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雪梅

陈云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党和国家久经考验的卓越领导人，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无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还是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在许多重大的历史关头、关键时刻，他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勇于担当，出色履行了党赋予他的使命，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

陈云在大革命的洪流中投身工人运动，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以中央候补委员身份参加中共六届三中全会，1934年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他在中共江苏省委任职期间曾执行过“左”倾政策，但逐渐意识到问题，成为较早认识到“左”倾错误危害的领导人之一。在遵义会议上，陈云坚定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支持会议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这是因为“亲眼看到遵义会议之前，党的历届主要领导人把马列主义的本本当成教条到处乱套，盲目模仿苏联，走以城市暴动和以工人运动为中心的道路，盲目听从共产国际的指挥，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1)曹应旺：《陈云对认识和解决根据地问题的贡献》，《党史博览》2020年第12期。。陈云在《我的自传》中写道：“遵义会议上我已经很了解了当时军事指挥之错误，赞成改变军事和党的领导的一个人。”(2)陈云：《我的自传》，手稿，1940年7月10日。会后不久，陈云为传达遵义会议情况撰写了《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介绍了会议召开的背景、讨论的内容、得出的结论和作出的决定。提纲指出：政治局扩大会反对博古同志的报告，因为这个报告把失败原因偏重于客观，“没有显著的把我们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提到这些原因中的应有的高度”(3)《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页。。“在这一时期中，党内军委内部不是没有争论，毛张王曾经提出过许多意见，就是恩来同志也曾有些个别战役上的不同意见，但是没有胜利的克服这种错误。”“党内对于军事领导上错误的纠正，不是党内的分歧，相反的更加团结，使军事领导走上正确的道路，使党与军委的威信更加提高。”(4)《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2页。提纲讲清楚了调整军事指挥权的来龙去脉。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央的领导地位的确立，为引导中国革命从失败走向胜利、打开新的局面奠定了基础。陈云会上会后均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1935年秋，陈云向共产国际报告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加深了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了解和认识。红军撤离中央苏区准备转移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是经共产国际批准的，但1934年10月上旬，上海临时中央局遭到敌人破坏，红军长征伊始，党中央就中断了与共产国际的联系。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就决定陈云去上海恢复党的地下组织。1935年6月7日，中央红军攻克四川西部的天全县，陈云离开长征队伍，经成都、重庆辗转去上海。7月下旬，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鉴于上海的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指示陈云等领导人立即前往苏联。陈云于9月下旬到达莫斯科。9月底到10月初，他参加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任监察委员会委员。此前，共产国际通过红二、红六军团得知了党中央的行踪和遵义会议的一些情况，1935年5月1日，苏联《布尔塞维克》杂志发表了弗雷德写的《在中国红军的前线》，最早报道了红军长征的消息；7月3日，苏联《真理报》又发表了哈马丹的《中国红军的英勇进军》，但掌握的情况并不详细。10月15日，陈云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上向共产国际详细汇报了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并说：“我们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5)陈云：《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上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1935年10月15日)，《党的文献》2001年第4期。1936年春，陈云的报告被整理成文，题为《英勇的西征》，署名“施平”，发表在共产国际主办的《共产国际》杂志(中文版)第一、二期合刊上。

陈云撰写的《随军西行见闻录》，是最早向世界宣传红军长征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与红军领袖的著作。该文以一个被俘的国民党军医口吻写作，详细、生动地记述了中央红军在由江西出发，行至四川天全、芦山期间的长征传奇经历，署名“廉臣”，全文共3万余字。文章具体描述红军突破乌江、智取遵义、四渡赤水、佯攻贵阳、巧渡金沙江、勇夺泸定桥等主要战役的经过，分析总结了红军能够获胜的原因：(一)军心团结：“赤军兵心之团结及士气之旺，为国内任何军队所不及”；(二)民众的支持；(三)中国共产党领袖的领导才能。在作者笔下，红军领导人个个平易近人、可亲可敬，展现了红军领袖的精神风貌和红军队伍官兵一致、纪律严明以及红军战士英勇顽强的气概。文中用“红军入川龙云献地图”“云南嵩明、官渡官员误把红军当中央军”“国民党军队追击千里只捡到红军一个破草鞋”(6)《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71页。等故事，辛辣嘲讽了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红军计划的破产。

