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燕清

风雨百年路，奋斗铸辉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1)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求是》2021年第14期。。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的关键节点，探究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百年史，对于我们党继续引领中国人民破浪前行、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和实践价值。1929年在闽西召开的古田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载入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史册，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一座重要的里程碑。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以下简称《古田会议决议》)创造性地解答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创建初期遇到的重大历史课题，奠定和夯实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建设的思想理论和制度根基，成为中国共产党建党建军的纲领性文献。近一个世纪以来，古田会议持续焕发出耀眼光芒，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与历史意义。

一、初心如磐：古田会议召开的历史语境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的力量遭到严重破坏，党员数量急剧减少：从大革命高潮时期近6万人，到1927年11月仅剩1万多人, 中国共产党面临着成立以来最困难的时刻。(2)参见林炳玉：《对古田会议作为党的建设史上重要里程碑的认识》，《福建党史月刊》2012年第22期。这是自回答了“要不要革命”和“敢不敢革命”的问题之后，“如何进行革命”成为幼年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严峻问题，这个问题无法回避且极为重要。

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成长过程具有苏俄革命道路模式和建党模式的深刻烙印，其早期组织的建立、党组织原则的确定以及建党初期战略策略的制定等，都显著地受到了共产国际的影响。“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和我国‘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在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帮助下诞生的。”(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修订)》，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页。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理论、经验和知识，主要源自马克思、列宁的理论文本和俄国革命的经验，而党的建设经验主要源于苏俄的党建实践。在革命发展方向上，因巴黎公社和俄国十月革命都是从中心城市开始发动并取得成功，共产国际坚持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模式；在建党原则上，共产国际认为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强调要以工人阶级为主体，忽视农民的力量。在共产国际的直接影响下，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至1927年底的工作重心一直放在城市，党的组成中工人占有相当比例，工人暴动成为主要的斗争方式，如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等。

1927年中共中央八七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对共产国际指导下的革命路线进行反思，明确了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并确定了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的方针。1928年四五月间，朱德、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师后，合编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开启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赣南闽西苏区的征程，揭开了工农武装割据的序幕。在冲破共产国际“城市中心论”的思想束缚后，紧随而至的问题是如何在条件恶劣的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下重新发展壮大，如何继续进行革命的全新挑战，而在这方面中国共产党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

随着革命重心从城市转移到农村，大量吸收农民入党成为必然且现实的选择。1928年党的六大召开时，中国共产党党员成分中工人只占10.9%，农民占76.6%，士兵占0.8%，知识分子占6.9%，其他成分占4.8%。至1929年6月，党员中工人占比进一步减少到7%。(4)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1921—1949)上册，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289页。出身于农民的党员在党内越来越占绝大多数，农民日益成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力量，这已经突破了共产国际的理论框架和实践经验。随着大量农民入党，党员数量迅速增长，新问题随之出现。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天然同盟军，但有保守狭隘、目光短浅、工作散漫、组织松懈等诸多局限性，如果不能加以引导和纠正，势必削弱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影响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先进性。彼时党尚在幼年时期、革命正处于低潮状态，如何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之路，成为当时中国共产党面临的艰巨任务和严峻课题。

上述问题在当时中共军事队伍中尤为明显，也尤为重要，直接关系到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团结统一及战斗力与影响力的发挥。1927年至1928年是中国共产党军事力量的初创时期，当时红军力量非常弱小，全国红军中队伍最强大、战斗力最强、建设得最好的“朱毛红军”也不过几千人。党员成分占比的变化情况在红四军中也很突出：1929年5月，红四军全军共有1 324名党员，农民占比47%，工人与非工人的比例是23%对77%。(5)《毛泽东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74页。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在党组织中占比最大，致使诸如单纯的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平均主义、流寇主义、盲动主义和军阀主义残余等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在红四军中很有市场，这也是造成党内思想矛盾的客观原因。1929年，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在闽西创建中央苏区期间，红四军围绕如何克服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和红四军内部党的领导问题，展开了长达半年多的争论。红四军领导层在建军思想、建军原则的认识上有着不同主张，对要不要坚持党对红军的领导、怎样领导、怎样建设军队等根本性、方向性的重大问题存在思想认识上的分歧。

