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振 乾

(广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4)

文字出现以后，书写材料成为传播历史文化的重要媒介。甲骨、皮革、青铜、简策、绢帛、纸张都曾经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承担着文字书写任务，纸张最终以其材质轻便、资源丰富而备受世人青睐。因此，纸张在文学传播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文学作品当中有“洛阳纸贵”“都下纸贵”“衡阳纸贵”的典故，“纸贵”现象既带有夸张的成分，同时也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需要结合具体的文化语境来进行阐释。

一 洛阳纸贵：贵在依傍名士

东汉时期蔡伦对造纸术进行发明改造，降低了造纸的成本，也提高了造纸的效率。《后汉书》(卷七十八)“宦者传”对蔡伦造纸有记载：

自古书契多编以行简，其用缣帛者谓之为纸，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元兴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1]。

纸张的成本降下来以后，文学传播的范围逐渐由贵族门阀向庶族士人转移，普通的老百姓也能通过传抄文本接触到文学作品。但是，对于什么样的作品才值得传抄，名士的品评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魏晋名士作为文学作品的直接评议者，对社会舆论的引导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洛阳纸贵”典故的本义是指左思的《三都赋》引起时人的竞相传抄，后比喻文学作品为世所重，风行一时，广为传播。但是，通过对比《晋书·左思传》与《世说新语》记载，就会发现左思《三都赋》引起的“洛阳纸贵”还隐藏着一段曲折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