文章向国民党政府、 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吁：“今在国家一发千钧之时，内战则死、对外则生的时候，只要两方开诚布公，何愁不能合作以对外。而且赤军领袖及共产党均有过联合全国兵力一致抗日的主张……我总觉得无论如何，赤军总是中国人，总是自己的同胞，放任外敌侵凌，而专打自己的同胞，无疑是自杀政策。以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亦多，如果停止自杀，而共同杀敌，则不仅日本不足惧，我大中华民族亦将从此复兴矣！”(7)《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0页。表达了希望国共两党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强烈愿望。

此文于1936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主办的巴黎《全民月刊》上连载。同年7月，莫斯科出版了单行本。1937年7月30日，在巴黎《救国时报》再发表。《随军西行见闻录》有众多的翻印本在国民党统治区广泛流传。目前所知在国统区内流传的最早版本是1937年3月由北平东方快报印刷厂印行的《外国记者中国西北印象记》，此书还汇集翻译了斯诺等外国记者有关苏区的中英文报道。另有《从东南到西北：红军长征时代的真实史料》《从江西到四川行军记：八路军光荣的过去》《长征两面写》等5种版本，前面四种版本是在抗战初期出版。此文建构了中国共产党关于红军长征的话语体系，让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了解了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揭穿了蒋介石所谓红军已被打败，只剩极少数人在“逃窜”的谎言。

抗日战争时期，陈云反对王明错误主张，坚定地支持和拥护毛泽东做领袖。1937年11月底，陈云同王明、康生回到延安，成为中央政治局九位常委之一。王明一到延安就以“钦差大臣”自居，不断对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说三道四，提出了“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的主张；把自己凌驾于中共中央之上，发表由他起草而未经中共中央同意的《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宣言》，到武汉作讲演、发表文章，继续鼓吹他的错误主张。他想把陈云拉到自己一边。陈云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整风运动中，王明丝毫不作自我批评。1941年10月8日，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陈云在王明发言后说：“过去我认为毛泽东在军事上很行，因为长征遵义会议后的行动方针是毛泽东出的主意。毛泽东写出《论持久战》后，我了解到毛泽东在政治上也是很行的。”(8)《陈云年谱(修订本)》(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386页。他批评王明回国后自以为政治上高明，对中央不尊重，犯了许多错误。“希望王明能把过去的错误当作客观存在的东西，离开个人关系想问题”(9)《陈云年谱(修订本)》(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386页。。1942年元旦，他旗帜鲜明地指出：中国共产党成立20多年来，经历了各种严峻考验，“最大的成绩就是我们党培养出了一个领袖，我们选择了这个领袖，他就是毛泽东同志”(10)《陈云年谱(修订本)》(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400页。。他认为：“理想中的革命家与现实需要的革命家不相符”，“现实需要的革命家：要会解决军事、经济、吃饭穿衣的问题。”(11)《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6页。“作为一个革命家，不能只是高谈阔论，主要是工、农、兵、学、商，三百六十行，即做各种各样的实际工作。否则，就要打败仗，革命革不成，就不能生存。”(12)《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6页。因此，陈云真心实意地支持和拥护毛泽东这个“现实需要的革命家”做领袖。

