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 莹,陈水光,苏时鹏

(福建农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2)

随着我国工业化与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工业效能与城市效能逐渐增加，但过度排放污染物和过度消耗资源等产生了诸多环境问题。于是，环境治理日益引起重视。尤其是随着大众媒介不断融入社会生活，公众可以通过各类媒介快速获取环境信息，并在社会舆论中扮演重要角色。鉴于此，实证分析公众媒介使用情况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及其城乡差异，对构建有序循环的“政府—媒介—公众”对话体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文献综述

政府环境保护工作满意度是公众对环境质量的实际感知与主观预期所产生的一种心理感受，反映了公众对绿色生态环境的高要求和美好希望[1]，提升满意度对促进公众积极参与环境治理与构建共享共治共赢的环境治理体系具有重要作用。毋庸置疑，政府是环境治理方案的总设计师，而公众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的满意度既是对政府环境治理效果的评价，也是检验其环境治理效果的重要指标。国内既有文献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满意度的研究涉及较少，侧重于从政策、经济和社会环境等方面分析环境保护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具体来说：(1)政策方面。学界在政策方面侧重于研究行政监管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如陈卫东等研究指出,环保问责力度、环境治理法治化水平都对环境治理满意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汪红梅等研究指出,政策支持力度、政策宣传力度和农户参与程度对农户环境满意度具有积极效应[3]；罗开艳等研究指出,环保行政透明度会显著正向影响居民对当地政府环境治理工作的满意度，且城乡居民的满意度存在显著差异，环保行政透明度的提高对农村居民的政府环境治理工作满意度的正向影响更强[4]。(2)经济方面。学界在经济方面侧重于研究地区经济发展与财政水平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如张凤凉等以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广东省为例，基于广东省21个地级市和121个县级政府的环境绩效满意度数据展开实证分析，发现在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公众对政府环境绩效的满意度越低[5]。唐啸等研究指出,地方政府在环境治理领域具有很强的回应性，但同时也存在特殊的回应性外溢现象，即地方政府的行为会受到其他地区民众意见的影响；且回应性的外溢效果与地区财政依赖度有关，即财政依赖度越高的地区，回应性的外溢效果越明显[6]。(3)社会环境方面。学界在社会环境方面侧重于研究公众参与行为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如陈卫东等研究指出,公众参与程度对政府环境治理满意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公众参与结果的有效性比过程的有效性更能促进环境治理满意度的提升[2]；师硕等研究指出,女性环境友好行为与地方政府环保工作满意度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女性环境友好行为对中央政府环保工作满意度影响不显著[7]；施生旭等基于CGSS 2013数据，实证分析政府环保工作满意度、环境知识与公众环保行为之间的关系，发现公众对地方政府环保工作的满意度与其环保行为显著正相关，对中央政府环保工作的满意度与其环保行为显著负相关[8]。

媒介是公众了解环境问题相关信息的主要渠道，在政府环境保护工作中往往扮演着环境信息收集者和发言者的重要角色，同时也是公众接收环境知识与表达意见的重要工具。国内学界对环境传播的研究可追溯到1983年发表的第一份《中国环境报》，研究起步较晚，但近年来发展迅速。如Zhao研究指出，媒介能够通过报道框架凸显环境议题的重要性，促使公众关注环境问题和环境治理工作[9]；黄河等认为，传统媒介在议题构建上的失衡以及公众本位的缺失会弱化媒介对环境问题的舆论监督，并导致公众转向更为开放的新媒介平台进行环境问题沟通[10]。国外学界对环境传播的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侧重于研究媒介的传播效果，既有观点存在较大分歧，主要分为媒介动员和媒介抑制两方面。持媒介动员观点的学者认为，媒介是有效联结个体与社会互动的重要桥梁，媒介传播逐渐演化为一种元过程的媒介化[11]，并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而逐渐形成一种新型的社会动员形式，在考察民意表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André研究指出，大众媒介对公众内在效能感的提升具有显著影响，有助于培养公民意识，从而直接或间接提高公众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度[12]。持媒介抑制观点的学者认为，媒介在传媒体制的商业化及去政治化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具有了抑制功能[13]，当公众过于依赖媒介力量了解信息时，一旦媒介具有明显的负向政绩评价特征，就极易造成公众的政治冷漠，降低公众个体的政治效能感，增加公众对政治人物和政府的不信任感[14]。如韩韶君研究指出，媒体角色是对媒介在整个人类社会系统中所处位置及其传播行为的功能性定位，其中，媒体角色的环境监视功能包括监视自然环境和引导环境保护舆论，但当破坏生态平衡的负面报道盛行时，媒体角色的环境监视功能则会对公众的政治信任产生抑制效应[15]。

