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宁波 生世玉 方袁意如

(东北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哈尔滨 150030)

粮食安全问题事关国计民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农业上取得的最大成绩就是成功的保障了十四亿人口的吃饭问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连续5年增长在6.5亿kg以上，粮食总量连续7年保持在6 000亿kg 以上[1]。耕地作为保障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基本载体，是不可缺少的资源投入，也是深入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重要的物质基础。然而，随着经济利益的驱动、粮食生产任务的加重和对环境价值的忽视，耕地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据统计，全国耕地土壤污染点位超标率为19.4%，约770万hm2耕地承受着不同程度的污染侵蚀，城市建设累计征收耕地面积截止2016年已占土地总面积的43.8%[2-3]。《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到“要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为底线，健全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要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继续完善市场化、多元化的生态补偿。由此看出，耕地生态安全问题根植于生态文明建设之中，是新时期国家对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耕地生态状况、粮食安全以及永续发展问题的战略性关切，生态补偿正是遵循耕地生态安全的理念指引，在制度上为耕地生态安全提供了保障[4]。

学术界关于耕地生态补偿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补偿主体、补偿标准和补偿形式等方面，其中补偿标准的测算直接决定了补偿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是补偿机制建立的核心[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