红四军成立初期，根据中央指示红四军军委、红四军前委先后成立，前委由中央指定而非选举产生，且前委领导军委。在1929年1月离开井冈山后，红四军时常处于行军打仗、军情紧急不容延误的状态，为便于及时应对决策，前委决定停止军委的职能，以减少指挥层次，把事权统归前委。而随着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开辟，红四军又有了一个相对安定的新环境，军委职能重新启动。在这种情形下，对前委、军委两者职权的关系认识(实质上就是对党组织与红军的关系认识)不仅成为红四军领导层内的分歧焦点，更在红军第四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前后发展成为公开的激烈争论。这场争论带给红四军的消极影响显而易见，包括部队思想混乱、红四军前委的领导地位和权威性遭到质疑等等。毛泽东认为，前委、军委分权的结果是“前委不好放手工作，但责任又要担负，陷于不生不死的状态”，“前委在组织上的指导原则根本发生问题”(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276页。，书面请辞前委书记，随后离开红四军主要领导岗位。

红军第四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之后，新推选的前委书记陈毅到上海向中央详细汇报了红四军的革命实践经验和内部分歧问题。经过几年实践，中共中央对于党组织权力结构问题的认识已经较有深度，遂成立了由周恩来、李立三、陈毅组成的委员会，专门研究解决红四军中存在的问题及今后的行动方向。1929年9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充分肯定了红四军两年来的斗争经验和正确做法，并对红四军党内的争论问题作出结论，明确指出“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486页。，“朱毛两同志诚恳接受中央指示后，毛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489页。，要求朱毛团结合作。这场红四军内部的大争论,是中国共产党探索建党建军之路必然遭遇的风波，争论过程虽然产生了许多消极影响，但结果却实现了从思想认识的严重分歧到高度统一的历史性跨越，大大加强了红四军中政治领导以及毛泽东个人的权威。红四军党内思想斗争的集中爆发，促使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党的建设、革命军队建设和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方面有了较为清晰的思路，为古田会议的胜利召开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

二、理论创新：《古田会议决议》铸就建党之钥与建军之魂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强国的根本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必须随着实践发展而发展，必须中国化才能落地生根、本土化才能深入人心。”(9)《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日报》2021年11月17日。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时起就旗帜鲜明地用马克思主义来观察和分析中国现实，并始终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着眼于解决实际问题，不断进行理论创新。“我们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10)《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强调 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 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一百周年》，《人民日报》2021年2月21日。“党的百年奋斗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一百年来，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理论引领伟大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断取得成功。(11)《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日报》2021年11月17日。古田会议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探索革命道路实践中的一次成功尝试，对党和军队的建设、对中国革命的发展影响深远。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中国共产党砥砺前行的不竭动力，是党的生命力之所在。古田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决议包括八个部分，共2万余字，是毛泽东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精神，基于对大革命失败的反思和红军创建两年多所积累的军队建设经验总结写成的。《古田会议决议》的重要性在于解决了全党全军如何建设、如何发展的根本性问题，而这一问题与当时中国革命的现实处境和面临抉择紧密相联，对党和军队的建设与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12)石仲泉：《古田会议与党的建设》，《光明日报》2020年1月8日；龙凤：《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不朽文献》，《解放军报》2019年12月18日。这份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建党建军的纲领性文献，是革命低潮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道路的艰辛探索中对建党建军理论的重大创新，其核心精神是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和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古田会议决议》之所以被称为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纲领，主要是因为它第一次提出并初步有了解决党的思想建设问题的应对举措，这对于中国共产党至关重要。(13)石仲泉、陈伙成、王幸生：《重温古田会议对建党建军的历史性贡献》，《军事历史》2014年第5期。大革命失败后，党的工作重心转向农村，随着大量农民入党，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不断滋生和发展，以致红四军党内“显然有一种建立于农民、游民、小资产阶级之上的不正确的思想”，“不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的前途”(14)《毛泽东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74页。。会议认识到这些非无产阶级思想极大妨碍了执行党的正确路线，“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15)《毛泽东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78页。。为此，古田会议把党内教育列为“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力图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来实现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净化和转化，以加强党和军队的纯洁性建设。