综上所述，学界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因素研究主要集中在政策、经济和社会环境等方面，对环境传播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媒介传播效果方面，但仍存在诸多不足之处。具体体现在：(1)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满意度影响因素的讨论仅停留在结构关系层面。既有文献尚未深入实证研究环境保护工作过程中不同利益相关者在经济绩效、社会绩效和生态绩效最大化目标中的协商行动逻辑，对城乡差异性的研究也存在缺位。(2)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满意度的评价忽视了以媒介为代表的影响。既有研究较少验证媒介是公众了解环境信息的主要渠道，较少讨论公众媒介使用情况对环境问题和环境治理工作的影响。鉴于此，本研究基于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CGSS)数据，结合公众媒介使用情况，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满意度的影响机理展开探讨，并对其城乡差异进行分析，以促进政府环境保护工作绩效和公众满意度的提升。

(二)研究假设

在传播学中媒介有新旧之分，信息的流动是否具有互动性是传统媒介和新媒介的重要区别之一[16]。同时,媒介作为公众了解外界信息的主要载体，也是获取政府环境保护工作相关信息的重要渠道，通过报道框架凸显环境议题的重要性，促使公众关注环境问题，为公众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的成效进行判断和评估提供依据[14]。鉴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1.公众传统媒介使用情况与政府环境保护工作满意度的关系假设。传统媒介在公共事件中不仅要扮演报道者的角色，还要充当制定公共危机事件的生成与演变机制的设计师，通过形成强有力的社会舆论来实现组织目标，其在议题设置中对公众评价的量化功能尤为突出[17]。传统媒介主要是一对多的定点单向信息传播，信息的生产者主要是政府部门或传媒企业等主体，具有信息互动性弱、把关人角色强化等特点[18]。各类传统媒介(包括报纸、杂志、广播和电视等)作为政府的主要宣传工具，在政策宣传和动员参与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有助于引导公众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的评价偏向于积极肯定。鉴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H1：公众使用传统媒介会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满意度产生正向影响，即公众使用传统媒介的频次越多，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的满意度越高。

2.公众新媒介使用情况与政府环境保护工作满意度的关系假设。随着信息时代的发展与进步，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介(包括互联网和手机定制消息等)逐渐成为公众获取信息的主要途径。由于互联网信息量大且良莠不齐，使得公众接收负面信息的频率逐步提高，影响了公众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的认知。与传统媒介相比，新媒介主要是多对多的双向互动信息传播，具有信息个性化、去中心化等特点[18]。各类新媒介由于信息的海量化和传播的互动性，对公众的知识素养和逻辑思维能力有更高的要求，会增加公众辨别有效信息的难度，容易削弱公众参与的积极性[19]，从而影响公众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的积极评价。鉴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H2：公众使用新媒介会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满意度产生负向影响，即公众使用新媒介的频次越多，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的满意度越低。

二、数据来源、变量说明与模型构建

(一)数据来源

由于CGSS 2017的最新调查数据未包含政府环境保护工作满意度方面的内容，因此本研究采用CGSS 2015的调查数据(核心模块内容)展开研究。该调查数据于2018年1月公布，覆盖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共478个村居，有效问卷10 968份。

(二)变量说明

根据研究目的将变量分为因变量、自变量和控制变量。各变量的赋值和描述性统计详见表1。

表1 各变量的赋值和描述性统计

1.因变量。因变量为政府环境保护工作满意度，在问卷中通过“您对政府在下列工作方面的表现是否满意”进行测量。其中，第8个因子为政府环境保护工作。政府环境保护工作满意度的均值和标准差分别为3.299和0.917，表明公众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的满意度为一般。

