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美国认识的理论及其现实启示

唐洲雁在《世界历史》2021年第3期撰文指出，在20世纪的中国，没有谁对美国的认识能像毛泽东那样影响历史至远至深。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袖，他对美国的认识和分析，代表着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美国观，进而也在实践层面指导着中国的对美关系。毛泽东一生对美国的认识，大致经历了七次比较大的思想认识转变，分别是青年时期、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面抗战爆发后、解放战争时期、 20世纪50年代、20世纪60年代、20世纪70年代。毛泽东对美认识的变化过程，都有若干历史判断、思想观念置于其间，并影响了其对美策略的具体发展和演变。毛泽东在认识美国的历史过程中，提出了许多重要判断。毛泽东对美国的策略和方针既有始终一贯的高度原则性，又充满了灵活与机动的策略性，根据国际形势、中国利益和美国对华政策的发展变化不断进行调整，以适应各个时期的现实需要。这种原则性、灵活性和务实性的统一，充分凸显了毛泽东一生大力倡导的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当前，我们学习毛泽东应对美国的战略策略，处理日趋复杂多变的中美关系，首先必须清醒认识到，中美之间确实存在矛盾，而且矛盾的一面逐渐占据主导地位，这是问题的基本面。其次，应该清醒认识到，中美关系就不能完全隔绝，我们要善于把握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在同一中作斗争，在斗争中求同一。

毛泽东论列宁主义的学习运用和发展

欧阳奇在《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21年第3期撰文指出，学界就毛泽东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有过精深考察，而对毛泽东关于列宁主义相关论述的系统梳理尚显不足。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不仅屡屡从整体层面论及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且多次从具体方面阐述列宁主义。毛泽东的这些论述，相对分散而又自成体系，剖析了如何学习列宁主义、怎样运用列宁主义、为何发展列宁主义，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如何学习列宁主义，毛泽东提出要普遍而持久地学，熟读经典著作；准备哲学工具，掌握辩证法；结合实际深入学，注意调查研究。关于怎样运用列宁主义，毛泽东着重论述了思想上高度重视、行动上具体分析、风格上科学准确的三大要求。在他看来，学习、精通列宁主义的目的在于运用，学以致用。无论是列宁对俄国具体实例的剖析，还是对哲学基本范畴的阐释，毛泽东都能将其及时运用来分析中国革命的总体情况和主要任务，真正发挥了列宁主义的思想方法论作用。他向来强调结合具体实际进行，反对照搬照抄，并以列宁的做法为例，具体阐释了要以经典理论中蕴含的立场、观点、方法来深入剖析本国实践和现实问题。在此基础上，毛泽东还强调，要结合本国国情，将列宁主义用中国民众喜闻乐见的语言形式准确科学呈现，以求科学表达列宁主义的思想要义。毛泽东结合列宁主义的形成和运用情况，从理论、实践、经验三个角度给出了发展列宁主义的明确答案：马克思列宁主义需要发展，不受老祖宗束缚；时代在不断变化，各国实践有所不同；任何国家都要创造理论，重视自身经验。

毛泽东《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研究

李君如在《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21年第5期撰文指出，重视调查研究，是毛泽东从中国国情这一最大实际出发制定革命战略和策略、确定革命路线和方针政策的基本方法。毛泽东发表的《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就是在这样的调查研究中形成的。毛泽东在建党初期和大革命时期关于农民和农民运动包括农村、农业问题的调研，不仅体现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中，而且体现在他在这一时期发表的《外力、军阀与革命》《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这四篇文章是一个整体，其共同目的是为了通过深入的国情调查特别是对农民和农民运动的调查，解决中国革命战略中最主要的同盟军问题，指出中国无产阶级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是农民。毛泽东提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的主要原因有：封建阶级是中国革命的最大对象，而农民是他们主要的剥削和压迫对象；封建经济是反动统治的坚实基础，只有农民运动才能动摇这个基础；中国革命的大部分是农民运动；农民运动对于中国工人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具有根本性的意义；突出政治斗争是中国农民运动的性质和特点。毛泽东研究国情、研究农村，有这样两个突出的特点：研究中国的国情，不能不研究中国的乡村，不能不研究中国的乡情；研究中国革命，不能不研究农民，不能不研究农民运动。