解放战争期间，陈云参加领导东北解放。东北地区西接蒙古，北靠苏联，东连朝鲜，战略位置极为重要，又是中国最重要的重工业基地。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说：“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末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13)《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26页。抗战胜利后,陈云即被中共中央任命为东北局委员和北满分局书记，执行“控制东北”的战略任务。1945年9月中旬，陈云到东北沈阳，11月中旬，到哈尔滨主持北满分局的工作。他分析美苏两国和国共两党之间的力量和外交形势，始终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放在工作的中心位置。11月底，陈云写出《对满洲工作的几点意见》，从苏联与国民党政府签有把东北铁路沿线大城市移交后者的协议，以及我们党在东北没有根据地、缺少群众基础的实际情况出发，向中央提出不要将注意力集中于沈阳、长春、哈尔滨三大城市，而要“建立三大城市外围及长春铁路干线两旁的广大的巩固根据地”，“城市工作的目的，是为加紧创立广大根据地服务，而不是今天即在那里取得统治地位”(14)《陈云年谱(修订本)》(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400页。，北满工作应以广大乡村和中小城市为中心和迅速派部队前来、分散到铁路支线发动群众的建议。中共中央同意这个建议，为后来制定“放手发动群众、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提供了重要支撑。1946年，陈云起草“七七决议”，号召东北的共产党员走出城市，丢掉汽车，脱下皮鞋，换上农民衣服，下乡发动群众，扎扎实实地开展建立根据地工作。陈云还根据北满土匪多、地主有武装、雇农占农民60%的具体情况，采取了“经济——武装——再经济”的方针，在北满领导发动群众剿灭土匪的斗争，建立起强大的北满根据地，使东北党和人民军队有了可靠的大后方，有了同国民党军队进行拉锯战争夺的战略基地。

1946年11月，国民党调集10万军队进攻南满解放区。南满的领导层中出现了不同的意见，有的主张坚守南满，有的则主张向北撤退。在这个危急时刻，陈云主动请缨，担任南满分局书记和辽东军区政委。他先调查研究，心中有数，然后再谈坚持南满斗争的战略意义。他打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方：“东北的敌人好比是一头野牛，牛头牛身子是朝着北满去的，在南满留了一条牛尾巴。如果我们松开了牛尾巴，那就不得了，这条牛就要横冲直撞，南满保不住，北满也危险。如果抓住了牛尾巴，那就了不得，敌人就进退两难。”(15)《陈云年谱(修订本)》(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593页。陈云统一了大家思想，确定了坚持南满斗争的基本方针，在此基础上，才有四保临江战役的胜利，巩固和扩大南满根据地，影响了整个东北战局，最终取得辽沈战役的伟大胜利。

二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陈云为稳定国民经济、建立新经济秩序，确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为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作出了杰出贡献。

新中国继承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生产萎缩，通货膨胀、投机猖獗，财政入不敷出，全国有近200万失业人员，大城市粮食、原料及燃料极为匮乏。如上海解放时，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危城”，煤只能维持一周的生产，粮食只够半个月的用度。由于美蒋反动势力封锁海面，粮食进口几乎断绝。中国共产党已经在军事上、政治上取得胜利，如何在经济战线上取得胜利，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直接关系到我们党的执政地位和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的稳定与否。人们对中国共产党治理经济事务的能力并无信心，坊间一度流传“共产党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下治天下”的说法(16)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48页。。1949年5月31日，中共中央决定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之下，组建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陈云抗日战争时期曾为保证党中央所在地陕甘宁根据地的吃穿用这件大事、难事，主持过边区财经工作。他迅速理清经济运行机制，在贸易、金融和财政等方面分别采取有效措施，挽救了当时的经济危局，在主持边区财政的当年即实现边区财政收支基本达到平衡，1945年边区财政储蓄足用一年，各单位也都有储蓄，保证了抗日大反攻所急需的军费支出，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使老百姓家里出现了满缸、满仓的藏粮。辽沈战役胜利后，他主持东北财经工作，领导东北根据地率先开始恢复经济，支援了全国解放战争，为党提供了由战争转向和平建设的宝贵经验。工作业绩出色的陈云受命筹组中财委并担任主任，主持领导全国财政经济工作。他组建了由著名经济学家、工商业界巨贾、党内党外人士担任委员的中财委，并建立工作机制和办公会制度，协调中央和地方。为制止因投机资本操纵而加剧的市场混乱，通过政治和经济两手，成功组织了“银元之战”和“米棉之战”，打击不法投机资本。1949年 6月，上海市军管会查封了金融投机的大本营证券大楼。武汉、广州等城市解放后也相继查封地下钱庄，沉重打击了投机商的非法活动，使人民币占领了阵地。针对投机资本家大量囤积粮食、棉纱、棉布、煤炭，再次掀起物价风潮，中财委部署在全国集中调运相关物资，在涨价最猛的时候，上海、北京等大城市一致行动，敞开抛售，使物价迅速下跌，同时收紧银根，使投机商因资金周转失灵而纷纷破产。经此两大“战役”，不法投机资本一蹶不振，国家基本掌握了市场上的主动权，把经济形势稳定下来。