2.自变量。自变量为公众媒介使用情况，在问卷中通过“过去一年，您对以下媒介的使用情况”进行测量。媒介具体包括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互联网(包括手机上网)和手机定制消息。为区分以上6种媒介的属性，本研究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法提取两类公因子，即传统媒介公因子和新媒介公因子。传统媒介公因子包括报纸、杂志、广播和电视，旋转因子分别为0.846、0.794、0.662和0.501，因子解释方差占总方差的34.17%；新媒介公因子包括互联网(包括手机上网)和手机定制消息，旋转因子分别为0.804和0.730，因子解释方差占总方差的25.71%。这两类公因子共解释59.88%的解释方差，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分类成立。传统媒介和新媒介的使用情况以6种具体媒介的使用频次为基础，传统媒介使用情况用前4种媒介使用频次的加总均值表示，新媒介使用情况用后2种媒介使用频次的加总均值表示。其中，报纸、杂志、广播和电视的均值分别为1.977、1.754、1.859和3.964，表明在传统媒介中，公众主要通过电视获取信息；互联网(包括手机上网)和手机定制消息的均值分别为2.371和1.630，表明在新媒介中，公众主要通过互联网(包括手机上网)来获取信息，但新媒介整体使用频次低于传统媒介。

3.控制变量。控制变量包括个体特征、区域特征和社会关系特征等3个层面。其中，性别的均值为0.518，表明被调查者的男女比例较为均衡；年龄的均值为51.116岁，表明被调查者的年龄普遍较大；受教育程度的均值为2.174，表明被调查者的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以初中为主；政治面貌的均值为0.123，表明被调查者多数为非中共党员；家庭收入的均值为10.554，表明被调查者的家庭收入水平较高；居住地的均值为0.604，表明被调查者以城镇居民为主，但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的数量差距不大；经济地带的均值为1.734，表明被调查者主要居住在中部地区；社会信任的均值为3.484，表明被调查者对“社会上绝大多数人是可以信任的”这一题项主要持“说不上同意不同意”的观点；社会公平的均值为3.181，表明被调查者对“当今的社会公不公平”这一题项主要持“说不上公平不公平”的观点。

(三)模型构建

本研究基于以上变量建立有序Probit模型。构建模型如下：

(1)

其中,Y表示实际观测到的公众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的满意度,取值为1、2、3、4、5;r1、r2、r3、r4表示切割点，均为待估参数，且r1

三、模型估计结果与分析

(一)总体分析

本研究采用有序Probit模型，以Stata 13.0软件对问卷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在分析之前，为防止数据出现多重共线性问题，利用方差膨胀因子分别对变量进行检验。检验结果显示：各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介于1.04和2.55之间，均小于10，其均值也小于2，表明数据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该回归结果有效。基于此，本研究将公众媒介使用情况和控制变量逐步纳入模型，分析公众媒介使用情况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满意度的影响。由表 2可知，模型1是仅有控制变量的回归分析结果，分析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政治面貌、家庭收入、居住地、经济地带、社会信任和社会公平等9个控制变量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满意度的影响；模型2基于模型1加入传统媒介使用情况和新媒介使用情况，分析这两类媒介的公众使用情况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满意度的影响；模型3将自变量细分为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互联网(包括手机上网)和手机定制消息，分析具体媒介的公众使用情况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满意度的影响。

表2 公众媒介使用情况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满意度影响的回归分析结果

1.公众传统媒介使用情况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满意度的影响。由模型2可知，传统媒介使用情况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政府环境保护工作满意度，即公众使用传统媒介的频次越多，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的满意度越高。这主要是缘于传统媒介的易操作性和正向宣传性有助于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宣传，增进公众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的了解，从而提升公众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的满意度。具体来说，在模型3中，传统媒介中仅电视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政府环境保护工作满意度，即公众使用电视的频次越多，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的满意度越高。这主要是缘于电视的直观性促使公众能够更快和更有效地接收信息，增进公众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关注和参与，从而提升公众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的满意度。而报纸、杂志和广播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满意度影响不显著，这主要是缘于报纸、杂志、广播相对于电视来说，使用人群相对较少，公众媒介关注度的分散导致这3种媒介的影响有限。鉴于此，假设H1成立。

