潮的影响。由此可见，大众文化在满足人们的物质欲望的同时，开始追求娱乐化、世俗化、感性化。

(三)以网络文化为主阶段(2001年至今)

21世纪初以来，随着市场化、全球化、信息化的不断发展，网络文化异军突起。顾名思义，网络文化指的是“以网络信息技术为基础、在网络空间形成的文化活动、文化方式、文化产品、文化观念的集合”(8)王世伟、惠志斌：《信息安全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年，第49-50页。。在兴起之初，网络文化主要有三个特点：第一，各类网站发展迅猛，形成网络文化建设新格局。第二，网络文化产品日益丰富，供给能力显著增强。第三，网络成为公民问政和通达政情民意的新渠道(9)王世伟、惠志斌：《信息安全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年，第50-51页。。在这个阶段，互联网不仅成为一种媒介手段和大众文化发展的载体，虚拟与现实互动的结合体，而且成为人们日常的数字化生存方式；网络的迅猛发展不仅改变了人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等，还改变了人的思想观念、价值观念、理想信念等。

网络文化作为大众文化的最新表现形态，具有去精英化、去中心性、去主导性等特点。网络、流行、时尚与消费文化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现代人生存的一个基本维度，文化领域的世俗化日益改变着当前人们的文化接受模式——由被动接受转向主动参与。我们被带入了一个交互式、大众广泛参与的文化时代。正如论者所说，“经典文化以精英为核心的单维度权威主义文化模式被颠覆，代之而起的是大众广泛参与的多元交互的文化模式”(10)刘怀光：《流行文化及其对经典文化表达方式的颠覆——现代流行文化的后现代意义》，《理论导刊》2008年第6期。。不可否认，随着草根文化盛行，“互联网提供了一个让草根施展抱负的广阔天地，一些草根身份写手，正逐渐演变为新的精英作者”(11)王迎新、平章起：《论消费社会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渗透》，《广西社会科学》2014年第8期。。在这种环境下，网络恶搞、网络小说、网络歌曲、网络电视等网络文化形式层出不穷，网络炒作成为网络名人的常用手段，主要是通过社会热点的关注，有目的的策划、引导，互联网平台的搭建、互动等方式来实现。大众的参与度空前提高，精英与大众两种意识充分碰撞式融合，网络上充斥着多种价值取向，价值观的表达方式从日趋多元。

除此以外，网络文化的流行还成为大众的“狂欢”，碎片化、视觉中心转向、符号消费、信用时代随之而来，造就了各种网络时代的神话。有学者指出：“在互联网上我们看到了人们从语言狂欢发展到语言的暴力，从语言的暴力升级到语言的杀戮，从语言的杀戮演变为语言的灾难！人们可以肆无忌惮地对别人进行攻击，越尖酸刻薄越能获得满堂的喝彩，越是穷极无聊越是有人趋之若鹜。”(12)邵建：《媒体时代、道德失序、话语重构？》，《艺术百家》2006第4期。网络空间中大众的语言狂欢造就了大众的神话，一方面，主体的参与度提高，主体的活动范围、活动载体拓宽；另一方面，网络文化推动了虚拟经济的发展。从网络游戏的盛兴到电商的兴起，再到“互联网+”时代经济网络化的发展，网络实现了虚拟与现实的有效结合，给大众带来了虚拟与现实的双重身份。与此同时，随着网络的普及、移动媒体智能化的实现、大众数字素质的提升，网络交往大大缩短了现实交往的距离，提升了交往的频率与互动的几率，也推动了网络文化的发展。当然，在此过程中，沉溺网络交往也带来了些许弊端，网络交往与现实交往反差，在虚拟交往中活跃的主体在现实生活中可能会沉闷，随着网络交往的频繁和深入，网恋、网络中奖诈骗、虚假购物网站等现象开始出现，对社会诚信的考验加大。

