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良五

魏晋南北朝一般被称为贵族制社会或门阀制度社会，然而学界一般的观点是，门阀制度至南朝为一大巨变，门阀势力减弱而皇权政治加强。高门贵族所自恃的门第的影响力逐渐减弱，在政治、社会上的优势随之减小，而次等士族以文学才能得到皇室赏识，得以与高门士族交往，甚至以平等的姿势并驾齐驱。概括来讲，南朝时门阀政治向皇权政治过渡，门第作为政治资本的效力逐渐减弱，而文学（文化）成为接近、取悦、臣服于皇室的工具，逐渐成为新的政治资本。这一转变在刘宋时便已开始，至南齐永明年间已相当明显。至梁武帝时，大力引进文学之士，锐意改革贵族制度，形成了一种新的贵族主义。任昉在南朝政治、社会变革过程中，凭借杰出的文学才能，一度成为文坛领袖，然而很快被外放为新安太守。任昉在梁初的得势与失势，其实与梁武帝的意志有关。

一、任昉何以成为文坛领袖

任昉为乐安博昌人，其先世在两晋时期未见特出者，门第不高，在普遍讲究门第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其仕途前景并不乐观。《梁书》载任昉“幼而好学，早知名”。〔1〕《南史》本传记载较详：“四岁诵诗数十篇，八岁能属文，自制月仪，辞义甚美。”〔2〕说明任昉确实在幼年便表现出非凡的文学才能。褚渊曾谓其父曰：“闻卿有令子，相为喜之。所谓百不为多，一不为少。”〔2〕史称褚渊“少有世誉，复尚文帝女南郡献公主”，宋明帝即位后，“深相委寄，事皆见从”。〔3〕可见，褚渊在当时政治、社会上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另外，任昉从叔晷称其为“吾家千里驹也”。〔2〕任昉幼年之时便以文学才能得到名流褚渊及叔父任晷的赞赏，由此“早知名”。

《梁书》称任昉被宋丹阳尹刘秉辟为主簿，刘秉任丹阳尹在宋后废帝元徽二年（474），任昉时年十五六，如此年轻便被权臣刘秉辟为丹阳尹主簿，主要还是因为“早知名”所起的作用。然而任昉“以气忤秉子”，“久之，为奉朝请，举兖州秀才，拜太常博士，迁征北行参军”。〔1〕当时的秀才对策“主要重视的是才学文采”，〔4〕任昉得以举秀才，也由于其具有非凡的文学才能以及颇高的名气。其时任征北将军者为建平王景素，史称建平王景素“好文章书籍，招集才义之士，倾身礼接，以收名誉”。〔5〕任昉得以入建平王征北府，也由于其文学才名。永明二年（484），王俭任丹阳尹，引任昉为丹阳尹主簿。《南史》载“（王）俭每见其文，必三复殷勤，以为当时无辈”，且称“自傅季友以来，始复见于任子。若孔门是用，其入室升堂”，〔2〕又令任昉改正己文。王俭如此夸赞任昉，当在士流当中具有一定影响，使得任昉声名更盛。此后，任昉迁司徒刑狱参军事，转入竟陵王萧子良府，又转司徒记室参军。子良高选僚佐，其府僚实为清贵之职，任昉得以迁为竟陵王子良府记室参军，说明其文采应该得到相当高的认可。又任昉长于文笔，史称“昉雅善属文，尤长载笔，才思无穷，当世王公表奏，莫不请焉。昉起草即成，不加点窜。沈约一代词宗，深所推挹”。〔1〕“当世王公表奏，莫不请焉”，说明任昉文名已盛，并在王公贵族之间流传；而为王公代笔，实际上也可以视为一种特殊的交游手段。〔6〕

