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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诗经》审美形态对现实主义精神的凸显

2021-12-24龙泽元

辽宁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21年4期
关键词:现实主义诗经现实

龙泽元

(华南师范大学,广东广州 510000)

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恩格斯曾说过:“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给予了我们一部法国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的历史,……从这个历史里,甚至在经济的细节上,我所学到的东西也比当时所有专门历史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的全部著作合拢起来所学到的还要多。”[1]同样,《诗经》也是我国古代社会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是丰富史料的提供者和创造者,反映了我国当时社会的政治状况、广大劳动人民的艰辛劳苦、错综复杂的社会政治矛盾、风土人情和农牧业生产情况等。

一、《诗经》思想内涵的异中存同

《诗经》 首次将审美艺术与客观写实相结合,完成了最完美的碰撞,几千年来被视为不可多得的瑰宝。其“尚实”的创作导向,在许多篇章中皆可窥见。尽管《诗经》各篇章的主题各不相同,创作者所处的社会阶层大相径庭,思想内涵颇为风马牛不相及,甚至创作手法也各有特点,但细究之下便可发现,这些看起来迥异的文本,最终都会回归同一个中心点——人民内心深处的“服从”思想,其中折射的是当时社会的政治制度。这些诗取材于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凸显了思想内涵的深层现实性。本文选择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两篇,对思想内涵异中存同的情况进行探讨。

首先,民间歌谣《小雅·苕之华》写的是灾年中人民因无法饱腹而几近死亡的情况,诗人面对这般残酷的现实,难以抑制地感到悲痛。诗的前两句写苕花盛开、叶子翠青、沃若葱茏的场景,颇有空灵温暖的美感,蓬勃生机孕育而生。但对比鲜明的是,在这般情景下的人民却处于极度困窘的荒年之中,甚至不如苕活得无忧自在、生命旺盛。此诗所写的场景,真切可感地反映了周代残酷的社会现实与人民苦难,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十分贴切,充分显示了《诗经》现实主义精神的力量,将人们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惨景和呼喊的悲痛欲绝展现得淋漓尽致。除此之外,从农事诗《小雅·甫田》可以看出,西周到春秋时期,农业非常受统治者和老百姓重视。在那民以食为天的时代,人们更多地将希望寄予上苍——“报以介福”。在当时的社会现实下,人们的思想和认识被困于一方天地,只想着田地上的一得一失及对统治者的服从,农业古国的原始风貌跃然纸上。由此可见,《诗经》看似是文学作品,但对文学和史学两方面都有卓越的贡献,是不可多得的史学资料。

上述两首诗各有不同的主题:《苕之华》是民歌,以诗人的所见所感为创作和吟唱的发端,写奴隶们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惨景及悲痛欲绝的呼号;《甫田》为农事诗,写丰收景象及对周王的美好祝愿,充满了丰收后的喜悦,满足和欢乐之情十分浓烈,体现了当时的农事情况及生产规律。两者虽然用不同的创作手法,体现不同的主旨,却都是在摹写当时人民的现实处境,表明在以农为本的时代,统治者的执政良善直接影响着百姓的生活质量。此外,这两首诗都展现了当时的社会习尚、风土人情,反映了一定的社会问题。从深层次来看,《苕之华》为哀饥民之不幸而作;《甫田》全篇都在歌颂神灵对百姓收成的庇佑之福,同时表现各阶层人民不分你我、和睦相处的场景,与《苕之华》对比鲜明。可见,百姓创作的诗歌更多地反映人民的呼号和诉求,统治者创作的诗歌则多集中于向神灵祈福的主题,《诗经》具有平衡本阶层供需矛盾的功能,凸显现实主义精神,具有深刻的思想性。

