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迪亮 潘金倩

孙迪亮，曲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潘金倩，曲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日照 276826)。

马克思社会形态演进理论是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阐明了人类社会由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不断演进的历史过程和一般规律。马克思社会形态演进理论具有普适性的理论价值，对不同国家和民族探索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九大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个重大政治论断，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个新时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而不是别的什么新时代。”(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70页。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与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理论产物与实践产物，它不仅在理论上与马克思社会形态演进理论具有逻辑共契性，而且在实践中对马克思社会形态演进理论加以创新和丰富，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

一、马克思对社会形态演进一般规律的科学揭示

马克思关于社会形态演进的理论阐述是一个由浅入深、由特殊到一般的累进过程。依据社会生产力发展状况和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马克思阐述了“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厘清了人类社会演进的不同历史阶段，并深刻揭示了社会形态演进的一般规律。

(一)社会形态演进的普遍性与特殊性

斯大林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曾将人类社会形态明确为五种类型，即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包括作为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社会)。事实上，“五种社会形态”理论早在1859年马克思所著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就曾得到初步阐明，马克思指出：“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页。这段论述，可以视为马克思划分社会形态的重要理论依据。马克思科学揭示了人类社会由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演进的普遍规律和社会形态依次更替的一般规律，认为从人类社会整体的发展脉络来看，社会形态演进具有普遍性、一般性。就单个国家或民族的具体发展历程来看，社会形态演进又具有特殊性、个别性，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由于各个国家或民族的社会历史起点、经济社会发展程度、文化传统、外部环境等诸多方面存在差异，社会形态演进有时大相径庭。马克思认为，除大部分西欧国家之外，并非一切国家或民族都要经历五种社会形态的演进，有些国家会出现某种程度的跨越或倒退，形成社会发展中的过渡形态。马克思晚年在科学分析俄国的现实情况之后提出，在一定条件下，“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用到公社中来”(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825页。，使之“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79页。。马克思的这一设想，充分反映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特殊性和多样性。进而言之，“五种社会形态”理论是基于对社会形态演进一般规律的遵循与佐证而提出的科学理论，但各个国家有着特殊的经济根基和制度结构，跨越式的社会变革运动并不悖于社会形态演进的一般规律，反而是对社会形态演进理论的补充与完善。

(二)社会形态演进的客观必然性与主体选择性

从人类社会发展的总体脉络来看，社会形态之间的新旧交替是必然现象。马克思在《资本论》1867年第一版序言中就曾指明：“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84页。这就是说，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的演进同自然界一样，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性。社会形态的依次演进是一个客观过程，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存在于任何一种社会形态，当生产关系落后于不断向前发展的生产力时，便会与之脱节、诱发新的矛盾，从而必然会引起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变革与调整。然而，在社会形态的历史演进中，作为历史发展主体的人们表现出明显的主体选择性。马克思充分肯定了人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认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95页。。作为从事实践活动特别是物质生产活动的“现实的人”，是推动社会形态演进的主体动力，人们正是在参与社会变革的过程中促进了新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的诞生。易言之，社会形态的更替体现了人们尊重社会发展客观规律和发挥自身主观能动性的统一，体现了人们的历史选择性。回望世界历史更可发现，人类历史的前进轨迹、社会形态的演进规律，终究是通过人民群众的总体意愿和社会实践表现出来的。