萧衍克建康后，任昉以昔日旧友的身份得为骠骑记室参军。此后任昉“专主文翰”，“梁台建，禅让文诰，多昉所具”，〔1〕因文笔之才而得以运用。然而，任昉政治眼光、野心不如沈约，政治才干又不如范云，因此，虽同为西邸旧友，任昉在齐梁革命中起到的作用十分有限，入梁后，其仕途升迁亦远不及沈、范二人。任昉在齐末官至中书侍郎（九班）、司徒右长史（十班），入梁后转吏部郎（十一班），掌著作；天监二年出为义兴太守，次年还都，重为吏部郎，参掌大选。居职不称，不久迁为御史中丞（十一班），在任时间大致为天监三年至四年，〔7〕五年为秘书监（十一班），六年出为宁朔将军、新安太守，七年卒于任上。从官班来看，任昉在梁代的仕宦较为顺利，但是晋升过程相当平稳，最终班次也不高，仕途并不显达。然而，任昉在梁代文坛一度成为领袖人物，却是十分值得注意的一件事。

士林领袖出现于东汉末年，至魏晋时有所谓名士一流，在社交界占据重要地位。东晋末年，刘裕通过打击以谢混为代表的士林领袖人物，使得贵族社交界一度黯淡下来，贵族高门为士林领袖、评骘人物的风气逐渐式微。〔8〕至南齐时，王俭一度振兴这一风气，同时以竟陵王子良为代表的皇室势力崛起，出现贵族与皇室双峰鼎峙的局面。〔9〕至此之时，贵族门第的影响力下降，而个人才学的作用增大，宋时主要以门第高下为交往之尺度，此时突破门第的限制而以才学多少为交往之标准。是以沈约、任昉等门第较低者，能与王融、谢朓等高门共同游处，号曰“八友”。并且在永明年间，沈约、任昉等人既获大名，在社交界具有一定影响力，普遍形成互相交游、提携后进之风。如《南史》载：“（谢）朓好奖人才，会稽孔觊粗有才笔，未为时知，孔珪尝令草让表以示朓。朓嗟吟良久，手自折简写之，谓珪曰：‘士子声名未立，应共奖成，无惜齿牙余论。’其好善如此。”〔2〕可知谢朓等人有意识地通过称赞后辈以为其树立名声。任昉结交、称赞后辈，亦自南齐始。如任昉在南齐时与到洽、到溉、到沼相善，称到洽“日下无双”，〔1〕申拜亲之礼。到溉“早为任昉所知，由是声名益广”，〔1〕任昉称赏延誉之功不可没。王僧孺出为县令，任昉赠诗大赞其文史之才；又称赞王籍、伏挺等人。总之，任昉在永明年间便已热心交游、称赏后辈，获得“有知人之鉴”〔1〕的评价。

入梁之后，武帝有意大举引进文学之士，《梁书·文学传》称“高祖聪明文思，光宅区宇，旁求儒雅，诏采异人，文章之盛，焕乎俱集”，〔1〕便是对这一情况的概括。又称“自高祖即位，引后进文学之士，苞及从兄孝绰、从弟孺、同郡到溉、溉弟洽、从弟沆、吴郡陆倕、张率并以文藻见知，多预宴坐，虽仕进有前后，其赏赐不殊”。〔1〕也就是说，不以官位高下为区别，有文才者皆加以拔擢。除永明年间便已成名的西邸旧友外，梁武帝、沈约、任昉等人尤其重视后进才士。而后进才士如何达于帝听呢？这时成名文人的延誉就显得十分重要了。任昉在齐梁革命过程中担任萧衍霸府记室参军，专主文翰，“禅让文诰，多昉所具”，沈约甚至略用心机而得以参制文笔，可见霸府文笔的重要性。任昉专主霸府文翰，其文学声名当进一步扩大。又“（任）昉好交结，奖进士友，得其延誉者，率多升擢，故衣冠贵游，莫不争与交好”。〔2〕今存史料尚载任昉直接嘱托吏部尚书王瞻起用刘之遴，之遴因之得以除太学博士。〔1〕因此种种，任昉得以在梁初成为文坛领袖，形成煊赫一时的龙门之游。然而，任昉入梁以后在政治、文坛上的表现和遭遇，其实与梁武帝的意志是分不开的。