2.公众新媒介使用情况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满意度的影响。由模型2可知，新媒介使用情况在1%的水平上显著负向影响政府环境保护工作满意度，即公众使用新媒介的频次越多，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的满意度越低。这主要是缘于新媒介比传统媒介具有更快的传播速度，其放大效应更能引起公众对社会各类信息的关注;且新媒介涵盖的信息范围更广，内容更加多元化，信息质量相对良莠不齐，会导致公众接收负面信息的频率增加，降低公众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积极性，从而降低公众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的满意度。具体来说，在模型3中，新媒介中仅互联网(包括手机上网)在1%的水平上显著负向影响政府环境保护工作满意度，即公众使用互联网(包括手机上网)的频次越多，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的满意度越低。这主要是缘于互联网传播的信息中很大一部分是碎片化、娱乐化的信息，会影响公众对主流价值观的认知，特别是对价值观尚未成熟的年轻网民群体的影响更为明显；且互联网信息更新速度的加快以及自由评论功能的设置，容易导致负面的环保信息迅速传播，从而降低公众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的满意度。而手机定制消息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满意度影响不显著，这主要是缘于移动通信技术的迅速发展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手机的通话和短信等功能，且随着公众对移动数据需求的快速增长，公众偏向于选择更加方便的互联网接收外界资讯，导致手机定制消息的影响有限。鉴于此，假设H2成立。

3.控制变量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满意度的影响。由模型1可知，受教育程度、家庭收入和居住地分别在1%、1%和5%的水平上显著负向影响政府环境保护工作满意度。这主要是缘于公众对环境的要求随着其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收入的提高而增加，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公众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的满意度；而城市的环境污染源比农村更多，会增加政府环境保护工作的难度，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公众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的满意度。而年龄、经济地带、社会信任和社会公平则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政府环境保护工作满意度。这主要是缘于公众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步形成更具有包容性的认知态度，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的评价会更为客观和理性，有助于提高公众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的满意度；东部地区由于经济发展等方面较中西部地区更为发达，可以为环境治理提供更充足的资金、技术等支持，以提高政府环境治理绩效，有助于提高公众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的满意度；公众的社会认同感会随着社会信任感知和社会公平感知的提高而增强，有助于提高公众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的满意度。而性别和政治面貌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满意度影响不显著，这主要是缘于环境质量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公众评价政府环境保护工作效果主要以是否有利于改善生活品质为判断依据，受性别和政治面貌等影响不大。

(二)异质性分析

为了使模型更加稳健，本研究进一步将研究对象分为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分组回归分析公众媒介使用情况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满意度影响的城乡差异。由表3可知，模型4和模型7分别分析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控制变量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满意度的影响；模型5和模型8分别基于模型4和模型7分析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传统媒介使用情况和新媒介使用情况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满意度的影响；模型6和模型9分别基于模型4和模型7分析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具体媒介使用情况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满意度的影响。

表3 公众媒介使用情况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满意度影响的城乡差异

1.公众传统媒介使用情况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满意度影响的城乡差异。由模型5和模型8可知，传统媒介使用情况分别在1%和5%的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对城镇居民的影响更为显著。这主要是缘于我国城乡的经济发展和教育资源存在差异，农村居民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受教育程度总体低于城镇居民，导致农村居民整体的媒介素养较低，媒介使用水平相对有限，使得农村居民的传统媒介使用情况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满意度影响较小。具体来说，由模型6和模型9可知，报纸、杂志和广播对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影响均不显著；而电视分别在1%和5%的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对城镇居民的影响更为显著。这主要是缘于电视媒介的时政新闻频道具有权威性较强的特征，更符合公众获取政府环境保护工作相关信息的使用偏好；且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公众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关注越多，而城镇居民的受教育程度整体高于农村居民，促使城镇居民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关注较多，从而对其满意度产生较大影响。

2.公众新媒介使用情况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满意度影响的城乡差异。由模型5和模型8可知，新媒介使用情况分别在10%和1%的水平上显著负向影响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对农村居民的影响更为显著。这主要是缘于农业生产是农村居民的主要生产方式，而农业生产受环境影响较大，使得农村居民更为注重使用新媒介去关注政府环境保护工作的相关信息，也更容易受到负面信息的影响，从而降低其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的满意度。具体来说，由模型6和模型9可知，互联网(包括手机上网)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负向影响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对农村居民的影响更为显著；而手机定制消息仅在10%的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城镇居民，对农村居民影响不显著。这主要是缘于农村地区的网络信号较不稳定，特别是偏远山区的网速较慢，不利于农村居民及时更新信息，当农村居民未及时更新负面或错误的环境信息时，容易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产生负面评价；城镇地区的公共服务信息较农村地区更为丰富，使得城镇居民关注的领域更为多元化，加上城镇地区的移动通信技术更为完善，使得手机定制消息更为便捷，当城镇居民接收到符合自己公共服务需求的相关环境保护工作消息时，其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的满意度会提高。