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众文化的价值取向及其嬗变

中国大众文化发展进程中呈现出不同表征的文化形态，而不同文化形态又表现出不同的价值取向：第一，在以流行文化为主阶段，大众文化的价值取向主要是从神圣化向世俗化转变，人们开始回归到日常生活，开始了日常生活审美化的价值追求。第二，在以商业文化为主阶段，大众文化的价值取向主要是从世俗化向功利化转变，随着经济发展、社会转型、阶层分化、价值多元，功利化的价值追求成为商业文化发展的主要特征。第三，在以网络文化为主阶段，大众文化的价值取向主要是从功利化向个性化转变。数字化成为大众的存在方式和发展方式，互联网的发展一方面凸显出个体个性化、差异化的价值追求，另一方面又为个体个性化发挥提供了有利空间。

(一)从神圣化向世俗化转变

世俗化的价值取向对接大众文化，有效满足了大众生活的日常需求。改革开放初期，大众文化的价值取向从精神层面的崇高走向物质层面的世俗。改革开放初期的日常生活反映出人们的思想观念开始活跃，开始关注现实的日常生活。从意识形态层面的主导性走向日常生活的情感丰富性，人们那些温情、浪漫、标新立异等情感需求得到满足。改革开放和市场化的深入发展不仅改变了社会的发展格局，而且改变了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理念、消费观念；流行文化的娱乐化、生活化、消费化趋势不仅贴近大众的日常生活，而且从满足大众、取悦大众发展为消费大众。

大众文化世俗化的价值取向凸显，其实质反映了人的日常生活的需要发生转变。价值在本质上是主体的需要和客体的属性满足主体需要的关系，人们价值观念的转变过程就是人的“内在”需要根据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变化而不断发生转变的过程。有学者指出：“人的需要虽然有其自然的、心理的、生理的本能因素，但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性的、自觉性的要求，它是广泛而全面的。”(13)傅泽：《文化想象与人文批评市场逻辑下的中国大众文化发展研究》，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00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不仅实现了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而且也改变了人们的思想观念和心理需求。在思想解放潮流之下，流行文化的发展使文化格局发生深刻变化，流行文化代表的是与大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价值观念。正如邢建昌所说，“主导文化所张扬的崇高和精英文化的秩序失去了往昔震撼人心的力量，一种日常意识形态获得了市民社会、市民阶层的支持，现世主义观念、消费意识成了世俗社会的价值准则”(14)邢建昌：《大众文化的发展与中国美学的转型》，《文学前沿》2001年第1期。。

需要说明的是，世俗化成为改革开放初期流行文化的价值取向，指的是从神圣走向世俗，逐渐回归日常生活的过程。相对于理想主义来说，“世俗”是中性词，不代表低俗。流行文化的世俗化主要表现为以下三方面：一是表现对象的世俗化，即流行文化的题材来自日常世俗生活、贴近生活；二是表达方式的世俗化，例如流行音乐的抒情方式，流行小说的语言通俗易懂、流行电视电影的表达朗朗上口等；三是文化观念世俗化，即将人还原到真实、个体的人本身，不再是英雄式的讴歌、不再是崇高、神圣的价值追求，而是将视线转移到现世的利益得失、幸福体验。

(二)从世俗化向功利化转变

由世俗化的价值取向转向功利化的价值取向是商业文化的重要标志，也是大众文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因素。市场经济确立完善的过程中出现的“虚假需求”是人的功利化价值取向的表现形式之一，消费主义的倾向本身就是功利化的一种表现方式。在消费主义价值取向下，消费不再只是为了满足大众的基本生活需要和精神需要，当占有取代了消费，“虚假的需求”就成了人们的消费目的。有学者据此指出：“这种畸形的世俗化在维护原有政体和意识形态的同时，又‘与时俱进’地吸纳了西方资本主义后期的消费主义，鼓励国民把精力投入到物质消费与私人隐秘经验：理财治家、崇拜明星、追逐时尚、健美塑身等等，人们一心一意地想着自己的家庭和房子，把玩自己或他人的隐秘经验，偷窥明星隐私，忘掉公共世界的愚蠢。”(15)陶东风：《从两种世俗化视角看当代中国大众文化》，《中国文学研究》2014年第2期。的确，在消费主义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各种量化标准和指标深刻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方式。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大众文化的商业价值取代人文价值、社会效益，是功利化价值取向的重要表现方式，同时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研究指出：“商品化进入文化意味着艺术作品成为商品，甚至理论也成了商品。”(16)[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弗里德里克·詹姆逊教授讲演录》，唐小兵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47页。商业文化充斥着文化市场，成为文化格局中的重要推动力量。马克斯·韦伯也曾说过：“社会上到处都充斥着没有精神的专家，没有信仰的声色沉迷之徒。”(17)[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李修建、张云江译，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110页。这就是说，在功利化价值观取向下，工具理性成为人实现自身价值的内在驱动力。随着市场经济深入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精神文化需求也发生深刻转变，竞争压力变大，社会阶层分化，生活富裕闲暇较多、信仰缺失、精神空虚、紧张忧虑、社会心态失衡等都是特定环境下的产物。特别是受后现代主义解构思潮的影响，文化的经济属性与精神属性被割裂开来，精神产品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商品，资本逻辑衍生至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日常生活文化化、审美化取向的背后是功利化价值取向的推动。