中共中央及其中财委分析，要使物价真正稳定下来，必须釜底抽薪，统一全国财政经济体制，以平衡财政收支，消除通货膨胀隐患，才是治本之策。1950年3月，陈云为政务院起草的《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经讨论通过，统一了全国财政收入、物资调度、现金管理，建构了以集中统一为基础的财经管理体制雏形。经过短短3个月的艰苦努力，全国上下令行禁止，高效执行，实现了财政经济体制的集中统一管理。同时，随着整顿税收、推销公债等措施的实行，全国物价进一步回落并趋于平稳。由于精简人员困难较大，采取不裁员而用减薪的办法，“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匀着吃”(17)《陈云年谱(修订本)》(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733页。，有利于社会稳定。

为恢复国民经济，陈云指挥和领导了调整工商业，把加强城乡物资交流作为“中国经济的钥匙”(18)《陈云年谱(修订本)》(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11页。。“因为我们接收过来的是一个破烂的旧中国，农业经济占主要地位。……城乡交流有利于农民，有利于城市工商业，也有利于国家”(19)《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页。。1950年4月，陈云为解决工商业困难、市场不景气问题，采取了几项措施：一是采取国家对私营工厂订货的办法，重点维持纺织、机器制造、橡胶及一部分造纸业生产；二是开导工业品的销路；三是联合公私力量，组织资金周转；四是帮助私营工厂改善经营管理；五是重点举办失业救济。陈云将在城市加工订货、在农村收购农产品的政策比作“两路救兵”，使农村活了，城市也活了。经过努力，“北京、天津、上海、武汉等大城市的霓虹灯很亮，生意很好。这样好转的主要原因，除调整工商业外，是由于贸易公司收买农民的粮食、棉花、出口物资和土产，以百分之九十的农业和手工业经济，带动了百分之十的工业经济转动起来”(20)《陈云文集》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01页。。1950年的财政收支接近了平衡。这场艰巨的斗争，陈云只用不到一年时间，实现了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和统一领导，稳定了金融物价，成功地遏制了自抗战以来使人民深受其苦的恶性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的局面，使新中国在经济上站稳了脚跟，为安定人民生活、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创造了有利条件。这是财政经济战线上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胜利，使国内外那些怀疑共产党能否搞好经济的人赞叹为 “奇迹”。毛泽东对统一财经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 认为其意义不亚于淮海战役。刘少奇也认为“这是除开人民解放军在前线上的胜利以外,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来为人民所做的一件最大的工作”(21)《刘少奇选集》(下)，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页。。这个胜利事实证明，共产党不仅在军事上是无敌的、在政治上是坚强的，在经济上也是完全有办法的。

抗美援朝期间，陈云提出“国防第一，稳定市场第二，其他第三”的财经工作方针。为此，陈云提出对支出要用“削萝卜”的办法，对收入要用“挤牛奶”的办法，即开源节流，加强管理，建立经济核算制，并将经济核算列为1951年经济工作的要点，根据战争形势的发展变化不断调整完善财经方针，使新中国不仅能支撑军需、保持稳定，还能在战争环境下修建铁路、治理淮河，财政上出现了收支平衡且略有结余的可喜局面。

1954 年4 月，中央成立了由陈云担任组长的编制五年计划纲要草案八人工作小组，编制“一五”计划纲要。陈云全力以赴，深入实际，不少项目都是他直接召集技术人员和有关同志反复讨论决定的。他对我国为什么要优先发展重工业、为什么要按比例发展进行了深入阐述 ，指出：“我国因为经济落后, 要在短时期内赶上去，因此，计划中的平衡是一种紧张的平衡。计划中要有带头的东西。就近期来说，就是工业，尤其是重工业。”(22)《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2页。“按比例发展的法则是必须遵守的, 但各生产部门之间的具体比例，在各个国家，甚至一个国家的各个时期，都不会是相同的。一个国家，应根据自己当时的经济状况，来规定计划中应有的比例。”“合比例就是平衡的。”(23)《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1—242页。他主持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编制和执行，既注意学习苏联经验，又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科学布局，为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积累了经验。毛泽东曾指出：“陈云同志管财经工作，苏联的有些东西，他也不学。”(24)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上)，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01页。“一五”计划建设时期中国经济取得了很大成就，商店货架上商品琳琅满目。陈云在推动形成计划经济体制与建立社会主义工业化体系、奠定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方面功不可没。