二、《诗经》现实主义精神凸显现实审美

《诗经》所用的比兴素材,大部分是草木鸟兽、日月星辰等自然之物,还有一些是生活用品。诗人从日常生活、生产劳动中撷取素材,从观察、接触的自然景物中吸取形象,“索物以托形”,“借物以表情”,造成极动人的境界和形象,使《国风》中的民歌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和浓烈的现实色彩。需要重视的是,那些更复杂多变的事物蕴含的丰富性,《苕之华》就属此种类型。诗的前两章均以“苕之华”开头,一唱三叹,反复吟咏,此即我们熟悉的比兴手法,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平。它不是正面直接地将忧伤铺叙而出,而是运用反衬对比的曲写手法,以苕的繁盛反衬诗人内心的忧伤。自己已经饿得头昏眼花,一看到苕竟然如此花繁叶茂,一时间如万箭穿心,悲痛至极。比兴有助于充分抒发情感,表达内心情绪,起到以一当十、以少计多、相反相成、“字”半功倍的艺术效果,且赋予客观景物以主观感情色彩,能达到情即景、景即情、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这样不仅简单地铺排现实意象,而且通过艺术表现手法的运用,借助其自带的一缕微光,投射出去,迸发出强烈的光辉,现实主义精神就这样潜移默化地深入读者心间。《甫田》则主要以赋为主,表达方式多为直接叙事和抒情,不经过太多修饰和铺排,让读者更加直观地了解诗句本身包含的信息和真挚的情感表达。细读之下,自有动人之处。

诗歌对苕等意象的描写,使其在别致的审美情趣基础上呈现出强烈的现实性,进一步证明《诗经》具有一定的写实性。这种写实不是对当时现实的简单反映,而是结合了诗人对周王朝种种社会现象的观感及思想倾向进行的积极艺术创造。上到统治者和贵族阶层,下到农夫百姓,《诗经》中都有所呈现。

《诗经》 的审美形态还体现在许多方面。《苕之华》中值得注意的是色彩的对比描绘。黄花绿叶,略显出菜色的面容,似乎蜻蜓点水一般无意,实则是一种高超的艺术手段。试想,一个受饥挨饿、面黄肌瘦的人,站在黄花盛开、绿叶葱茏的凌霄枝边,那画面会是多么触目惊心。面容与花色不分,花的黄色是繁盛的表现,而面容的蜡黄却是挨饿的表现;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绿叶,恰恰反衬着瘦骨嶙峋、饿得浑身乏力的人的面貌。可见,《诗经》的艺术呈现手法并没有太多刻意的元素,现实主义精神借助一定的审美形态孕育而生,具有意韵深远的美感。

在审美功能方面,《诗经》中的诗篇可以赋予读者审美愉悦,增强审美情趣,还具有一定的教化功能。古罗马文艺批评家贺拉斯指出:“寓教于乐,既劝谕读者,又使他喜爱,才能符合众望。”[2]如今,“寓教于乐”被众多教育家研究和赞同,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按照孔子的意见,“《诗》 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诗经》中的作品,是用以教化的可信工具。同时,《诗经》还成为当时贵族们学习的对象,在外交场合常常需要摘引《诗经》中的诗句,委婉地表达自己的意思。可见,思想教育内容在形象生动而引人入胜的《诗经》中被有机融入,可以使读者在欣赏时既得到审美愉悦和精神享受,又得到思想启迪和教益。瑞士小说家凯勒说:“诗可以教诲,然教诲必融化于诗中,有若糖或盐之消失于水中。”[3]说明有价值的思想和情感只有同优秀的文学作品融会贯通,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文学的社会功能和审美功能。《诗经》现实主义精神虽然借助审美形态呈现出来,但审美形态的内化同样离不开现实主义的依托。如谢思炜所言:“首先是在直接的感性形式中来感受人的生命和活动,在语言形式中突破概念指义活动而进入人的真正的生活世界;其次是在艺术中像在禅悟中那样显现,把握人的时间性、历史性的存在,恢复人的本源性的存在状态。”[4]

《诗经》的审美形态凸显现实主义精神的方式还体现在诗歌创作的艺术夸张中。艺术夸张是文学创作的重要表现手法之一,主要表现为热情奔放的语言、不受拘束的想象、强烈的对比,以及通过夸张的描写来塑造人物、抒发感情,并侧重于反映创作者内心世界对主观理想的热烈追求。艺术夸张必然“言过其实”“辞过其意”,但是表现的是真挚和浓烈的感情,是当时最真实的感受,也是现实主义精神的一定程度的呈现,能够激发读者浮想联翩,感动其心弦。《诗经》中以艺术化的形式描绘现实世界、表达诗人情感的模式,如今具有了一定的认同度,对于作品价值的深度把握也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三、审美形态对《诗经》现实主义精神的深化

