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亦武

《促织》无疑是《聊斋志异》中最负盛名的一篇。其主题之深沉、构思之奇特、描写之精湛，一直为后世读者所追捧。一篇不足两千字的文言小说，却具有复杂而精巧的叙事结构和高超的艺术概括力，小说家对于特殊背景下的社会人生有着独到深刻的观察和思考。作家毕飞宇甚至不无夸张地称其为“一部伟大的史诗”。

概括地说，《促织》写的是一个关于“虫”的喜剧，又是一个关于“人”的悲剧。因为这只“虫”非同寻常，它是九重之上荒唐天子的即兴玩物，更是贪官虐吏媚上求荣的无上贡品；于是，区区一虫之得失，便悬系着一个平民家庭难以承受的重负和脆弱的命运。

蒲松龄不愧为短篇小说大师，他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突出叙事的优秀传统，以一支生花妙笔，把一个并不复杂的人间故事写得波澜起伏、高潮迭起，同时又向读者展示了现实世界中荒诞离奇的一幕。

回旋跌宕的故事情节

先来看《促织》的结构。作者以“虫”为线索，着意设置了一个又一个起落开合的段落，螺旋式地展开故事情节。从冰冷的悲剧序幕到“皆大欢喜”的喜剧结局，故事情节可细分为：

责虫—觅虫—卜虫—得虫—失虫—化虫—试虫—献虫—赏虫

这些情节环环相扣，顿挫抑扬，离奇跳脱，跌宕生姿。一时柳暗花明，转瞬山穷水尽；一时绝壁深渊，却见峰回路转。随叙事的推进，人物命运或浮或没，生存希望若明若灭，而读者也为故事深深吸引，心情陡起陡落。

小说中，成名一家先后经历了“薄产累尽”的艰难，得虫时“举家庆贺”的狂欢，丧子时“抢呼欲绝”的绝望痛苦，还有最后不期然从天而降的富贵荣华……故事主角成名始终处在重压之下，肝胆俱裂，身心皆残，大悲大喜，一惊一乍。

而产生所有戏剧冲突的缘由，仅仅因为那只不可思议的“虫”！

高超的描写手法

《促织》的描写艺术，堪称精妙绝伦。且以小说中的两次“捕虫”为例：

第一次，成名由占卜得到神示，将信将疑。出于万一之冀，他只好强扶病体，按图索骥。先写“蹲石鳞鳞，俨然类画”给出希望，然而“心目耳力俱穷，绝无踪响”又让人茫然，“癞头蟆”猝然跃出令人错愕，接着“蟆入草间”又使人惊惶。作者用一组动词描写人物活动，“侧听”“徐行”“冥搜”“逐趁”“披求”之后，成名方见到伏在荆根的促织，真是“千呼万唤始出来”。待到捕捉它时又颇费周折，“遽扑之”不获，“掭以尖草”不出，“以筒水灌之”始出。于此，作者不惜使用繁笔，或蓄势或延宕，于细微处铺陈渲染，将小小的捕虫场面极力细化，“螺蛳壳里做道场”。这样一种近景长镜头式的描述，令人如临其境，如历其险，如受其惊，如获其喜。

第二次，写虫的死而复生、失而复得。经过一番折腾，成名先怒后悲，由恸转喜；而当一切平静下来，“蟋蟀笼虚”的严酷事实，又将他从发现其子一息尚存的“心稍慰”中拉回到冰冷的现实中来。他不敢去想长夜之后，又将面对怎样的明天！再度的绝望令人窒息，于是“气断声吞”“僵卧长愁”。然而，命运刚刚关上沉重的门，又打开一扇微亮的窗。忽闻虫鸣，惊见“虫宛然尚在”，虫之复生的同时也复活了人的希望。“宛然”一词，准确描述出感觉上的恍惚迷离，特别符合无眠之后人的精神状态——分明是听到看到了，却又如梦境一般不够真实。接下来的捕虫过程，一波多折，曲径通幽：“一鸣辄跃去”“超忽而跃”“迷其所往”“伏壁上”，连续四个动作，写出了小虫的活泼调皮，“忽跃落衿袖间”则出人意表，暗示了成名之子“魂化促织”的情节。这段描写兜兜转转、虚虚实实，给人的感觉也是亦真亦幻。

当然，最令人称奇叫绝的描写为“试虫”一节：

村中少年好事者驯养一虫，自名“蟹壳青”……径造庐访成，视成所蓄，掩口胡卢而笑。因出己虫，纳比笼中。成视之，庞然修伟，自增惭怍，不敢与较。少年固强之。顾念蓄劣物终无所用，不如拼博一笑，因合纳斗盆。小虫伏不动，蠢若木鸡。少年又大笑。试以猪鬣毛撩拨虫须，仍不动。少年又笑。屡撩之，虫暴怒，直奔，遂相腾击，振奋作声。俄见小虫跃起，张尾伸须，直龁敌领。少年大骇，解令休止。虫翘然矜鸣，似报主知。成大喜。方共瞻玩，一鸡瞥来，径进以啄。成骇立愕呼。幸啄不中，虫跃去尺有咫。鸡健进，逐逼之，虫已在爪下矣。成仓猝莫知所救，顿足失色。旋见鸡伸颈摆扑，临视，则虫集冠上，力叮不释。成益惊喜，掇置笼中。

偌小的斗虫场面，俨然传出金戈铁马的杀伐之声。少年由“三笑”到“大骇”，小虫由“蠢若木鸡”到“翘然矜鸣”，成名由“惭怍”转为“大喜”，戏剧化的情节设计、正侧结合的描写手段，展现出蒲松龄高超的语言技巧。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而后突如其来的鸡虫相争，更是出人意表，令人惊心动魄，从而把故事情节推向高潮。