二、任昉的遭遇与梁武帝的意志

如前所述，萧衍称帝后大力引进文学之士，梁初文学因此大盛。与此同时，梁武帝通过举行公宴赋诗、诏敕文士写作并予以奖惩、授予文学之士以优职等手段，将政治权力介入到文学创作中去，企图获得政治、文学上双重霸主的地位。〔10〕在此过程中，永明年间便已成名，且与梁武帝关系较好的任昉实际上处于中间人的位置。《梁书·文学传》载梁武帝“引后进文学之士”，有彭城刘苞及从兄孝绰、从弟孺、同郡到溉、溉弟洽、从弟沆、吴郡陆倕、张率等人，而所谓“兰台聚”则有刘孝绰、刘苞、刘孺、陆倕、张率、殷芸、刘显及到溉、到洽等人。受到梁武帝赏识的后进文学之士，基本上都受到任昉赏识；或者说，正因为得到了任昉的延誉，后进之士才得以受到梁武帝赏识。彭城到氏适为其例。彭城到氏本非士族，到彦之本以担粪自给，后随刘裕征战，以功封侯，到氏由此发迹。至第四代，到氏政治、社会地位已趋衰落，到溉、到洽自王国常侍起家，从父弟到沆自后军法曹参军起家，大致处于士族中下层。史载到溉、洽兄弟“少孤贫”，“早为任昉所知，由是声名益广”。说明溉、洽兄弟之所以成名，正是因为得到了任昉的称赏。《南史》载“（到溉）所生母魏本寒家，悉越中之资，为二儿推奉昉”。〔2〕又载任昉与到洽申拜亲之礼。可知到氏熟知任昉在社交界的地位，有意交结，企图获得任昉延誉。天监二年，任昉出为义兴太守，与到溉、洽共为山泽之游；次年还都迁为御史中丞陆倕赠诗曰“既有绝尘到，复见黄中刘”。〔2〕可知到氏兄弟经过任昉之交游、赏誉，声名已盛。梁初，到溉、洽、沆皆以文才被引见给梁武帝，帝御华光殿，令到氏兄弟与萧琛、任昉等赋诗，且对任昉称赞曰“诸到可谓才子”。任昉对曰：“臣常窃议，宋得其武，梁得其文。”〔1〕梁武帝之所以对任昉称赞到氏，是因为他知道任昉与到氏兄弟非同寻常的关系，而任昉的回答，一方面肯定了梁武帝的称赞，另一方面则恭维武帝之得人。到氏兄弟正是通过任昉的延誉，得以进入宫廷文学圈，仕途大开。其他如刘孝绰、王僧孺、张率等人，与到氏兄弟类似，皆因任昉之赞誉而得知于武帝。在梁武帝掌控、主导文坛的过程中，任昉起到了一个中间人的作用，任昉在梁初得以成为文坛领袖，兰台聚、龙门游得以形成，背后暗含了梁武帝的意志。

任昉入梁后拜黄门郎，转吏部郎，这是与其以前仕历相称的职位。二年出为义兴太守，次年返都，“重除吏部郎中，参掌大选，居职不称”。〔1〕《梁书·王泰传》称“自过江，吏部郎不复典大选，令史以下，小人求竞者辐凑”。〔1〕东晋以后吏部郎虽不典大选，但其地位不断上升，反映在梁代官班中，就是吏部郎在十一班，班位高出尚书左、右丞，而其他尚书侍郎在第六班。任昉第一次担任吏部郎，更多的意义是经过这一官序，提高其政治地位。第二次任吏部郎，参掌大选，则其选官权力进一步扩大，其意义在于发挥铨选职能，若表现突出，很可能累迁至吏部尚书。然而，《梁书·任昉传》继而称其“居职不称”，不久即转为他职。关于任昉“居职不称”的原因，大约有两种说法：杨赛认为原因是任昉“狂放”，且“大力提拔南方士族和寒族，为当时北方士族所不容”；〔11〕郑雅如认为，“任昉将自己的交游作风带入选举公务，造成选举不公”，〔6〕与梁武帝的用人准则产生冲突。以上说法都有一定道理，然而最切中要害者，恐怕还数第二种说法。如前所述，梁初文人之所以争相与任昉结交，正因为“得其延誉者，率多升擢”；又如前述任昉请托吏部尚书王瞻提拔刘之遴，可以想见任昉在吏部郎（参掌大选）任上，应当会按照自己的喜好选用士人。又史称“不附之者亦不称述”，〔2〕如裴子野为任昉之从中表，因不造请任昉，久之方得除官；二者之间不一定有必然联系，但显示出任昉好恶之心较强。此风若长，很有可能造成选举不公。