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

李佑新在2021年6月25日《中国社会科学报》撰文指出，中国共产党百年辉煌历史与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性关系，最深刻地体现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在该进程中，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一是创造性地阐发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命题。近代中国在民族危机日益深重之际，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然而其提供的只是一般的指导原理，这些原理的具体运用必须以实践的具体环境为转移。因此，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才能真正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正是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最早注意并着手解决这个重大问题。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他首次明确提出并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重大命题。其后，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更是具体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意义和具体任务。二是创造性地解决了中国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最重要的体现就是他创造性地解决了中国革命进程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诸如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问题、新型人民军队建设的问题、革命统一战线的问题等，对创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作出了最大的贡献。三是创造性地转化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思想资源。毛泽东强调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批判性地总结和继承中国历史和文化遗产，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他还着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创造性地转化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些重要思想资源，使之成为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内容。

《新民主主义论》与中国现代性话语的建构

张明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1年第5期撰文指出，近代以来，在中国仁人志士求索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现代性方案过程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基于本国国情与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的双位视角作出了许多艰辛探索，其中《新民主主义论》从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元维度出发对建构中国现代性话语作出了集中阐释。首先，通过科学洞察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本国情进而将反帝反封建视为革命主要任务，从根本上完成了对中国现代性话语建构历史基座的重塑。反对帝国主义其实表达了一种民族的主体性与自尊，是对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落后挨打现实境遇的坚决抗争，彰显了一种从根本上不同于西方现代性话语霸权的另类选择；而反对封建主义，则是对近代中国前现代经济形态的深刻变革，是对中国现代性话语物质基础的彻底革命；其次，在革命的现代性成为近代中国现代性话语主要表现形式的背景下，毛泽东将中国革命划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为中国现代性话语的建构既赋予了现实可行的基础，又预设了未来导向社会主义现代性话语的愿景目标；最后，从重塑民族主体性、树立实事求是科学态度和为人民的价值旨归等角度来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构成了中国现代性话语建构的基本特征。《新民主主义论》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系统阐释，实际上也为现代中国话语的创新性发展奠定了基本的发展路径，构成了中国现代性话语建构的基本蓝图。

毛泽东对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构建

佘双好、王军在《毛泽东思想研究》2021年第3期撰文指出，毛泽东对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构建是与其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探索联系在一起的。在长期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毛泽东在开展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探索以军队为载体、在党内和党局部执政以及在全面执政条件下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活动中，逐渐构建起了相对完整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学说。他不仅提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概念，而且建立了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包括思想政治教育地位作用、方针原则、理论基础、内容任务、方式方法、领域途径、队伍建设和领导管理等方面的内容。毛泽东向来重视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并把思想政治教育摆在十分突出的位置，即思想政治教育是“生命线”的理论。他确立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总体原则是民主的原则，采取民主的原则处理人民内部思想矛盾。在此基础上，他也提出具体原则：解决思想问题与实际问题相结合，批评与自我批评相结合，说服教育等。在他看来，思想政治教育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两个方面。毛泽东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总体原则是民主的方法，说理的方法，说服的方法，讨论的方法，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法，而不是用强制、压服的方法。他不仅从总体上确定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原则和方法，还根据各自领域的不同特点，形成思想政治教育的不同领域和途径。他强调，思想政治教育是具有全局性的战略问题，思想政治工作贯穿在各项工作之中，各级党委、政府、各地方、各部门都肩负着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责任。毛泽东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既有明显优势又带有时代痕迹，具有整体性、全面性、系统性、说理性和社会动员性的鲜明特征。