同时应当看到，功利化强调物质利益，与道义、淡薄等相对。这里主要指商业文化背景下注重物质利益。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商业文化的功利化逐步取代了传统的道德伦理准则，社会心态变得更加浮躁，由此带来文化产品的审美性、道德性、艺术性、精神性等人文价值的丧失，而更多注重包装、广告、偶像、欲望的刺激和人的世俗需求的满足，文化自身所具有的社会功能被商业价值所取代。对物质利益的推崇已经渗入人们思想观念深处，比如，在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时更加突出个人利益的维护，在处理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长远利益和现实利益时更加关注局部利益、现实利益。

(三)从功利化向个性化转变

所谓个性化的价值意识，指的是“个人在自身的社会生活条件和实践特点基础上所形成的反映自身生存、享受和发展需要的主体要求或价值追求，即个人价值取向的价值意识”(18)吴倬、孟宪东：《论社会主导价值观和个性化价值意识》，《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个性化作为一种价值取向，对日常生活实践具有制约或导向作用，是个体多方面、多层次、多样化发展需求的表现方式，对人的多样化发展、自主性发展、独立性发展具有导向作用。在以网络文化为主阶段，个性化一方面是强调大众作为网络参与主体，大众既是信息的发布者，又是信息的接收者；一方面是强调网络作为一种活动本身，是个性化的活动方式和活动载体，网络文化产品作为一种大众文化的活动产物，是个体个性化的活动成果。

在互联网生活逐渐成为大众生活方式的情况下，人们的个性化需求得到满足的同时，还提供了个性化的应用。互联网的普及率、利用率的提高，不仅改变了大众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而且从更深层次改变了大众的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利奥塔尔的研究指出：“知识和权力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谁决定知识是什么？谁知道应该决定什么？在信息时代，知识的问题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是统治的问题。”(19)[法]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尔：《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车槿山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08页。网络媒介在日常生活的广泛应用，个人自主化程度提升，个体性凸显，个人的参与程度、活动范围都空前提高，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

还应当看到，网络文化的发展与个体的个性化凸显也是一个悖论：一方面，个体的个性化在网络文化中得以实现，另一方面，网络文化的碎片化、异质性特征又加剧了个体的个性化片面发展。网络的开放包容、即时互动在满足个体个性化发展的同时，又存在叙事方式的转变，文字、视频、图像的狂欢，这导致人的碎片化思维、原子化存在。如何辩证看待网络文化与个性化取向之间的关系，对于信息时代的伦理问题、道德问题、法律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众文化发展的价值困惑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大众文化的发展，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得到更充分的满足，大众的文化权益得到更大程度的实现，大众文化日益成为文化的一种重要形态和文化产业的重要支柱，甚至成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同时引发了价值困惑。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文艺创作方面，也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存在着抄袭模仿、千篇一律的问题，存在着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的问题。在有些作品中，有的调侃崇高、扭曲经典、颠覆历史，丑化人民群众和英雄人物；有的是非不分、善恶不辨、以丑为美，过度渲染社会阴暗面；有的搜奇猎艳、一味媚俗、低级趣味，把作品当作追逐利益的‘摇钱树’，当作感官刺激的‘摇头丸’；有的胡编乱写、粗制滥造、牵强附会，制造了一些文化‘垃圾’；有的追求奢华、过度包装、炫富摆阔，形式大于内容；还有的热衷于所谓‘为艺术而艺术’，只写一己悲欢、杯水风波，脱离大众、脱离现实。凡此种种都警示我们，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发生偏差，否则文艺就没有生命力。”(20)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10月15日。这准确指出了新时代大众文化存在的价值困惑和价值失序问题。