3.控制变量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满意度影响的城乡差异。由模型4和模型7可知，受教育程度分别在1%和5%的水平上显著负向影响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对城镇居民的影响更为显著；家庭收入分别在1%和10%的水平上显著负向影响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对城镇居民的影响更为显著。这主要是缘于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收入越高的公众对环境的要求越高，城镇居民的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收入整体均优于农村居民，导致城镇居民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的要求相对较高，从而对其满意度产生较大影响。经济地带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对城镇居民的影响更为显著。这主要是缘于城镇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制度更为完善，有利于提高城镇居民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的满意度。年龄、社会信任和社会公平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对农村居民的影响更为显著。这主要是缘于农村居民更为关心与农业相关的环境保护信息，加上其认知态度随着年龄增长变得更具包容性，促使其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的评价更为积极；且农村地区的地缘关系和血缘关系较为紧密，促使农村居民的社会信任感知和社会公平感知更为强烈，有助于提高其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的满意度。

四、结论与对策

(一)结论

基于CGSS 2015数据，采用有序Probit模型实证分析公众媒介使用情况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及其城乡差异，得出以下结论：

1.公众传统媒介使用情况显著正向影响政府环境保护工作满意度。公众传统媒介使用情况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政府环境保护工作满意度，传统媒介代表为电视。

2.公众新媒介使用情况显著负向影响政府环境保护工作满意度。公众新媒介使用情况在1%的水平上显著负向影响政府环境保护工作满意度，新媒介代表为互联网(包括手机上网)。

3.公众媒介使用情况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满意度影响的城乡差异显著。城镇居民的传统媒介使用情况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满意度的正向影响更为显著，传统媒介代表为电视；农村居民的新媒介使用情况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满意度的负向影响更为显著，新媒介代表为互联网(包括手机上网)。

(二)对策

政府环境保护工作作为公众关注的社会热点，其满意度受公众媒介使用情况影响，应进一步转变传统媒介在环境信息传播中的角色定位、规范新媒介在环境信息传播中的内容导向，以构建有序循环的“政府—媒介—公众”对话体系，提升政府环境保护工作的效率。

1.转变传统媒介在环境信息传播中的角色定位。传统媒介应逐步改变在环境信息传播中的角色定位，应正视一对多的定点单向信息传播模式的优势和不足，在突出传播的专业性和权威性的同时，增设点对点精准化传播，输送个性化的环境保护信息；应摒弃媒体本位的传统观念，以用户为中心进行话语创新，在坚持客观、真实新闻报道的同时，主动且有节奏地输出符合时代主流价值的论点，建立健全集信息公开、议题传播、环境教育、公众对话和危机响应为一体的环境传播工作体系；应充分发挥主流媒体的制度优势和资源优势，关注农村居民在生产生活中的环境诉求，加强农村地区的环境保护知识的普及和推广，有效提升和强化农村居民的环保意识。

2.规范新媒介在环境信息传播中的内容导向。新媒介应逐步规范在环境信息传播中的内容导向，应正视多对多的双向互动信息传播模式的优势和不足，在发挥新媒介对个体参与环保社会活动的动员作用的同时，扭转新媒介平台上有关环境议题的负面舆论环境，通过有计划地组织各类公益环保主题活动来强化公众的环保意识，并借助参与者的再传播作用，进一步扩大环保主题活动的传播范围和社会影响力，引导公众对环境保护工作的正面评价；应进行制度设计与技术改进，为公众与政府间的双向沟通提供制度保障与平台接口，如在微博、微信等新媒介平台上设置信息反馈渠道、建立公众环境问题意见反馈信息库等，整合分析公众对环境治理工作的相关建议，并以此为参考对相关环境政策进行评估和调整；应着重加强农村地区的新媒介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村居民的新媒介素养，关注农村居民的环境权益诉求，变单向输入式传播方式为双向社交式传播方式，建立政府与公众双向沟通的良性互动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