任昉居吏部郎不称职，随即转为御史中丞。御史中丞本为高门士族不愿担任的官职，〔12〕然而梁武帝极为重视此职，张绾为御史中丞，武帝宣旨曰：“为国之急，惟在执宪直绳，用人本不限升降。”〔1〕此外，又提升御史中丞的班位。可知梁武帝以任昉为御史中丞，实际上是给予重用的。御史中丞一职既要执法严正，又要长于文笔，任昉二者皆得，留下了非常优秀的奏弹案例和奏弹文。然而，任昉在御史中丞任上，更为突出的是其作为文坛领袖的地位。史称任昉迁为御史中丞后，“后进皆宗之”，号为“任君”，比东汉之“三君”。范晔释“君”为“一世之所宗也”，〔6〕可见时人将任昉比照“三君”，说明时人将其视为士族领袖。以任昉为中心的“兰台聚”“龙门之游”，一度振兴了久已沉寂了的士族交游界；若此风延续，则以某一特定士人为领袖的士族交游圈或将形成，东晋时期活力十足的士族文化或将重现。然而，任昉担任御史中丞大约两年后，转为秘书监，不久出为新安太守，次年卒于任上。徐摛因为创作宫体诗影响萧纲的名声，〔13〕被梁武帝外放为新安太守，武帝谓之曰：“新安大好山水，任昉等并经为之，卿为我卧治此郡。”〔1〕从武帝的话来看，新安太守事务不多，且有大好山水，似为优遇之职；然而，徐摛实际上是因事被外放，出为新安太守并非乐意为之。任昉之出为新安太守，或许亦有隐情。

如前所述，萧衍称帝以后，有意加强在政治、文学上的控制力，欲在政治、文化两方面称尊。任昉凭借之前的名声和奖掖后进的热心，一度成为文坛领袖，在士族当中具有很大的影响力。曹道衡先生认为，任昉出为新安太守是因为他“并无做官的才能”。〔14〕然而其后更深层的原因，恐怕是梁武帝有意将其黜出京师文坛，维持皇权独尊的文坛地位。任昉在新安太守任上，作《落日泛舟东溪诗》，诗曰：

黝黝桑柘繁，芃芃麻麦盛。交柯溪易阴，反景澄馀映。吾生虽有待，乐天庶知命。不学梁甫吟，唯识沧浪咏。田荒我有役，秩满余谢病。〔15〕

此诗前四句写东溪美景，五、六句表达乐天知命的想法，自我安慰。后两句用典：诸葛亮高卧隆中时，好为《梁甫吟》，有见用之冀；“沧浪咏”见于《孟子·离娄》，为孺子之歌，《楚辞》中渔父歌之，遂有隐逸之意。“不学梁甫吟，唯识沧浪咏”二句，表达任昉不求见用，安心隐逸的心境。结尾两句更显悲观，即秩满之后谢病辞官，不再出仕。此诗表达的不是老、庄那种超然物外的隐逸之情，背后潜藏的是强烈仕进之意破灭之后心如死灰的自我喟叹。“我有役”“余谢病”二句连续喷出，乃是作者表达自我圆满、不求于外的决心。“外”指的是谁呢？其实是梁武帝。结尾两句看似任昉抒发自己期望隐逸的心理，实际上隐藏着对梁武帝的强烈不满，甚至不妨视为一种挑战。史称任昉“在郡不事边幅，率然曳杖，徒行邑郭，民通辞讼者，就路决焉。为政清省，吏民便之”。〔1〕然而这种不理郡事、颇为颓唐的形象，不正与《落日泛舟东溪诗》表达的意志类似么？任昉离开建康后，“兰台聚”自然解体，京师后进亦不必“宗之”，昔日文坛领袖的风光一时落寞。至任昉死后，其子乃至“流离不能自振，生平旧交莫有收恤”，下场可谓凄凉。关于刘峻《广绝交论》一文的讽刺对象及用意，历来颇多异见。有学者认为，刘峻借到洽兄弟为幌子，实际上是“抓住萧衍有负旧友一点作文暗讽”；〔16〕也有人认为，此文并非针对到氏兄弟，而是针砭“齐梁时期的炎凉世风”。〔17〕《广绝交论》讽刺的是受任昉恩惠而不回报其子嗣之人，到洽等人难辞其咎；然而，此文隐含的另一层意思是，任昉昔日旧友亦未曾接济其子。梁武帝身为一国之君，最有能力提携任昉子嗣，竟亦无任何举动。不管是直接还是间接来看，任昉子嗣沉沦不显，都与梁武帝的意志有关。任昉离开建康后，昔日盛极一时的士族交游圈一度冷清；至其死后，陈郡殷芸与到溉书曰：“哲人云亡，仪表长谢。元龟何寄，指南何托？”〔1〕以文坛领袖为中心的士族交游圈不复存在了。稍后不久，梁武帝诸子渐长，皇子府的地位大大提升（反映于十八班制中），以皇子（包括太子）为中心的交游圈再度形成，皇族夺得了士林、文坛的主导权，梁代皇子文学集团因此大盛。在这一过程当中，任昉既是显赫一时的功臣，也是一名牺牲者，而其后则体现了梁武帝隐秘的意志。

