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佳俊 李志峰

卡夫卡和蒲松龄虽“一生遭尽揶揄笑”，不为时人理解，但他们却大胆想象了一个风谲云诡、“伸手还生五色烟”的文学世界，他们都是字字珠玑、声声铿锵的艺术大师。

卡夫卡在其有限的文学创作中，以象征、怪诞、佯谬的独特艺术手法构建了一个异化世界：人可以变成甲虫；艺术家苦苦追求的最高境界是拒绝饮食；杀人机器无处不在；鼹鼠紧张焦虑守卫自己筑好的地洞。写作就是卡夫卡的生命，只有写作，卡夫卡的生命才能维持下去，他说：“上帝不让我去写，但是我偏写，我必写。”“我经常想，我最理想的生活方式是带着纸笔和一盏灯待在一个宽敞的闭门掩户的地窖最里面的一间里，饭由人送来，饭放在离我这间地窖很远的第一道门口。穿着睡衣，穿过地窖所有的房间去取饭，将是我唯一的散步……那样我将写出什么样的作品啊！我将从什么样的深处把它挖掘出来啊！”

写作之于卡夫卡或许就如地洞之于那只小鼹鼠，小鼹鼠造好了“似乎还不错”的地洞，好像处于人生巅峰，但也得不到安宁，“盖着苔藓的那个幽暗的地方，正是我的致命之所在”。明明地洞完好无损，内心几乎要“引吭高歌”了，可它还是觉得“我的敌人多得不可胜数”，惶惶不可终日。创作也永远不能使卡夫卡完全满意，他将创作看得高于一切，永远不能满意，临死前嘱咐遗嘱执行人毫无保留地销毁他的书信、日记和大部分小说，只有执着于艺术才能不断寻求超越，现实对他永远是困境，他是真正“生活在别处”的艺术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