在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陈云积极探索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创造性地提出建设规模要同国力相适应的重要思想。“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25)《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发展战略，但是，当时又出现了急于求成、急躁冒进的现象。1956年10月，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国家经委关于1957年度计划控制数字意见的报告，陈云强调：“稳当一点，就是说‘右倾’一点。‘右倾’一点比‘左倾’一点好。”(26)《陈云年谱(修订本)》(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490页。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针对各部各省拟议的1958年基建规模比1956年更大、与国家财力物力不适应问题，周恩来建议适当压缩、合理调整基建规模；陈云强调务必保障生活必需品的供给需求。1956年一定程度上的冒进，带来了财政和信贷的赤字，带来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供应紧张的局面。陈云和周恩来一起，态度鲜明地反对冒进。1957年1月18日，担任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组长的陈云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要重视研究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27)《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8页。。他说：“建设规模的大小必须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适应还是不适应，这是经济稳定或不稳定的界限。”“建设的规模超过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就是冒了，就会出现经济混乱；两者合适，经济就稳定。当然，如果保守了，妨碍了建设应有的速度也不好。但是，纠正保守比纠正冒进要容易些。”(28)《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2页。

陈云较早发现“大跃进”带来的问题，积极建言，尽量减轻损失。党的八届七中全会讨论195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草案，会上，毛泽东称赞陈云坚持对粮、棉、钢、煤四大指标的意见，认为“正确的就是陈云一个人”(29)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940页。。会后，他委托陈云落实1959年钢铁指标。1959年5月11日，陈云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 针对1959年冶金部提出的钢材和钢产量的三组生产数字，即钢材900万吨、950万吨、1000万吨, 钢1300万吨、1400万吨 、1500万吨，提出了确定两个最低的数字, 即钢材900万吨 、钢1300万吨 。他反复强调“稳”：“稳住阵地再前进，免得继续被动。”(30)《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0页。“为着退到可靠的阵地，站稳以后再前进，我们的生产和建设必须实事求是地进行有计划的安排, 同时要使广大干部和群众懂得，站稳以后的前进是更踏实的前进, 不致因此而泄气。”(31)《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6页。15日，他还专门就钢铁指标问题给毛泽东写信，表明他的意见, 认为那种“说把生产数字定得少一点(实际是可靠的数字)，会泄气，我看不见得”(32)《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9页。。定高了，做不到，反而会泄气。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经济指导思想出现反复，没有实现陈云所强调的“稳”，继续“大跃进”导致了严重的经济困难。

面对严重的经济困难，毛泽东认为陈云“对经济工作是比较有研究的,让陈云同志来主管计划工作、财经工作比较好”(33)金冲及、陈群主编：《陈云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176页。。在毛泽东支持下，陈云再次担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参与部署和领导调整国民经济，恢复农业生产，为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走出困境发挥了重要作用”(34)习近平：《在纪念陈云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6月13日。。为缓解粮食供应紧张，1960年年底，陈云通过粮食部向中央提出进口粮食的建议。1961年到1965年，平均每年进口粮食达100多亿斤，为缓解粮食困难、保证市场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1962年2月26日, 陈云在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上发表了《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讲话。3月7日，他在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的讲话强调，解决民生问题，“应该成为重要的国策”，“要安排好六亿多人民的生活，真正为人民谋福利”(35)《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0页。。年度计划要作相当大的调整，“要准备对重工业、基本建设的指标‘伤筋动骨’。重点是‘伤筋动骨’这四个字。要痛痛快快地下来，不要拒绝‘伤筋动骨’”(36)《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0页。。这为调整国民经济定下了基调，对于调整国民经济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4月，陈云对国民经济进行大刀阔斧的调整，提出搞活市场, 增加供给；把农业的恢复与发展放在重要地位，工业支援农业、放宽农村政策、增加自留地；建议减少城市人口, 动员城市人口下乡等重大对策。1962年夏，陈云还支持农村包产到户的做法，提出发挥个体生产的积极性。到1965年，国民经济经过五年调整，已得到基本恢复和发展。