三、参与“兰台聚”者的身份及新的贵族主义

参与“兰台聚”之人为：彭城刘孝绰、刘苞、刘孺，彭城到溉、到洽，吴郡陆倕、张率，陈郡殷芸，沛国刘显。这些人的身份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没落或门第较低的北方士族（陈郡殷芸，沛国刘显）；（二）刘宋以来凭借军功起家，其后转向文化家族者（彭城刘氏、到氏）；（三）沉寂已久的东南士族（吴郡陆倕、张率）。这些家族在门阀贵族时代，在政治、社会上的建树会受到很大影响。晋宋之时，门第的界限非常严格，高门占据政治、文化的顶端，不屑与低等士族交往。至南齐时，社会风气稍变，低等士族以文化为资本，逐渐走向政治、社会中心。《南史》在述及任昉交游圈时，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即“虽贵公子孙不得预也”。〔2〕“贵公子孙”指的就是高门贵族子弟，也就是说原本门第是决定交游的首要因素，而此时门第的作用减弱，首要的是文化尤其是文学。这一变化实关乎东晋南朝政治社会之大变，即传统以门第为标准的贵族制经过宋齐时的发展，在梁代出现了新的贵族主义。梁代文学之发展、兴盛，实与这一变化紧密相关。

梁代贵族制的变化，首先与武帝的意志有关。旧的贵族主义主要以门第为衡量标准，出生在高门之家，便可称为贵族。与此相应，贵族的起家官、升迁途径皆有一定程式，甚至有些官职专由贵族担任。梁武帝的改革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承认贵族门第的作用，但要求其具备与贵族身份相对应的才能；其二，选任某一官职的标准不是门第，而是担任者的实际才能。第一点主要体现在教育方面，梁武帝即位后，十分重视教育。天监四年，开五馆引进寒门人士；七年下诏“大启痒斅，博延胄子”，令“皇太子、皇子、宗室、王侯”入学就业。且将学业与仕宦相联系，下令“年未三十，不通一经，不得解褐”。〔1〕如此则自宗室至高门贵族，皆热心向学，门第之外，人才（学术）成为重要的因素。第二点主要体现在梁武帝的用人观念上。太子洗马为尤清之职，梁前皆用甲族有才望者，武帝以庾於陵、周舍为太子洗马，并宣言曰：“官以人而清，岂限以甲族。”〔1〕也就是说，官职的清浊不取决于门第高下，而决定于担任这一职位者的才能。这一观念与旧有的贵族主义是不相符合的。又，武帝以张率为秘书丞，谓之曰：“秘书丞天下清官，东南胄望未有为之者，今以相处，足为卿誉。”〔1〕武帝打破了旧的用人模式，实际上也就是破除了旧的贵族主义，提倡一种以才能为主要衡量标准的新的贵族主义。