《古田会议决议》创造性地提出了“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的原则，对党的思想建设问题提出了初步的应对举措，是第一次比较系统地论述思想建党的历史性文献。《古田会议决议》提出从思想建设入手，进而带动党的组织建设及作风建设，以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古田会议决议》认为纠正红四军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最有效办法，是用马列主义和党的正确路线去教育党员，“有计划地进行党内教育”，并开创了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和多层次、多样化的具体措施，努力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来统一广大党员思想。实践证明，《古田会议决议》多层次、多样化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是行之有效的。正是通过古田会议进行深入的思想整顿，红四军初步铲除了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对保持党的纯洁性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探索。思想建党不仅是古田会议精神的灵魂，更成为中国共产党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法宝。

《古田会议决议》也是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其划时代意义在于它所展现的中国红军人民军队政治建设的根本原则(16)石仲泉、陈伙成、王幸生：《重温古田会议对建党建军的历史性贡献》，《军事历史》2014年第5期。。一方面，古田会议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项最重要的建军原则。古田会议第一次以党的决议的形式，充分肯定了自三湾改编以来毛泽东同志的建军主张，把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这一新的军事领导制度理论化、制度化、规范化，使之成为人民军队的根本制度(17)齐彪：《古田会议的历史贡献》，《党建研究》2010年第4期；禹光：《从古田会议的当代价值看铸牢军魂》，《求是》2014年第15期。。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党的建军思想的核心，也是人民军队创建和发展的根本原则。古田会议推进了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新型人民军队建设的步伐，将红军由传统观念浓厚的军队转化成能够承载和实现中国共产党政治理念的军队，为推进人民军队建设作出了开创性的历史贡献。另一方面，古田会议开创人民军队政治工作对我军生存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古田会议决议》认为，正确认识军事和政治的关系，是党和红军建设的核心问题，明确了“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18)《毛泽东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79页。，强调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决议对“建设什么样的军队”“谁来领导军队”“政治和军事的关系如何”等问题的回答，为红四军正确开展革命的政治工作，制定执行党的政治路线，引领党和军队的建设明确了方向、确立了准则。古田会议的召开和《古田会议决议》的形成，标志着中国红军人民军队的政治建设就此定型(19)石仲泉、陈伙成、王幸生：《重温古田会议对建党建军的历史性贡献》，《军事历史》2014年第5期。。

古田会议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及时回应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创建初期的重大时代课题，使尚在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掌握了建党之钥，使处于初创时期的人民军队有了建军之魂。它创造性地回答了在中国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下如何建设无产阶级政党和人民军队的重大历史课题，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发展壮大的重要思想理论根基。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摸索出解决新问题的新思路，成功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开辟出一条从中国国情和中国共产党党情出发的建党建军之路，堪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范。

三、传承使命：古田会议的当代价值

古田会议确立的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的宝贵精神财富，提出的不断加强党的建设的历史性课题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作为革命领导者的历史主动性与创造性。古田会议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首位，开创了一条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确保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成功之路，不仅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建军学说，而且对当代执政党建设具有深远意义。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时代的前行，古田会议在多视角深入解读中持续焕发出时代光芒。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先后七次来到古田，大力倡导弘扬古田会议精神。2014年10月30日至11月2日，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古田胜利召开，更彰显了古田会议的时代价值。

(一)以党的坚强领导引领新时代航船

古田会议第一次以党的决议的形式，把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一新的军事领导制度理论化、制度化、规范化(20)禹光：《从古田会议的当代价值看铸牢军魂》，《求是》2014年第15期。。从此，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成为人民军队最重要的一项建军原则，成为“我军永远不变的军魂”，这是古田会议最重大的成果。实践证明，这项成果不仅对于保证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更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持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大无畏气概书写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一百年披荆斩棘，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始终是取得胜利的决定性因素，这已经在百年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历史进程中得到全面检验。