毛泽东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

韩佳君、谭群玉在《现代哲学》2021年第3期撰文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确立伊始，毛泽东 “以苏为鉴”，结合实践经验，开始思考和探索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中国路径，取得诸多具有奠基意义的思想成果。一是明确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具有人民内部性、批判性和辩护性的鲜明特性，奠定了建设必要性的认识基础。毛泽东认识到社会主义社会矛盾性质根本变化，从而改变私有制下统治阶级应对社会矛盾的惯常用法。他提出要对作为批判的武器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有清醒认识和足够重视。意识形态应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必要性进行辩护和解释: 要讲清楚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绩是什么，要弄明白为什么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要搞明确为什么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需要无产阶级和共产党来领导。二是提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不能 “一条腿走路”，而要多方并举，夯实其政治、经济、理论、队伍和媒介等多维基础，打造了整体统筹的基本格局。搞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经济基础；要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夯实政治基础；要坚持并发展马克思主义，夯实理论基础；要打造无产阶级的理论队伍，巩固队伍基础；要把报纸的大众性和阶级性相结合，夯实传媒基础。三是强调以制度建设为有理有利有效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保驾护航，开创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新方法。毛泽东的思考及相关成果在其后仍有借鉴意义，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至今。

毛泽东伟岸人格解读的西方视角

王芳在《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撰文指出，基辛格的《论中国》一书从历史哲学的角度审视了中国文化传统的独特性及其对新中国外交战略的影响，作者在均势政治理论框架下对毛泽东的认识和观察成为成功运作中美“破冰之旅”的重要因素，既为我们提供了研究毛泽东、理解毛泽东的西方视角，同时也对当前形势下正确处理和应对中美关系发展走向具有重要的借鉴与参考价值。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是基辛格理解毛泽东的独特视角。基辛格既注意到，毛泽东的“大跃进”运动和“继续革命”理论具有理想主义、唯意志论色彩，并且在处理中国和外部世界的关系时陷入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矛盾状态之中；又注意到中国在中印边境冲突、炮击金门等事件中的克制，这种克制反映出毛泽东的现实考虑。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是基辛格考察毛泽东外交观的双重维度。在整个冷战时期，国际秩序建立在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这两个变量的张力格局之中，中美之间、中苏之间都曾因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而联合、对抗，这些也构成了基辛格解读毛泽东外交观的双重视角。文化传统和全球视野是基辛格探究毛泽东的战略思想的两个视域。基辛格审视了中国文化传统的独特性及其对毛泽东新中国外交战略的影响，认为没有哪个国家享有如此悠久的、连绵不断的文明。另一方面，基辛格高度肯定毛泽东“三个世界”战略的全球视野，称赞其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均势外交和世界秩序是基辛格理解毛泽东的理论框架。

毛泽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时代启示

钟荣华在《财政科学》2021年第5期撰文指出，1942年，为解决延安边区在财政经济上的极端窘困，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专门撰写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深入阐述了财政经济工作的基本原则、主要任务和具体措施，驳斥了一些错误的思想认识，对指引财政经济工作方向、振奋党员信心起到了巨大作用，这也成为毛泽东经济财政思想逐渐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当前，中国正处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点上，重温毛泽东这部 70 多年前的经典著作，对指导做好新时代的经济与财政工作，特别是如何确定财政的中心任务、如何更好建设民生财政、如何推进精兵简政、如何掌握科学的工作方法，提升经济财政战线党员干部能力水平，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启示作用。第一，财政工作必须跳出财政看财政，以创造性的工作服务党的发展大局，不能片面地看待财政问题，忽视经济发展全局的重要性。第二，财政工作要尽力而为，持续合理减费降税，优化发展环境；尽可能腾出财力，加强保障和改善民生，提升民生福祉；量力而行，打破财政支出刚性，确保民生财政可持续。第三，科学地精兵简政。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加快事业单位改革，持续压减一般性支出。第四，用好科学方法论。做好财政工作要讲求实事求是、注重辩证分析、抓住主要矛盾等方法。