三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陈云为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出了卓越贡献。陈云积极推动邓小平第三次复出。“邓小平成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与陈云的力举和支持是分不开的”(37)曹应旺：《陈云对认识和解决根据地问题的贡献》，《党史博览》2020年第12期。。1976年，江青一伙借清明节期间人民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声讨“四人帮”之事，罗织罪名，诬陷邓小平。中共中央政治局撤销了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粉碎“四人帮”后，1977年2月中央出现了“两个凡是”。在这种格局下，3月10日，陈云在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前，与胡乔木商量，又征求耿飚、王震等老同志的意见，非常郑重地写了200余字的书面发言稿，直接点出了当时迫切希望解决的两件大事，即为“天安门事件”正名与邓小平复出。他指出：“天安门事件，当时绝大多数群众是为了悼念周总理”，“尤其关心周恩来同志逝世后党的接班人是谁”。“邓小平同志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听说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38)《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0页。这个书面发言得到与会大多数同志的赞同。会议工作人员要求陈云修改发言在会议简报上刊登，被他拒绝。3月17日，陈云在小组会上发言说：“时机成熟的时候，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我很赞成。”(39)《陈云年谱(修订本)》(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229页。这实际上是对邓小平复出的又一次呼吁。4个月后，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召开，陈云大力支持邓小平所强调的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准确的认识、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指导工作的观点，认为毛泽东倡导的作风，最根本的是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会上一致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

1978年11月12日和12月10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两次发言，表示完全同意中央把工作着重点转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意见，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既积极又稳重”(40)《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5页。。他还提出坚持有错必纠的方针，要妥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平反冤假错案工作。他的发言得到与会同志积极响应，为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起了重要作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云积极推动平反冤假错案工作，他领导中央纪委直接负责复查刘少奇、瞿秋白、潘汉年等在全党全国有重大影响案件的平反工作，推动了拨乱反正的进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云积极支持邓小平倡导的改革开放，支持和推动农村和城市改革(41)习近平：《在纪念陈云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6月13日。。陈云提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要有意识地发挥和扩大市场调节作用，支持探索符合实际、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新体制。新时期的经济体制改革以农村改革为先导，农村改革承接了1962年农业包产到户的做法，安徽凤阳小岗村率先实行包产到户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首先跟陈云商量，陈云表示举双手赞成。万里又向邓小平报告此事，得到邓小平支持。农村改革很快取得了成效，陈云高度赞扬：“农村人民生活改善了，市场搞活了，这是二十多年来少有的好现象。”(42)《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8页。他提出改革要不断总结经验，脚踏实地向前推进。

怎样实现四个现代化？现代化应以最先进的工业为标志。陈云认为，“主要靠自力更生。就引进工作来讲，我认为既要买工厂，又要更多地买技术，买专利”(43)《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2页。。我们实现现代化，“现有工业是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加以改造和引进新技术。”“现有技术人员是我们知识力量的基础”(44)《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1页。。针对粉碎“四人帮”后一度掀起“洋跃进”使国民经济严重失调的情况，陈云推动党中央再次进行国民经济调整。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为说服一些对此不理解、舍不得压缩基本建设规模的同志，陈云尖锐地指出：“搞经济建设的最后目的，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45)《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0页。“这种涨价的形势如果不加制止，人民是很不满意的。经济形势的不稳定，可以引起政治形势的不稳定。”(46)《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7—278页。除了“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原则(47)《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3页。，陈云还提出了“不折腾”的观点。“人民向往四个现代化，要求经济有较快的发展，但他们又要求不要再折腾，在不再折腾的条件下有较快的发展速度。我们应该探索在这种条件下的发展速度”(48)《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8页。。要脚踏实地，发展不仅要重数量，而且更要重质量(49)《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8、264页。。“我们要改革，但是步子要稳。因为我们的改革，问题复杂，不能要求过急。改革固然要靠一定的理论研究、经济统计和经济预测，更重要的还是要从试点着手，随时总结经验，也就是要‘摸着石头过河’”(50)《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1页。。要使改革有利于调整，也有利于改革本身的成功。他批示:“特区要办,必须不断总结经验。力求使特区办好。”(51)《陈云文集》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516页。一些同志力主发行特区货币,陈云认为不妥。他指出:特区货币究竟是一个特区发，还是每个特区都发?“如果各个特区都发货币,实际上就是两种货币并存。而两种货币并存，人民币的‘腿’会越来越短，特区货币的‘腿’会越来越长”(52)《陈云年谱(修订本)》(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404页。。这些意见有助于改革开放发展得更好，使特区能够行稳致远。他关注工业污染问题，要求真正做到防害于先，这是重大问题(53)《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3页。。他反对价格闯关，“物价上涨后不拿工资的农民怎么办”(54)金冲及、陈群主编：《陈云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791页。。关于外贸体制改革，他批示：“既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又要坚持统一对外，这是外贸体制改革必须坚持的一条原则。”(55)《陈云文集》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539页。这是要避免多头对外、削价竞销、不计成本给国家带来的损失。他还注意在对外开放中保护民族产品。这反映了陈云的高瞻远瞩。