(三)社会形态演进的上升性与曲折性

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总体趋向是上升、前进的，随着社会基本矛盾的辩证运动，旧的社会形态必然为新的、更高级的社会形态所取代，这是一个辩证否定和扬弃的过程。与此同时，马克思也认为社会形态发展演进的过程是曲折的，旧社会形态的衰弱消亡和新社会形态的产生壮大，必然要经过曲折复杂的斗争和矛盾运动，其间甚至会出现某种重大挫折抑或倒退。在当今世界，社会形态演进的上升性与曲折性突出表现为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和长期性。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义取代，这是不可违背、必定如此的客观规律。然而，资本主义绝不会在短期内自行消亡，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过程必定是长期的、曲折的，究其原因在于：首先，每一社会形态都会经历从萌生、成长、壮大、巩固到衰亡这几个阶段，资本主义也不例外，从产生到灭亡也需要经历一段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资本主义“速死论”是没有理论依据与实践依据的。其次，任何社会形态只有发展到足够高的程度或者经历深刻的革命性变革，才能实现向另一种社会形态的演进，而“发展社会劳动的生产力，是资本的历史任务和存在理由。资本正是以此不自觉地创造着一种更高级的生产形式的物质条件”(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11页。，资本主义生产力的持续发展为其长期存在奠定了物质基础。最后，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还表现出其生产关系为顺应生产力发展要求而进行自我调节的自觉性和有效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仍在许多方面拥有社会主义国家难以比肩的优势，这是社会形态演进中不可忽视的客观事实。因此，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形态的共存斗争是当今世界必然且长期面对的客观现实。

(四)社会形态演进的质变性与量变性

一种社会形态取代另一种社会形态，意味着生产关系的革命性巨变和社会制度的整体性重构，因而表现为一种社会质变过程。然而，这种质变并非短期内所能实现的，而是需要长时间量的积累，社会形态演进是质变与量变、突变与渐变的辩证统一。只有等旧的社会形态的各因素逐步发展到一定高度、满足了新的社会形态产生和存在的条件后，新旧社会形态才能实现更替，其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因素是物质生产发展状况。易言之，社会形态的演进过程不只是反映在外部形式上的“改朝换代”，更重要的是其经济、政治、文化等内部要素的重大革新，特别是生产关系的变化发展。在马克思看来，在社会形态演进过程中，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关系占据着基础性地位，决定着人们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一切社会活动。至于在某一社会形态内将实行什么样的所有制形式及其与之适应的生产方式，各个国家和民族都会进行长时间的探索与抉择。除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形态的更替还需要生产力、文化、教育、思想观念等其他社会要素在量上的积累及相互之间的协调发展，这些要素的发展状况也直接影响着社会形态演进速度的快慢与发展水平的高低。因此，要实现一种社会形态向另一种社会形态的转化，就必须促进原有社会形态中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的变革和整个社会有机体的协调进步，这样才能在量变的基础上促成质的飞跃。

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定位是对马克思社会形态演进理论的遵循与继承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与文化的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与此同时，国际上关于“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的议论经久不衰，国内外有些学者甚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合理性与有效性产生了诸多质疑。习近平总书记严正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18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依据马克思社会形态演进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十多年的发展实践而作出的科学判断。事实表明，马克思社会形态演进理论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定位和实践走向提供了基本的理论遵循。

(一)对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的科学把握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形态的产生与演进，根源于、决定于社会基本矛盾的辩证运动。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既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页。在这里，马克思深刻揭示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两对基本矛盾的辩证运动规律，这一规律决定着社会形态演进和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在社会形态演进过程中具有根本性和决定性，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始终。

基于对马克思社会形态演进理论的正确理解和科学把握，我国坚持把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基本遵循。一方面，在处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过程中，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以生产力的协调、创新、绿色发展为衡量标准，敢于以“涉险滩”“啃硬骨头”的精神调整变革与生产力现实水平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善于实现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和劳动者等要素的及时优化与有机结合，以求得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协调发展。为确保农业的长期稳定发展，党的十九大要求“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23页。，并提出了培养新型农民和职业农民的政策要求；党的十九大以来，党和国家还明确提出了实现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推动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的要求。另一方面，在处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过程中，党和国家在逐步完善所有制结构、分配制度等经济基础的同时，还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战略全局和长远发展的高度出发，着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深化“刀口向内”的政府机构改革和治理制度改革，强力开启党的“自我革命”，力求破解政治上层建筑中与生产力和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部分，同时进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等思想上层建筑层面的再造与革新。基于对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的科学把握，新时代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知也更为深入和精准。社会主要矛盾作为社会基本矛盾在特定发展阶段的突出表现和特殊存在，是在社会主义社会某一时期内需要重点解决的关键症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和国家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出发，深刻认识到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建设与发展不仅极大提升了人民的生活水准，而且也激发了人民更高层次的生活需求，原有的“落后的社会生产”“物质文化需要”等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已经不适应我国的现实国情，因而，党的十九大报告对社会主要矛盾进行了新的界定，并提出要着力破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以上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思路调整、制度设计和具体安排，无疑都建立在对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的科学把握基础之上，也体现了对马克思社会形态演进理论的领悟与遵循。