讽刺现实的宏大主题

《促织》这篇小说，主题既深沉亦显豁，作品通过一个小小窗口，揭示了封建时代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从而显现出史诗般的宏大主题和丰富内容。

孔子过泰山侧，有妇人哭于墓者而哀，夫子式而听之，使子路问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忧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于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为不去也？”曰：“无苛政。”夫子曰：“小子识之：苛政猛于虎也。”——《礼记·檀弓下》

何谓“苛政猛于虎”？猛就猛在这里：

一个本应在寒窗之下苦读的书生，却为苛令所迫，不得不放下圣贤书，整日以觅虫塞责为正经，斯文扫地。

一个本该无忧无虑的九岁幼童，却因为无心之失，在巨大的恐惧下，像成人一般被逼得投井自尽，哀莫大焉！

呜呼！得虫则生，失虫则死；王命大于天，人贱不如虫。小说真实地再现了历朝历代皇权体制下弱势小民的生存困境，成名一家的生死荣辱，浓缩了无数家庭的辛酸血泪。阅读过程中，读者不难想象作家满含悲悯的眼睛看到的是怎样一个世界！

蒲松龄笔下的成名，是身处社会底层的一介寒士，唯其迂讷懦弱、人畜无害，反成各种势力践踏、凌辱和猎食的对象。他先遭猾胥陷害，被迫充任“里正”，以致家业败落，“薄产累尽”。面对促织之征，他既“不敢敛户口”，又“无所赔偿”，自行捕捉亦无所得，只能苦受酷吏的荼毒，“忧闷欲死”“惟思自尽”。当个人的生存失去所有的尊严和保障，苟且偷生便成了一种煎熬。悠悠苍天，茫茫苦海，谁来为他摆脱这无尽的苦难？

推想成名最绝望之时，当是那个不眠之夜。承受各种责罚、费尽辛苦得到的促织，怎么可以就这样轻易失去？希望归零，苦难又返回到原点，他便“不复以儿为念”——幼子之生，如何能抵偿促织之死！既然神已昭示摆脱不幸的希望，如何又残忍地将之收回？身家性命皆系于一虫，谁能禁受得起这样的播弄！成名万念俱灰，眼见是不能活了。

这个身处绝境的弱者，能像《说岳全传》中的得道高僧一样，留下“何立从东来，我向西方走”的偈子后即时坐化解脱吗？很遗憾，成名没有“蝉蜕尸解”的法术，却有拖家带口的牵绊。一死了之固然清爽，留下孀妻弱子，则为之奈何？

或许可以像林冲那样，忍无可忍，不想再忍，拔剑而起，挺身反抗？成名既没有八十万禁军教头的超强武功，更缺乏豹子头一不做二不休的凛然血性，单凭其一贯逆来顺受的个性，借他十个胆、一百个雪夜，也上不了梁山啊！

幸好，聊斋先生给他找到最后的一条活路！

易中天先生说过，但凡传统社会里的中国人都会有三个梦：一曰“明君梦”，就是希望仁慈圣明的真命天子出现，天下太平；二曰“清官梦”，若皇帝指望不上，就希望头顶上的父母官是个清官，日子也还好过一点。若是这两个梦都破灭——皇帝昏庸、官贪吏虐，还会接着做第三个梦——“侠客梦”。在“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人们都盼望有一大侠横空出世、替天行道，为百姓报仇雪恨、洗刷冤情。

“妖鬼面具”后的悲悯情怀

在《促织》故事的背景下，天子是那样的天子，官吏是那样的官吏，世间纵有武侠，估计也光顾不到成名的梦里。对于一个徘徊在生死边缘的人，优秀作家的良知应止于“哀其不幸”，岂忍心“怒其不争”。于是“魂化促织”成了小说中最精彩的设计，也是救成名全家于水火的唯一手段！——只有借助神力的加持，方能超度在苦难中挣扎的众生，这就是蒲松龄在《聊斋志异》这部奇书中屡试不爽的解决方案。

《席方平》一篇中，孝子席方平因父亲遭奸人陷害，毅然化身为鬼，魂入城隍庙替父伸冤。然而他所面对的阴司地狱，冥王贪腐，鬼吏残暴，上下串通，相互勾结，恶势力横行一如阳间。席方平面对炮烙斧锯的酷刑和各种威逼利诱时，始终不屈，甚至拒绝投胎再生的机会，把官司从阴间告到了天上，终于感动天神，伸张了正义。

再如《向杲》。向杲的哥哥为庄公子虐杀，他不胜悲愤，前往官府状告豪强。怎奈对方财大气粗，上下行贿，使他有理不得伸张。向杲“隐忿中结，莫可控诉”，决心为兄报仇，于是“日怀利刃，伏于山径之莽”，伺机刺杀仇人。庄某察觉到危险，便重金聘请一个武艺高强的保镖日夜护卫，令向杲无法下手。眼看大仇难报，天可怜见，他终于在一个道士的帮助下，化身为虎，咬死仇人。

无论化身为鬼、为虎还是为虫，都是蒲松龄满怀深切的同情，他运用非凡的想象力，借助超自然的神力，帮助悲惨世界中的弱者解决现实中的矛盾。对此，我们不能简单理解成作家为“猎奇”而“志怪”，更不能给作品贴上“封建迷信”的标签。

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难诉！

深切的同情，温柔的怜悯，是蒲松龄这个贫寒作家给予人世间所有不幸者最慷慨的捐助。明乎此，我们或许会明白《促织》喜剧化之结局，及所谓“酬长厚者”云云，并非出于“天意”，而是小说家的慈悲为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