陈云还积极维护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拨乱反正，纠正了毛泽东晚年的一些错误，平反冤假错案，解放了思想，但与此同时，社会上又出现了错误思潮，有人肆意夸大党和毛泽东所犯的错误，反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否定马克思主义，诽谤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如何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成为意识形态领域的焦点问题。在毛泽东逝世一周年前夕，陈云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坚持和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的文章。文章说，我们对毛主席的最好纪念，就是继承和发扬他倡导的党的优良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毛主席倡导的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不是一个普通作风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根本思想路线问题。坚持毛泽东思想，就必须坚持实事求是。是否坚持实事求是，是区别真假马列主义、真假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标志之一。陈云支持邓小平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统一全党思想的主张。他强调《决议》关于建国以来32年中党的工作，“一定要写得很准确，论断要合乎实际”(56)《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3页。，“是成绩就写成绩，是错误就写错误；是大错误就写大错误，是小错误就写小错误”(57)《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3 页。，如实地按照事情本来面貌写。为了更有力地说明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建议在《决议》中增加回顾新中国成立以前28年历史的内容，“有了党的整个历史，解放前解放后的历史，把毛泽东同志在六十年中间重要关头的作用写清楚，那末，毛泽东同志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据”(58)《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4页。。这对于《决议》引导全党科学地认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维护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化解我国意识形态建设出现的严重危机、保证我国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得以健康有序地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陈云在延安时担任了7年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领导制定干部政策，提出选拔任用干部要坚持德才兼备的原则。1938年9月，陈云提出了“了解人、气量大、用得好、爱护人”的12字方针，指出：“凡是提拔干部，得全面估计他的德和才；既提拔起来，就得多方面帮助他，不使他垮台。”(59)《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2页。改革开放初期，他针对干部队伍青黄不接的严重局面，倡导要在各级选择合格的年轻干部，实现干部队伍新老合作和交替。1980年12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强调：“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靠我们党的领导。”(60)《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1页。他提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制度化的标准，培养德才兼备的青年干部队伍(61)《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1页。。他亲自向中央写了多篇报告，大声疾呼，“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是当务之急”(62)《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2页。，“成千上万地提拔中青年干部”(63)《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2、324、325、331页。，在各级领导班子中建立“第三梯队”，并耐心地说服老同志“自觉地、认真地、正确地选拔接班人，真心诚意地帮助他们，培养他们”(64)《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5、331页。。在他的反复呼吁下，这个意见被中央所接受。当年轻一代的领导人走上岗位后，他语重心长地告诫他们，身负重任后要注意学习哲学：“要把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好，最要紧的，是要使领导干部的思想方法搞对头，这就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65)《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0页。“现在我们在新的形势下，全党仍然面临着学会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这项最迫切的任务。”(66)《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2页。他还对解决知识分子入党难问题、改善中青年知识分子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等提出建议，也被中央逐一采纳。与此同时，陈云要求纯洁党的干部队伍。他把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跟随林彪、江青一伙造反起家的人、派性骨干分子(后改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和打砸抢分子概括为“三种人”，指出，对于“三种人”，不能采取“俱往矣”的态度，而应记录在案，一个也不能提拔，已经提拔的必须从领导班子中清除(67)《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6、330页。。他和邓小平、李先念早在1986年10月就已经共同商定，为了党的事业需要，十三大时一起退下来。所有这些，“对我们党顺利实现干部队伍新老交替，保证国家各项事业持续健康发展,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68)朱佳木：《略论陈云的历史贡献》，《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20年第5期。。