(一)历史虚无主义消解意识形态的主导性

历史虚无主义以偏概全、以点带面、否定阶级性社会性，从抽象的人性论出发分析历史，本质上坚持的是唯心史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虚无主义的要害，是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21)中央党史研究室：《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习近平同志关于党的历史的重要论述》，《人民日报》2013年7月22日。因此，历史虚无主义以大众文化的面貌出现，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歪曲和否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丑化领导人物、英雄人物，大话、戏说经典，网络红人不辨善恶、美丑等。特别是在网络文化时代，历史虚无主义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消解作用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而不断扩大。马尔库塞很早就提出，“科学和技术的历史成就已经使得价值向技术任务的转化(价值的物质化)成为可能”，结果，“用技术的术语把价值重新定义为技术过程中的因素”。这就意味着，“这些新的目的，作为技术的目的，将在设计中，在机械化的构造中，而不只是在机械的使用中，发挥作用”(22)[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张峰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8年，第196页。。这深刻地指出了信息技术的发展同各种错误思潮的传播之间的交织关系。

历史虚无主义借助大众传媒、网络媒体等多种媒介进行广泛传播，给人们的认知造成片面化和碎片化影响。特别是在网络时代，碎片化不仅是知识的存在形式之一，也是人们的认知方式和思维方式。正因如此，碎片化也成为历史虚无主义传播的重要手段和方式：肆意将历史进行碎片化描述，对英雄人物、经典著作、官方政策文化等进行碎片化的解读，夸大或渲染社会的不公平现象等等，借助大众文化、大众传媒、网络媒体等进行广泛传播。在碎片化和片面化的认知下，个体很容易出现从众行为，思想上无主见，行为上跟着走，进而影响其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网络上不断变化、性质不同的信息强烈冲击个体对具体事件的判断和分析，现实中价值多元、文化多样、经济迅速发展带来了个体对效率与公平、事实与价值、实践与理论的认识分歧。

历史虚无主义借助社会舆论的多元化为其传播提供了有利的舆论环境和文化环境。历史虚无主义借助大众文化进行传播的过程中，部分大众文化产品自身就内含了历史虚无主义的价值取向。现代社会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出现了知识碎片化、信息化、个体原子化的存在状态，弱化了传统社会舆论监督和引导效果。在互联网时代，新媒体、自媒体、融媒体的出现改变了传统的认知方式，快餐式、碎片化、感性化文化消费的出现，消解了原有的经典文化传播。网络舆论传播速度快、影响面广，加之西方国家意识形态的渗透和分化，各种社会思潮的交融交织，不同个体道德素养和道德判断水平参差不齐，为社会舆论的病态化发展提供了蔓延的空间，也为历史虚无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可乘之机。

历史虚无主义借助大众文化的传播和消费过程，采用夸张、渲染等叙事方法引起个体关注，作为原子化的个体出于个性化追求、好奇心满足等容易接受历史虚无主义的价值观。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导致了个体原子化存在方式的出现。这种价值取向推行到社会意识领域，主要是指个体在认知层面从自己的立场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是一种利己主义的价值取向；在实践层面以自己的立场作为出发点采取行动；在社会关系层面以自己的立场作为出发点处理一切社会关系。如果社会上的个体都从利己立场出发，那么个体在社会关系定位中就会完全忽视个体的家庭角色和社会责任。由此可见，这种个体的原子化存在方式为历史虚无主义的传播提供了主体条件，大众文化的传播和消费过程中也就不难以避免出现传播历史虚无主义的取向。

(二)功利主义阻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

受市场趋利性的挑战和功利主义影响，大众文化市场出现了价值乱象。大众文化产品是文化产品和经济产品的双重价值属性结合体，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商品的经济属性成为实现自身价值的根本属性。结果，市场上的许多文化商品往往只注重经济效益而忽视社会效益，导致出现了粗制滥造、抄袭模仿、牵强附会、虚假广告宣传等现象，将大众文化产品视为追逐利益的“摇钱树”、感官刺激和享受的“摇头丸”。当网络文化产品在追求流量时，文化产品的质量已经被严重忽视，出现更多的是有形式无内容，有数量无质量，有产品无作品，有文化无价值等严重的文化价值乱象。

