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佳俊 李志峰

卡夫卡和蒲松龄虽“一生遭尽揶揄笑”，不为时人理解，但他们却大胆想象了一个风谲云诡、“伸手还生五色烟”的文学世界，他们都是字字珠玑、声声铿锵的艺术大师。

卡夫卡在其有限的文学创作中，以象征、怪诞、佯谬的独特艺术手法构建了一个异化世界：人可以变成甲虫；艺术家苦苦追求的最高境界是拒绝饮食；杀人机器无处不在；鼹鼠紧张焦虑守卫自己筑好的地洞。写作就是卡夫卡的生命，只有写作，卡夫卡的生命才能维持下去，他说：“上帝不让我去写，但是我偏写，我必写。”“我经常想，我最理想的生活方式是带着纸笔和一盏灯待在一个宽敞的闭门掩户的地窖最里面的一间里，饭由人送来，饭放在离我这间地窖很远的第一道门口。穿着睡衣，穿过地窖所有的房间去取饭，将是我唯一的散步……那样我将写出什么样的作品啊！我将从什么样的深处把它挖掘出来啊！”

写作之于卡夫卡或许就如地洞之于那只小鼹鼠，小鼹鼠造好了“似乎还不错”的地洞，好像处于人生巅峰，但也得不到安宁，“盖着苔藓的那个幽暗的地方，正是我的致命之所在”。明明地洞完好无损，内心几乎要“引吭高歌”了，可它还是觉得“我的敌人多得不可胜数”，惶惶不可终日。创作也永远不能使卡夫卡完全满意，他将创作看得高于一切，永远不能满意，临死前嘱咐遗嘱执行人毫无保留地销毁他的书信、日记和大部分小说，只有执着于艺术才能不断寻求超越，现实对他永远是困境，他是真正“生活在别处”的艺术家。地洞是怪可怜的小鼹鼠为自己挖筑的，创作也是卡夫卡这位超脱的作家为自己而写的，他们都不希望被打扰，“我就是这样又干又玩，自得其乐，独自发笑”。

蒲松龄的生活经历曲折而丰富，苦难使他认识到社会的黑暗、统治者的残忍暴虐，他用一颗热诚的心将他的所见所闻所感写入作品中，对不公的社会无情揭露，对生活在底层、水深火热的劳苦大众报以深深同情。《促织》篇写成名一步步为觅得蛐蛐而呕心沥血——早出晚归，提着竹筒、丝笼，在墙角、黄草丛、石头堆、洞穴细心寻找，不合县官规格被惩罚打了上百板子，腿脓血淋漓，“转侧床头，惟思自尽”，最后儿子也因蛐蛐横尸井里，受尽折磨和痛苦的成名悲痛欲绝。

或许只有“著书立说”才能抚慰蒲松龄这位困顿失意的老者，他的文章不再是为做文章而作，而是为自己而作，他的艺术追求与美学追求都超出了同时代人。他自觉继承了古代小说基础，在传统文学基础上独树一帜，将神鬼当成有人格的人来写，透过想象的虚幻世界反映历史的真实面目，借笔下主人公的遭遇抒发自己的情怀，用凝练的语言为我们创造一个亦真亦假的人生幻境。古往今来，对《聊斋志异》的阐释各有不同，有“孤愤”之说，有“自娱”之说，阐释的空白才显示出蒲松龄的伟大之处。每个人似乎都能在这人鬼狐妖之中找到自己的幻象，蒲松龄的伟大在于孤介的他能创作出芸芸众生的面相，在这人生世相中，渗透出他强烈的爱憎。他一面以强烈的厌恶、愤懑之情展示黑暗社会的种种噩梦，另一面又用热情、神往的姿态唱出美好人性之歌，实现自己的艺术涅槃。

卡夫卡和蒲松龄一样，都是那个时代默默无名的小人物，他们忍受着艺术的孤独和痛苦，却又自愿选择艺术的孤独与痛苦，他们如蚕蛹，抽丝剥茧，超越极限，是厌弃世界也好，是消闲独坐也罢，从他们的著作里，我们大吃一惊，见到被扼住咽喉的现代人：“请设想一下，带着锁链的一大批人，他们每个人都判处了死刑，每天，其中一些人眼看着另一些人被处死，留下来的人，从他们同类人的状况看到了自己的状况，痛苦而绝望地互相对视着……这就是人的状况的图景”，从他们“妆出万重花”的文学世界，或许我们能认清生活的现实，时刻保持清醒，知晓我们只能忍受，并，始终向前！

（选自《阴山学刊》2020年2 期，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