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焕程，李霖亮，王晓璇，曾雪琼，张 涵，郑纯纯，梁 挺

(1．深圳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深圳市罗湖医院集团罗湖区人民医院，广东 深圳 518005；2．汕头大学医学院，广东 汕头 515041；3．广州医科大学，广东 广州 511436)

近10年来，大学生的抑郁状况不容乐观，抑郁症检出率高达24.71%[1]。大学生作为社会上较为敏感、特殊的群体，当他们遭受一定程度的负性生活事件时，因心理承受能力较为欠缺而极易产生抑郁情绪。生活事件可以正向预测抑郁情绪[2]，如果当事人拥有更多积极生存的理由，将会与压力性生活事件一起对抑郁水平起相反作用。当负性生活事件积压过量时，将进一步加剧抑郁情绪的严重程度[2]，但并非所有的负性生活事件都会导致抑郁情绪的产生，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提示了某些保护因子可能在其中发挥着积极作用，生存理由极为可能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保护因子。当大学生遭遇压力性生活事件时，积极的生存理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给予当事人一定的心理缓冲，从而缓解抑郁情绪的产生。本文旨在探究生存理由在生活事件和抑郁水平中是否起到保护和缓冲的中介效应，为抑郁情绪干预方案的建立提供指导。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2019年1—12 月多阶段随机抽取广州市高校大一至大五的学生作为研究对象，以班级为单位，采用纸质问卷，以自填方式进行调研。共发放问卷1 800份，回收有效问卷1 563份，有效回收率为86.83%。年龄18～26岁，平均年龄(20.02±1.55)岁。其中男生732人，女生831人；大一379人，大二397人，大三353人，大四325人，大五109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