(二)对资本主义存在长期性的正确认识

在当今“一球两制”的世界格局之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与当代资本主义相比较而存在、相竞争而发展的。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与评判，必然离不开当代资本主义这个“参照系”。按照马克思社会形态演进理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本来就具有密切关联，前者是后者的必要条件，后者是前者的必然产物，资本主义被社会主义所替代是社会形态演进的必然趋势，尽管这个替代过程是长期、曲折且充满变数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历史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的科学论断。但他们也明确指出，“两个必然”的实现需要相应的历史条件，条件的满足需要经历较长的发展过程。换言之，虽然由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发展演进的趋势是必定的、前途是光明的，但道路是曲折的，是前进性与曲折性辩证统一的过程。由此，马克思提出了“两个决不会”的科学论断：“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页。按照马克思的这一观点，资本主义是不会在短期内走向灭亡的，这是由于资本主义在当代还有相当大的存在空间。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形态共存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客观现实。

事实上，正确认识并科学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当代资本主义之间既统一又斗争的关系，一直以来都是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面临的重要课题。尤其是进入新时代以来，面对当代资本主义或明或暗的挑战与较量，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了更加灵活有效的策略应对。一方面，坚定对“两个必然”的信心。资本主义必然灭亡是确定不移的历史趋向，党和国家一直教育和引导全党全民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牢固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坚定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与决心。另一方面，时刻用“两个决不会”警醒自己。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各国在发展中的关联性与依存度日益加深，因而必须准确把握社会形态演进的长期性和复杂性特征，对资本主义不能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因此，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科学把握和牢牢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客观实际，理性审视当代资本主义的一系列新变化，积极学习和借鉴当代资本主义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各领域的先进成果，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交流互鉴中取长补短，在博采众长中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面科学发展。

(三)对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充分彰显

社会主义社会作为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是社会形态演进中的必经阶段。在这一阶段，我们应恪守一些既不同于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又迥异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原则。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等经典文献中的理论阐述，科学社会主义原则主要包括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实行按劳分配、有计划地组织发展国民经济、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等方面。这些基本原则集中体现着社会主义的本质所在与发展方向，是社会主义事业健康发展的基本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09页。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时代条件和中国具体国情有所创造、有所发展，具体表现在：

第一，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13)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14页。我国在统筹推进新时代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的实践中，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14)《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在京举行》，《人民日报》2021年11月12日。，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第二，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不动摇。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重大理论贡献和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进入新时代，我国在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基础上，不断健全和完善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保证人民当家作主落实到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之中”(15)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16页。，着力推进民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第三，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上明确提出，“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16)《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8-19页。。第四，一以贯之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进一步明确马克思主义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得以健康发展的“定海神针”。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理论创新全面推进，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更加鲜明”(17)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3页。，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育、宣传与建设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有效举措，使马克思主义成为公认的“显学”，显著提高了全党全民的理论水平与思想政治素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18)《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在京举行》，《人民日报》2021年11月12日。，为新时代治国理政提供了基本遵循。

(四)对共产主义理想目标的笃信坚守

按照马克思社会形态演进理论，人类终究要走向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高级形态和必然归宿，是人类认识所可能及的最美好的理想目标。基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阐述，中国共产党人确信“共产主义社会，将是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19)《江泽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93页。。共产主义社会所呈现的美好愿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了正确航向和内驱动力。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共产主义社会的美好愿景为航向，通过多措并举、多方发力，加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步发展，为最终实现这一美好愿景积蓄力量。实现共产主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而这个最高理想是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奋斗的。鉴于此，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点加强以下三大环节：