此处以彭城刘孝绰为例，略作说明。彭城刘氏崛起于刘勔，其父、祖并为郡守，门第不显。刘勔在宋时以军事立功，明帝临崩时，以其为守尚书右仆射、中领军，成为左右政局的关键人物之一。刘勔死于宋末战乱，其子悛在宋齐革命中投靠萧齐，且与萧赜关系密切；悛弟绘历任萧道成、萧嶷参军，亦党同萧氏。因此，刘悛、绘兄弟在南齐权位转重，而刘绘又以文义见长，成为当时的后进领袖。孝绰即刘绘之子，年幼时善属文，当时号为神童。“父党沈约、任昉、范云等闻其名，并命驾先造焉”。〔1〕当时的社会风气一般是后进造请前辈，而沈约等人竟然造访年幼的刘孝绰，可见其才名之大。诸人之中，任昉尤其赏好刘孝绰，天监初，孝绰为《归沐诗》以赠昉，任昉回诗大加劝勉。武帝令沈约、任昉等言志赋诗，孝绰亦得引见。“尝侍宴，于坐作诗七首，武帝览其文，篇篇嗟赏，由是朝野改观。”〔1〕孝绰得预宴幸，很可能是沈约、任昉称之于武帝。武帝嗟赏其文，竟使刘孝绰“朝野改观”，这也是十分值得注意的现象。也就是说，刘孝绰以文学才能受到了武帝的独特赞誉，在士族当中形成了较大的影响。“朝野改观”，说明一种新的因素受到了社会的关注，那就是文学才能及其所起到的作用。此后，刘孝绰转为秘书丞，如前已述，秘书丞为天下清官，一般只由高门贵族担任。武帝谓周舍曰：“第一官当用第一人。”〔1〕说明武帝用人不仅考虑门第，更注重个人才能，另外说明刘孝绰极得武帝赏识。此后孝绰转为太子宫僚，时东宫人才济济，而昭明太子尤重王筠、刘孝绰二人，“独执筠袖抚孝绰肩而言曰：‘所谓左把浮丘袖，右拍洪崖肩。’”〔1〕王筠门第高而刘孝绰门第低，但二人之所以得幸于太子，与门第无关，而是由于二人文才超常。刘孝绰等人以文学才能得到梁武帝、昭明太子的赏誉，担任以前仅由高门贵族独占的部分清职，成为众人欣羡的对象，表明一种新的贵族主义出现。

刘孝绰仅为一例，到溉、张率等人莫不因此致贵，“兰台聚”实际上拉开了梁代新贵族主义的序幕。这些次等士族在门阀政治时代本无出头之日，经过齐梁之发展尤其是梁武帝的大力革新，得以由政坛前辈、文坛领袖荐之于上。武帝对这类文士大加称赏、破格拔擢，在政治、社会上形成了一种新的风气，亦即新的贵族主义。而这种贵族主义得之于皇权，缺少旧贵族所具有的“自律性”，天生表现出对皇权的臣服。梁武帝试图“突破传统‘社会贵族主义’之限制，建立以君权为主的‘国家贵族主义’”。〔18〕《南史》称兰台聚“虽贵公子孙不得预也”，实际上，贵公子孙亦“不须预”，因为贵族门第的作用还在。然而仅仅依靠贵族门第，已被抛弃于梁代新贵族潮流之外。王筠与诸儿书，夸耀的不再是其门第高贵，而是七叶之中“人人有集”，〔1〕即文学才能，这反映了旧贵族向新贵族主义靠拢的倾向。梁代文士之多、文学创作之盛，应当结合这一皇权主导下的新贵族主义来理解。

总之，梁武帝致力于改革贵族主义，在门第之外，强调个人才能的重要性。参与“兰台聚”者门第较低，在梁武帝的统治思想下，凭借文史之才得到皇帝赏誉，出任清要之职，形成一种新的贵族主义。梁代文士之多、文学创作之盛，当结合这一政治、社会变化来理解。另外，皇帝从士族领袖手中夺回文坛盟主的位置，成为政坛与文坛的最高统治、评判者；皇子作为皇权的延续，在地方上统治士族文人，从而形成皇子文学集团，梁代文学的整体结构大致形成。因此，梁代文人从骨子里皆臣服于皇权，皇帝也给予优厚的政治回报，梁代文学因此大盛。然而正因为如此，梁代文人缺乏个人独立性，文学个性不足，纵使千诗百赋，其面如一。这是梁代文人之大幸，同时也是梁代文学之大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