对后世而言,现实主义精神和审美形态贯穿于《诗经》中。《诗经》将我国从西周到春秋中叶五百多年的社会缩影以诗的形式记录在册,让后人得以了解当时的状况。其中有的诗表面上是在抒发作者的情感,表达个人的褒贬爱憎,深层里则在关注社会民生、描写民情和表达人民诉求。华兹华斯在《〈抒情歌谣集〉序言》中两次提到审美形态对现实主义精神的作用时,都是有所限定的:“一切好诗都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这个说法虽然是正确的,可是凡有价值的诗,不论题材如何不同,都是由于作者具有非常的感受性,而且又沉思了很久。因为我们的思想改变着和指导着我们的情感的不断流注,我们的思想事实上是我们以往一切情感的代表。”[5]

诗人在创作诗歌的时候,受到当时社会评论、风气等主客观因素的强烈影响,会结合自己所感知的客观现实,以一种艺术化方式来传达现实因素,最后综合表现为诗歌的审美形态。这种审美形态特征能对现实主义精神进行深化,强化其价值取向,扩大其价值空间。《诗经》是来自社会各阶层的作者创作的,从上层的贵族到最底层的劳动人民,他们的情意表达和内心深处的情感都在《诗经》 的诗歌中展露无遗。这种吟唱的表现形式浓缩了感受力、想象力和创造力,对现实生活现象进行特殊概括。通过对现实世界的解读和衍生,诗人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思想倾向与情感态度。在《苕之华》 中,诗人正是因为具有“心之忧矣,维其伤矣”的责任心与使命感,才能写出“人可以食,鲜可以饱”这样反映百姓在荒年中受尽折磨、境遇悲惨的诗句。诗人关注残酷的现实,并将这些惨绝人寰的百姓形象与他们的悲惨遭遇投注到诗歌中,体现了忧国忧民的情感态度。作家是文本的初始创造者,作家的社会洞察、生活理解、喜怒哀乐、梦境幻想在创作冲动驱使下,驾驭某种语言、富有个性地按文字规则和审美要求书写成能被读者阅读、欣赏、评论的语符系统,产生了文学作品[6]。

《诗经》的创作对现实也具有潜移默化的反作用。从宏观视角上看,现实单纯地作为客观现象存在时,仅仅是某种表层现象,没有经过人为加工和改造,也并不具有深刻、特殊的意义。而当诗人以诗歌的形式并辅以自己的艺术加工,对现实情境进行描摹,使得现实以文学作品的形式呈现出来时,现实便被记录、放大、思考,成为某种现象的代表和影射,具有了一定的维度和空间,其价值也得到历史性和社会性升华。从读者层面上看,读者不仅仅在诗歌中寻找现实,更可以透过诗人描摹的现实世界来探寻更深层次的思想,甚至可以基于现实对思想进行自己的创造。这说明文学作品是逻辑和真实的有机结合体,对读者具有重要的思想导向作用。

《诗经》本身的文学性和故事性,相比于史书一类的文本,更加有利于时人了解当时的社会,引发人民的共情能力,促其参与社会的建构,最终达成统治者与人民之间的供需平衡。《诗经》以现实为主导,取材于现实。一方面,《诗经》的传播性使更多人看到了从西周到春秋中叶现实社会存在的问题;另一方面,从侧面反衬出社会现实中人们的精神,起到了激励和引导的作用。诗人通过对人物的具象化塑造与特定情节的展现,揭示社会的发展规律。借助艺术想象,诗人将自己在现实世界中带有个人主体特点的想法付诸艺术化的文字,在作品中评述当时的社会制度,唤起读者的认同,从而参与到社会建构中,达到深化现实主义精神的效果。

结束语

《诗经》 作为我国第一部现实主义诗歌总集,浓缩了现实主义精神的丰富内涵,结合颇具美感的艺术表现手法,使其审美形态特征成为典范,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价值。如今,随着时代精神的进一步丰富,“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学习型社会正在形成,越来越多的学者对《诗经》进行了多角度的研究。《诗经》呈现的历史已经逝去,当我们身处充满机遇和挑战的新时代,不要忘记关注过去的尘封岁月。过去、现在、未来,这三者一直是连绵不绝的存续关系。而《诗经》 研究的意义,正是为了更好地认识现实世界,推进当下的实践活动。历史是不能重演的,但《诗经》中的思想内涵和艺术手法,在特定条件下却常以相似的形式和面貌反复出现。这正说明《诗经》现实主义精神的巨大影响力,也进一步彰显了中国诗歌现实主义源头的伟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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