第一，加强理想信念教育，补足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革命理想高于天，“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2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80页。。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面对复杂多变的世情、国情、党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将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有机结合，把对全党、全民的理想信念教育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发展的精神法宝。第二，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永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革命本色。坚持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正确引领，是共产主义得以实现的必要前提。中国共产党人作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引领者，理应坚定不移地推进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新时代党的建设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强化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使全体党员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带头做到“两个维护”“四个服从”；同时，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积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增强党的自我修复力与免疫力。第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持续发力。共产主义社会是以追求人的彻底解放、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旨归的社会形态。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目标，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上得到重申。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全党必须永远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断为美好生活而奋斗。”(21)《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在京举行》，《人民日报》2021年11月12日。

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判是对马克思社会形态演进理论的创新与发展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遵循马克思所揭示的社会形态演进一般规律的基础上，立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历史文化传统和时代变化要求，在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发展阶段、发展布局、发展动力等多个层面进行了创新和发展，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样态，生动体现了对马克思社会形态演进理论的创新与发展。

(一)在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彰显中国特色

社会形态演进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表明，不同国家由于自身发展状况的差异会选择不同的社会主义道路。正如列宁所指出的，虽然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会完全一样”“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22)《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77页。。一个国家走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关键取决于这个国家所面临和要解决的历史性课题。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的科学社会主义，在其发展道路上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突出表现为以下三点：

第一，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华民族复兴之路。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任务，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完成这一任务的“主心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以及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而探索走出的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第二，以人民为中心的美好幸福之路。习近平指出：“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2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314页。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幸福生活的向往与追求，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价值取向，而“我将无我，不负人民”是这一价值取向和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鲜明表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强化人民主体地位，以维护人民利益为出发点、以人民的满意度为衡量标准、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奋斗目标，真正做到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第三，以合作共赢为旨归的开放包容之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理念引领，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在紧紧依靠中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基础上，注重加强与世界的交流互动，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致力于推动世界各国普惠共赢，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稳定器和动力源，并通过全方位的对外开放为各国分享“中国红利”创造更多机会，为世界各国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政党治理、国家治理乃至全球治理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总之，历史和实践证明，马克思社会形态演进理论不是神圣化的教条，世界上没有千篇一律的发展道路样式，也不存在普世性的发展道路模板。从本国实际出发，开辟具有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无疑是对马克思社会形态演进理论的创新和完善。

(二)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上的及时调整与深化

按照马克思的社会形态演进理论，社会主义社会是从资本主义社会迈入共产主义社会的必由中介。作为人类历史上最美好的社会形态，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不可能一步到位，而必然先要经历一个初级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但是对于共产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社会，马克思因历史条件的限制而未能对其阶段划分、时间跨度、生产力特征以及民族或国家差异等方面作出详细阐述。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从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可能要分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两个阶段，到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我们党历经艰辛探索，终于厘清了中国在漫长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中的历史方位。随着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认识日趋具体化、科学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阔步前进，社会面貌发生了全方位的良性变化，突出表现为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质量明显改善、人民实际生活水平全面提升、我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力显著提升。面对这一系列新的发展和变化，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实际、审时度势，将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命名为“中国特色社会新时代”，这一新的历史定位意味着我国开启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继而冲刺“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对“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科学规划，是党中央立足于新时代的基本国情而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的及时完善和具体化。

一是在目标的内容设计上，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增添了“美丽”这一新的内涵和要求，对生态环境的重视提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二是在完成目标的时限上，将原有的“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要求提前至2035年，并提出了在2050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要求；三是在实现目标的步骤上，要求以15年为一个周期，分两个阶段向实现强国梦迈进。显然，党中央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处阶段的界定和战略目标的设计，都立足于我国生产力发展的客观现实。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形态演进是以生产力发展为根本动力的量变性与质变性的辩证统一过程。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发生了历史性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对此进行科学认识要坚持现实性与前瞻性的统一：一方面，我国现在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规划决不能脱离这一最大实际；另一方面，在脚踏实地、努力完成现阶段社会主义各项目标任务的同时，我们要面向未来、为实现向社会主义更高阶段的飞跃质变而进行量的积累。

