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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者” 对日本“可爱文化” 的批判

2021-12-23郭添泉

今古文创 2021年48期
关键词:他者日本

郭添泉

【摘要】《酒吧之花》是一本独特的自传书,对日本社会充满了“局中人”的描写和“旁观者”的反思。“可爱文化”是产生于日本又风行于全球的一种亚文化类型,作者在观察体验了日本家庭、夜总会和其他社会层面的“可爱文化”之后,对此进行了批判。作者认为,在日本压抑个性的社会里,可爱成为一种表达自我和宣泄情感的重要方式,是被一种被压抑的人性的外化表现。“可爱文化”纵然有其美学价值,但也存在使受众具有反智取向、男性青少年“女性化”、儿童和女性被物化的社会负面性。

【关键词】日本;“可爱文化”;他者;《酒吧之花》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48-0021-02

《酒吧之花》①是一本非常独特的自传书。首先它讲述了一个日本夜总会陪酒女郎的故事,触及现代社会的某些禁忌和阴暗面。其次,它的作者雅各布森是一位被日本文化吸引而来担任幼儿园老师的加拿大大学毕业生,在难以适应日本社会的严格刻板而失业后,成为东京一家夜总会的陪酒女郎,作者血淋淋地披露了自己的生活窘境和个人隐私。再次,作者在体验了两年的陪酒女郎生活后,回到美国学习和研究东亚文化,并将这段经历记录下来,她的叙述具有跨文化的背景和反思。这部书让人读起来仿佛身临其境地体验了日本夜总会的光怪陆离和作者个人生活辛酸苦辣,并时时带着反思性的基调,深刻观察了日本人际关系、家庭教育、职场男性的情色幻想、性别政治,使得本书有如现代版的《菊与刀》,不仅可读性强,而且拥有独特的文化价值。其中,作者叙述篇幅最多、反思力度最大的当属“超可爱综合征”,即“可爱文化”。

一、全球化语境中的日本“可爱文化”

可爱作为一种感受,自古以来就有,只是没有形成系统的规模和文化潮流,直到在现代日本社会才形成一种文化风行起来。根据日本学者四方田犬彦的定义,可爱是指一种小巧的、令人依恋的、亲密无害的感觉, 这种感觉能使人解除防备与紧张感。相似的词汇还包括“卡哇伊”“萌”。但在日本文化语境中,卡哇伊是“可爱文化”与少女文化的融合,而可爱的语意主体更宽广,可以包括男女两性、各年龄段人群,以及各类可爱的事物。②

“可爱文化”受众广泛,深深地影响了大众的审美心理和消费行为。“可爱文化”首先在少女群体中流行开来,她们喜欢形态、色彩、材质、功能等方面可爱的事物,比如棒棒糖、蕾丝、蛋糕卷、樱桃、格子条纹、粉色等。此后“可爱文化”在日本蔓延到各个群体和社会领域。在文化产业方面,出现了字体、动漫形象,娱乐、时尚、媒体等各产业之中形成了日本独特的“可爱经济” ③。以动漫为代表的“可爱文化”席卷全球,儿童动漫《唉啦A梦》《樱桃小丸子》《宠物小精灵》和成人动漫《风之谷》《天空之城》《龙猫》等风靡全球。在消费品领域,以可爱唯美的设计风格反映在玩具、文具、贴纸、箱包、饰品等日常用品和汽车、机器人等工业产品上。可爱的设计风格使人与产品有了交流,让人类从这些冷冰冰的器物中,体会到了“产品的感动” ④。

“可爱文化”在日本兴起并成为全球性的亚文化现象,具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日本作为一个地少人多、四季分明、灾害频发的岛国,从平安时代起就形成了“以小为美”的审美传统,这为现代“可爱文化”的产生提供了文化土壤。其次,在生活高速运转、物质信息爆炸、人被高度工具化的现代日本社会,“可爱文化”满足了很多人返璞归真、怀旧避世的心理需求。再次,在经济文化全球化时代,出现了以去神圣、去崇高、個性化、片段化、情绪化的后现代思潮,受此影响,全球的年轻人普遍追求纯真、简单、轻松、愉悦的生活方式,甚至追求孩童时的天真和幼稚,可爱型的产品、创作深受青年人欢迎⑤。由此可知,“可爱文化”是在日本文化土壤和现代社会应运而生的一种亚文化类型,在后现代思潮风行的全球化时代,又在世界范围被接受。

二、《酒吧之花》中的“可爱文化”叙事

在《酒吧之花》中,加拿大人雅各布森作为日本文化的“他者”,对“可爱文化”有不一样的观察。“可爱文化”是作者眼中日本人的标志性文化之一。作者基于她的经历,描绘了两个社会领域的“可爱文化”,一是日本幼儿园和家庭中的“可爱文化”。比如,日本人可以用第三人称称呼自己,五岁以下的儿童通常会这么说。然而,作者涉及到更多的是娱乐消费中的“可爱文化”,即酒吧中的可爱女生。这种可爱,很大程度上是创造出的虚假性格,成为她们的浮世面具和谋生技能。她们必须表现得不比男人聪明,要假装爱上客户,时不时表达性暗示,让男人保持心动的感觉,以提高客户黏性和消费欲望而增加收入。可爱的女生成为男权主义的消费对象。长期压抑自尊的男性,在可爱的女生身上更容易找到自尊。

