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昌懋

宋元祐四年（1089）十月，苏辙作为贺辽国生辰使启程前往辽国。此次出使，他随时草就，有诗《奉使契丹二十八首》；返回东京后，又连上《北使还论北边事札子五道》。关于苏辙使辽诸篇，早有前贤注目。概言之，相关研究有三种主要进路：一是以诗文中所述内容，研究辽国各地区社会生活状况。先行研究有孙冬虎《北宋诗人眼中的辽境地理与社会生活》（《北方论丛》，2005.3），吕富华、孙国军《从使辽诗看奚族社会生活》（《黑龙江民族丛刊》，2005.1）等。第二种是将苏辙此类作品置于宋奉使诗脉络中加以考察。其中较重要者有王水照《论北宋使辽诗的两个问题》［《山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9卷第2期］等。三是通过对本组诗的细读，探讨苏辙本人的契丹认识。这一类研究有《论苏辙的使辽诗》［《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3］，诸葛忆兵《论苏辙的奉使诗》（《江海学刊》，2005.3）等。二者均注意到了苏辙相关诗歌中论及契丹事物时前后笔调的微妙改变。不过，两位论者受制于当代的民族认识，未能在历史脉络中理解苏辙的“契丹论”，因此，对于苏辙的此种“转变”估计得过于乐观。本文拟在进一步讨论苏辙契丹观的基础上，从“党争”这个侧面来回答，苏辙何以持有和表现这样的契丹观。

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苏辙在此次使辽前几年党争中的角色。元丰八年（1085）三月，宋神宗去世；哲宗即位，次年改元元祐；其母高太后听政，重用旧党，实行“元祐更化”。沈松勤指出：“纵观新旧党争每个阶段的初期历史，还可以发现这样‘三部曲’：一是新君即位，改变前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