《毛泽东年谱》的五大特点

张素华在2021年5月17日《学习时报》撰文指出，《毛泽东年谱》翔实记录了毛泽东丰富多彩的一生。如若想严肃认真地了解我们党和国家事业的来龙去脉，汲取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经验，了解党和国家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这是一部绕不开的历史著作，不能不读它。其特点非常突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全面性。《毛泽东年谱》在撰写过程中十分注意把反映毛泽东一生的活动和思想材料找全，不能有遗漏。这部《毛泽东年谱》按照年月日的时间顺序，将毛泽东一生的思想、生平、业绩、风范等各个方面一一加以记录。二是权威性。《毛泽东年谱》在撰写每一个条目时，首先以档案材料、当时发表的文字、当事人的日记等为依据。对于回忆材料，要经过反复核对印证才加以采用，做到落笔有据，使《毛泽东年谱》真正成为一部信史。三是科学性。对毛泽东的重要思想认识、重要决策的来龙去脉，尽量根据材料梳理清楚，同时注意了解学界对毛泽东和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最新研究成果，对人们关注的一些事情等，查找材料后再按事情的本来面目记录下来。四是客观性。《毛泽东年谱》遵循了客观记述、不作评论，即述而不评的方针。五是真实性。真实是《毛泽东年谱》的灵魂和生命力。《毛泽东年谱》对收集到的各种材料，是在进行缜密考证、辨别真伪的情况下才予以采用；基本上使用毛泽东的原文、原话，一般不作转述或概括，保持毛泽东的原意和语言风格。

毛泽东实践概念的几个重要问题

欧阳英在《理论视野》2021年第5期撰文指出，关于毛泽东的实践概念，需要展开深入分析，更加明确其科学性。第一，就“调查研究”范畴来看，它是青年毛泽东的“动”范畴与成熟毛泽东的“社会实践”范畴之间的过渡环节，如此一来它既具有“动”的特点又具有“社会实践”的特点。第二，从“社会实践”这个范畴中，不仅可以看到实践与人的社会性之间的内在联系，还可以从内涵与外延极为丰富的意义上去把握实践活动。第三，就毛泽东为实践所下的定义，以及他明确指出认识的能动性和行动的能动性是主观能动性的两种形式而言，说明在他的头脑里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的区别是明确的，因此进言之，毛泽东的实践观也绝不是将实践活动与认识活动等同起来的“实践主义”。第四，毛泽东的实践观与中国传统的知行观之间有联系，但又有本质性的区别。第五，从毛泽东实践观的历史形成来看，提出“社会实践”概念并将实践界定为“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是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对实践问题探究的重大飞跃，也反映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正在走向成熟。中国化的毛泽东实践概念的确立有其自身独立的重要意义，明确这一点有利于更加深入地理解毛泽东实践概念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之间紧密的内在联系。

毛泽东为人民服务观对传统民本思想的革命性扬弃

刘业超、谢起章、刘春茂在《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撰文指出，从“有我”通向“大我”最终实现“人类解放”的理想境界，是世界文化的共同追求。这一真挚追求具体表现在中华传统民本思想中，既有诸多人民性精华，也存在诸多历史性局限。对其中的局限进行革命性矫正与超越以及对其中的精华进行创造性吸收与升华的历史任务，最终落到了历史伟人毛泽东的肩上，并得到了完成。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的理论主张及其卓越实践，就是光辉的历史见证。毛泽东“为人民服务”思想对传统民本思想的重大突破不仅是一种理想层面上的突破，而且是一种具有实践意义和整体意义的突破：立足“自由独立的人”，突出“民本”中以“民”为本的终极价值追求；坚持“人民当家作主”，赋予“以民为本”，以真实的政治权力和严格的制度规定；坚持“群众路线”，赋予“以民为本”的价值实践以强大的方法论凭借。毛泽东“为人民服务”思想对传统文化中的人民性精华进行创造性吸收与升华具体体现为对传统民本思维、家国思维、德性思维的创造性吸收与升华。民本思维是传统政治哲学与道德哲学的根本核心，也是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理论主张的逻辑基点。家国一体的思维方式是毛泽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理论主张升华为道德追求和革命实践的情感动力的逻辑根由。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的理论主张既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在政治哲学方面的高度浓缩，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德化民”思想在伦理道德方面的重要融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