作为一个在西方文化教育中成长起来的女性,作者带着异文化者的眼光,分析日本“可爱文化”形成的原因。在日本这个不赞成个人主义的文化里,可爱成为一种表达自我和宣泄情感的重要方式。青少年要抑制自己的说话方式,用安静可爱的方式来表达自我,以讨得大人的欢心。在压抑的学校中:“如果你所受的教育中唯一你能做的有点意义的事情就是扮可爱,那么装扮得时尚艳丽、过分地扮可爱也是一种宣泄方式,或是她们悲观失落的表现吧。”在可爱女生中,有些是受不了日本严苛教育而退学的初高中女生,成了后来的援交妹。在涉谷的援交妹中,可以细分为两种:小女生和仿美国黑人女生。“这两种装扮的日本女性实际上都已经二十四五岁了,但她们病态地迷恋于把全身上下都装扮得很卡哇伊。”也就是说,严苛压抑的教育制度,是导致“可爱文化”盛行的一个原因。

三、《酒吧之花》对日本“可爱文化”的批判

可爱给人的感受是轻松愉快的,但在作者眼中,却是被一种被压抑的人性的外化表现。

她对形成“可爱文化”的日本男权主义、严苛的教育制度、拘谨严肃的社会文化进行了批判。她称日本的教育制度是“臭名昭著”、压抑人性的。她刚来日本时在一家教育机构上班,寄住在一个日本家庭里,不久同男权主义的文化产生冲突,因此而离开寄宿家庭,也丢掉了工作。因此,她对日本家庭中的男权主义非常反感。

如何面对女性的内衣,是她与日本文化冲突的焦点之一。在女性解放后的现代社会,内衣是对女性隐私部位一种保护,使妇女活动更自由,内衣的普及和去敏感化,是性别平等的一个象征。但在日本的现代化过程中,内衣的普及是因为1932年东京的一场大火促成的,因为日本女性的传统打扮是在和服或围兜里不穿内衣,这导致很多逃生的妇女一手抓着安全绳,一手拉着裙子避免走光,很多人从安全绳上摔了下来。由此看来,日本女性内衣的西化,是一个被动的过程。即使在当代日本社会,女人的内衣仍是见不得人的东西。所以,这家女主人要求作者把内衣藏起来。但另一方面,作者还得帮男主人折内衣。作者感到了性别压迫导致情绪失控,与寄宿家庭失和而离开。在这场冲突中,女性内衣所表征的是女性的身体,日本家庭对男女内衣态度的差别,反映了他们对男女身体认知的差别:男性身体具有主导地位和霸权主义,女性身体处于從属地位并带有羞愧感。

作者寄宿家庭里的四岁女儿小鲇,是这种文化生态中的一个受害者。小鲇对英语很有天赋,无师自通地看电视就学会了一口地道的英语。她的父母完全不懂英语,但女儿一出生就鼓励她看英语的电视节目,因为这可以在她长大以后有利于学校里的英语测试。所以,这一看似非常国际化的教育,反映的却是非常具有日本特色的问题:日本人从小对小孩子就抱有很高的社会期待并进行规训,就像《菊与刀》里描述的对日本小孩上厕所的规训一样。不仅如此,在这个家庭里还有许多规矩要遵守,如果是女性则更甚。

小鲇是个非常可爱的女孩,几乎无时无刻不在模仿电视剧里面的角色和场景。那么,她为什么会喜欢说英语并乐此不疲地进行角色扮演呢?在这么严肃而男权主义的家庭,小鲇的可爱却脱离生活的行为为何会被允许甚至是鼓励呢?这是因为小鲇的父母对她实在是太严格,她更愿意在美国卡通里生活,她并不理解扮演的意思,认为自己真的变成了幻想中的角色。小鲇的父母期待她拥有很好的英语能力,这为小鲇的扮演行为取得了合法性。但是,具有吊诡性的是,小鲇的行为看似非常的个体化和现代化,但却是社会规训的结果,依然深深地嵌入了社会对个体人格的规定当中。这种可爱是被压制后的扭曲行为,作者最后问了一个残酷的问题:“当她长大后所有的幻想都破灭了怎么办?”

所以,作者基于自己的认识和经历而对日本文化的批判态度,“可爱文化”在作者眼中,是一种男性压迫女性、成人压迫未成年人、规矩压迫人性而形成的畸形文化,形象可爱的女性或儿童,但在作者看来,其实有些可怜可悲。

四、结论:“可爱文化”的美学价值和负面性

在《酒吧之花》中,具有两种主体与“他者”(Other)的关系。一是作者雅各布森和日本人的关系,一是在日本社会中,成人与可爱儿童、消费者与可爱陪酒女郎、教育者与可爱风格的叛逆学生的关系。“可爱文化”固然表现了小巧、柔软、温馨等积极审美感受,并代表了一种东方特有的审美风格,但被流行化、社会化、权力关系化了的“可爱文化”,它的受众自身无法把握一个度,对可爱的过度迷恋,容易导致受众群体的反智取向和自我封闭;在男女性别特征上造成青少年群体的“女性化”;在一些领域产生了儿童、女性被物化的现象。

注释:

①(美)丽亚·雅各布森:《酒吧之花:一个艺伎眼中的日本人》,金城出版社2011年版。

②王雅茜、李春晓:《从“卡哇伊”文化衍生的少女“可爱文化”研究》,《大众文艺》 2018年第22期,第71—72页。

③张波、张早:《“可爱”的建筑——亚文化视角下的日本当代建筑管窥》,《建筑师》2017年第3期,第130—135页。

④叶凯:《从kawaii文化到萌经济》,《当代文坛》2012年第6期,第119—124页。

⑤赵浩政、刘常春:《“可爱文化”的大众审美心理及对景德镇日用陶瓷设计思路创新的启示》,《中国陶瓷》2015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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