在长期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中国共产党确立了自身的执政地位，形成了自己的鲜明特色和巨大政治优势，百年奋斗实践锻造了走在时代前列的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自成立之日起，就坚持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初心使命，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为创造自己的美好生活进行了长期艰辛奋斗。正是因为始终坚持党在各项事业中的领导核心地位，我们才能创造出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站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门槛上，我们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断完善党的领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不断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

(二)以自我革命精神永葆党的先进性

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是中国共产党永葆先进的内生动力，是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和最大优势。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自我革命、不断自我超越的奋斗史——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从仅有50多名党员发展为拥有9 500多万名党员、领导14亿多人口大国、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之所以能够历经岁月洗礼而愈发朝气蓬勃、饱经磨难考验而依然初心坚固，根本是因为党始终以强烈的历史自觉推进自我革命，始终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在自我净化、自我完善的过程中实现自我革新。“自我革命”精神，不仅意味着自我突破、革故鼎新、守正出新，而且决定了党必须适应不同的执政环境，不断提高执政能力。

古田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勇于修正错误、进行深刻自我革命的一次成功实践，对于加强党的自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古田会议召开之前，红四军党员成分相当复杂，各种非组织、极端民主化、个人主义、唯心主义观点等充斥其间。如何勇于自我革命、自我修正，建设一支新型的政党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关注的重中之重。会议明确提出要厉行清洗“旧的基础”，“如政治观念错误，吃食鸦片，发洋财及赌博等，屡戒不改的，不论干部及非干部，一律清洗出党”(21)《毛泽东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90页。，采取多种措施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努力打造马克思主义新型政党，及时纠正了党成长道路上的偏差，为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要实现新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我们要牢记打铁必须自身硬的道理，增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政治自觉”(22)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求是》2021年第14期。，“必须勇于自我革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23)中共中央宣传部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222页。，把坚持党的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相统一，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永葆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以中国共产党之治开创中国之治新境界。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全面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把“坚持自我革命”概括为党百年奋斗的十条历史经验之一，将“明确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方针，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十个明确”的重要内容(24)《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日报》2021年11月17日。，凸显了以自我革命精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党领导的社会革命的战略方针，对于治理好我们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和人口最多的国家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三)以群众路线筑牢党的血脉之基

“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25)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求是》2021年第14期。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和执政之基。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工作路线，古田会议是中国共产党人早期实践群众路线思想的历史源头。(26)许三飞：《古田会议对党和人民军队“基本的路线”形成发展的伟大历史贡献》，《军队政工理论研究》2014年第5期。

中国共产党比较明确地提出“群众路线”的概念是在1929年9月中央九月来信。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精神召开的古田会议，特别强调调查研究作为领导方法的认识论意义，会议过程充分体现了“群众观点”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古田会议本身不仅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产物，其所作出的一系列组织制度规定和要求也充分体现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如《古田会议决议》指出，“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27)《毛泽东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79页。。《古田会议决议》的群众路线方法论，为党的群众路线奠定了组织制度基础。

坚持走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独特优势。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长期革命和建设经验的总结，更是新时期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核心和基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随着时代发展，人民群众新需求不断涌现，需求的结构、层次、内容、形式等发生了很大变化，这无疑对党的群众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需要深入研究新时代群众工作的规律和特点，发展群众路线的新内涵，提高做好群众工作的本领。百年大党立足新起点，更要把群众路线贯彻于治国理政全过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深深植根于思想中、具体落实到行动上，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过程中，续写人民群众创造的辉煌历史。

一百年来，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不忘初心，方能本色前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指出：“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在长期奋斗中构建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锤炼出鲜明的政治品格。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我们要继续弘扬光荣传统、赓续红色血脉，永远把伟大建党精神继承下去、发扬光大！”(28)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求是》2021年第14期。古田会议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在建党百年的历史新起点，在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踏上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上，我们要大力阐扬古田会议时代价值，在传承红色基因、发扬光荣传统中赓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让古田会议永放光芒，为奋进新征程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和丰厚精神滋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