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李

（成都中医药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 成都 611137）

一、导论

作为我国第一部以“典”命名的法律，《民法典》具有极高的法律位阶，成为民事法律体系的典范、典籍，产生了巨大的垂范价值。从《民法典》的诞生史来看，自20 世纪50 年代起，我国一共四次尝试起草、编撰《民法典》，均未能成功。 究其深层原因，在建国后直至改革开放前，民法在计划经济时代可以挥洒的空间较为有限，自然较难获得足够关注；在改革开放逐渐起步乃至于初步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时，国家已经意识到民法在确立市场基本规则和护航经济发展等方面的显著性作用， 但在以公有制占据主导地位的基本经济制度下，国家对民法的重视程度略显不足。总体可以认为，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民法典》所涉的法律本质、行为准则和核心功能尚未获得一致认知。 2014 年11 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编纂《民法典》时，将“编撰民法典”之语句置放于“加强市场法律制度建设”之后，其政策考量，显然意在强调《民法典》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作用。 《民法典》的最终通过，从立法价值来看，表明国家最高立法意志在经历相当长时间的犹豫、徘徊和试探后，终于对民法的应有地位有了准确的认知和坚决的态度。[1]

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如俄罗斯）编撰民法典是为试图达到经济转型的目标有所不同，《民法典》通过前，我国已经制定诸如《民法总则》《物权法》等有关市场经济的法律规则，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律体系已经大致完备，只是尚未进行体系化和逻辑化的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