功利主义还对传统道德提出严峻挑战——消费主义成为社会风尚，某种程度上弱化了传统道德的价值。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驱动使利益主体的价值观产生偏差，功利主义、自由主义、金钱至上、虚无主义等多元社会思潮对传统道德提出了严峻挑战，诚信成为市场经济竞争的衡量指标。传统伦理道德的基本问题是“善”和“德”，现代伦理道德的基本问题是“正当”和“义务”；传统道德源头的两种感情是“恻隐”和“仁爱”，现代社会最有意义的基本义务是“诚信”和“忠恕”。物质利益关系把复杂的社会关系简单化了，把日常生活目标也简单化了，追求利益最大化，往往造成对传统的道德规范和价值准则的否定。

功利主义从个体自身利益出发，忽视社会的整体利益和国家民族的长远利益。大众文化的功利倾向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功利化思维方式的表现形式。实际上，大卫·休谟在确立“是”和“应该”价值问题上提出了二分法，认为情感在事实和价值的道德判断上起决定作用。彼彻姆则指出：“功利主义根源于两个相关的原理：当一个行为或实践在整个世界上导向最大可能的好的效果或最小可能的坏的后果时，那么，这个行为或实践就是正确的；义务和权利的概念从属于最大利益或为最大利益所决定。”(23)[美]汤姆·L·彼彻姆：《哲学的伦理学》，雷克勤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109页。从中不难看出，功利主义是从道德主体的基本需要出发，而市场经济的竞争性、趋利性、功利性弱化了道德价值，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产生了阻碍作用。

(三)符号消费主义带来大众的文化认同和价值认同危机

不可否认，大众文化的发展离不开科学技术的创新和经济实力的提升，但是大众文化产品自身在生产制作和传播过程中不断融入新的科技元素，在消费过程中则注重符号价值带来的身份认同，由此出现过分注重形式等弊端。伴随后现代主义视觉中心的转向对传统审美价值观的解构，这种虚拟符号价值成为大众文化的消费时尚。因此，大众文化市场的价值秩序时常紊乱、失衡，背后隐藏的则是大众文化的符号消费效应。在当前的网络文化主导下，大众文化在生产、制作过程中出现翻拍、复制、跟风、模仿等现象，越来越依赖于技术的运用，越来越注重外在形象的设计和包装，进而越来越忽视产品本应追求的审美性、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和道德性，缺乏对文化产品生产的创新意识、责任意识、规范意识。

除了科技因素以外，广告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广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虚假广告往往夸大产品的效果，采用视觉刺激和语言哄骗相结合。人们在消费大众文化产品的同时，容易接受产品广告所承载的价值观、思维方式、生活理念，进而出现文化认同和价值认同危机。特别值得警惕的是，大众文化产品的消费很容易变成一种符号消费，满足人们对差异的追求、加剧社会分层、证明人们在消费社会中的身份。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消费大众文化产品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真正的需求，而是为了追求某种身份的认同，最终导致这种消费“不仅没有展现真实的自我、实现自身的价值，而且对个体选择多样化的生活产生了消极影响”(24)孙春晨：《符号消费与身份伦理》，《道德与文明》2008年第1期。。当人们在消费西方大众文化产品时，很容易产生对西方价值观的认同，而西方的不良社会思潮也会影响大众的价值观念，甚至会使一部分人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产生质疑，给国家文化安全造成不利影响。

正如学者所说，“大众文化的主要功能是消闲和娱乐，但也不能远离道德，放弃‘教化’的责任”(25)赵继伦：《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道德追寻》，《道德与文明》1999年第3期。。面对大众文化发展的时代困惑，我们必须以道德理性规范、引导大众文化，使大众文化真正承担起“教化”大众的文化使命。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把个人的道德修养、社会形象与作品的社会效果统一起来，坚守艺术理想，追求德艺双馨，努力以高尚的操守和文质兼美的作品，为历史存正气、为世人弘美德、为自身留清名。”(26)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12月15日。这为我国大众文化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只要大众文化能以主流文化为价值导向，不断提高文化品味和价值追求，就一定能获得健康良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