(三)在社会主义发展布局上统筹推进“五位一体”建设

社会主义发展是由社会各层面协调联动而构成的有机整体，是以经济发展为龙头，政治建设为保障，文化、社会、生态共同发力的系统工程。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发展整体性、协同性的认识也是逐步深化的过程。由最初邓小平强调“两个文明一起抓”到江泽民提出“三个文明建设”，再到胡锦涛提出“四位一体”总体布局，党的十六大和十七大分别对社会主义“一体化建设”有了新认识、新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发展布局的认识进一步细化，对“一体化建设”赋予了更新的内涵，从而制定了新时代统筹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着眼于社会要素的系统协同和社会发展的整体推进，旨在强化社会主义建设的最大合力和总体质量，着力破解各发展领域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第一，强调经济建设是根本，积极践行新发展理念，坚持以创新为导向，努力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构建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体系，从而使转方式、调结构、重质量、提效益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常态。第二，强调政治建设是保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保障权利与约束权力并行推进，发挥制度优势，创新治理体系，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第三，强调文化建设是灵魂，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统领，致力于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第四，强调社会建设是条件，着眼于提高民生水平，固基础、促公平、稳秩序、强设施、建机制，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并坚持和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构建国家安全体系，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治共享发展中享受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第五，强调生态文明建设是基础，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强观念、改方式、建制度、设机构、重监管、共防治、促和谐，推动人与自然和谐的美丽中国建设。总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不仅体现了对社会形态纵向演进规律的遵循，更体现了对社会形态横向结构安排的优化，旨在实现社会有机体各要素的协调平衡发展，因而无疑构成了对马克思社会形态演进理论的创新发展。

(四)在社会主义发展动力上强调全面深化改革

社会形态的演进发展不仅表现为由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质的飞跃，也表现为同一种社会形态自我革新的量变过程。社会形态的质变与量变，是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阶级斗争、社会革命、自我改革等多种因素和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具体到社会主义社会而言，也应当通过不断改革而实现自我完善。改革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革新和自我完善，是助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步无可替代的强大动力。进入新时代以来，党和国家对改革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进一步强调“全面”“深化”“均衡”“统筹”。

第一，在广度上，强调“全面”。“注重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要求，也是推进改革的重要方法。”(2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111页。这就要求实现改革的总目标与具体目标的内在统一，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而具体目标包含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和党的建设体制等各个方面。总目标规定了根本方向，具体目标规定了在根本方向指引下的具体要求，两方面的目标明确完备、措施系统得力，才称得上全面改革。第二，在深度上，强调“深化”。“深化”就是要在原有的改革成就基础上实现再突破，以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决心，以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敢于向顽瘴痼疾开刀、敢于突破利益固化藩篱的勇气与魄力，将改革进行到底，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第三，在速度上，强调“均衡”。全面深化改革要在保持改革发展稳定的均衡点上展开，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协调统一起来，在动态和稳态之间保持恰当的均衡。第四，在高度上，强调“统筹”。全面深化改革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部署，不是某个领域某个方面的单项改革。因此，要统筹考虑、全面论证，坚持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促进，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以广泛凝聚共识，形成改革合力。我国目前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即将开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更要坚定不移地统筹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党建等各领域的体制机制改革，在常改常新中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

综上所述，社会主义并没有定于一尊、拘于一格的发展套路，科学社会主义也绝不是一成不变的僵化教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没有变，它在实践发展中坚持以马克思社会形态演进理论为理论指南，并立足于中国社会主义的具体实际和时代要求而不断对其进行创新与丰富，其赋其新的时代内涵，从而彰显了马克思社会形态演进理论在当今世界和中国的历史穿透力、理论解释力与实践指导力。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社会形态演进理论乃至整个唯物史观的应有之义和生动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