陈云高度重视改革开放条件下党的思想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周恩来要陈云协助他抓外贸工作，他谈对港澳贸易问题时就要求加强对港澳贸易工作干部的政治教育，使他们有两点自觉性：一是责任重大，二是能经受特殊环境的考验(69)《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9页。。改革开放初期，当他看到商品交换原则侵入党内、腐败现象蔓延时，提出了“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的著名论断(70)《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3页。，推动从严治党，主持制定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陈云针对当时在是非面前不敢坚持原则、和稀泥、做老好人的社会风气，强调把坚持原则提到全党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的高度。他指出：“过去受‘左’的指导思想影响，过分强调斗争哲学，不该斗的也斗，动不动就上纲到路线是非。现在又出现了另一种倾向，即怕矛盾，怕斗争，怕得罪人。”“要提倡坚持原则，提倡是就是是、非就是非的精神。只有我们党内首先形成是非分明的风气，党的团结才有基础，党才有战斗力，整个社会风气才会跟着好转，才会使正气上升，邪气下降。”(71)《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4页。1987年10月19日，他在中央纪委第九次会议上的书面讲话中指出：“端正党风的关键是提高党员素质，尤其是提高高中级党员领导干部素质。”(72)《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3页。

不仅如此，为正风肃纪，他主张严厉惩治经济犯罪。20世纪80年代初，广东、福建等沿海省份的不法之徒大搞走私活动，有的党员干部充当“保护伞”，有的参与其中。陈云认为要重办，“对严重的经济犯罪分子，我主张要严办几个，判刑几个，以至杀几个罪大恶极的，并且登报，否则党风无法整顿”(73)《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3—274页。。邓小平在“杀几个罪大恶极的”几个字后面，加了八个字：“雷厉风行，抓住不放。”这场打击经济领域违法犯罪活动的斗争，“震慑了党内少数以权谋私的分子，遏制了经济领域严重犯罪的势头，保证了改革开放的健康进行”(74)朱佳木：《忆陈云同志抓党风建设》，《百年潮》 2020年第6期。。

陈云指出:“任何一个共产党员,每时每刻都必须牢记，我们是搞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不是搞别的现代化；我们进行的事业，是社会主义事业。”(75)《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7页。他指出：“必须充分看到对外开放后带来的问题。对外开放，充分利用外国有用的东西加快国内建设，这是完全正确的。对外开放时，我们也讲了要充分注意对外开放中带来的消极东西。但现在看来，防止消极后果的工作还做得不够。”(76)《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2页。他强调，“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既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也要有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是我们永远要坚持的奋斗方向”(77)《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8—339页。，“必须纠正忽视精神文明建设的现象”(78)《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54页。。“在党内，忽视精神文明建设，忽视思想政治工作，就不可能有好的党风；在社会上，忽视精神文明建设，忽视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就不可能有好的社会风气。”“那种‘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资本主义哲学，那种不顾国格人格的奴才思想，就是危害社会主义事业的因素。”他告诫大家，当时比较普遍存在的忽视精神文明建设的现象“绝不是一个小问题，全党同志务必高度重视”(79)《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54、355页。。

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发生了政治风波，中央发出两种声音。当时担任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的陈云从休养地返回北京，召集中顾委常委会，明确提出“现在是关键时刻”,“要坚决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80)《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8页。。

四

陈云之所以在党和国家许多重要历史关头能够作出正确判断，坚定地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在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勇于担当，出色地履行党和人民赋予他的使命，作出重大贡献，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一是有坚强的党性原则。陈云始终认为“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即“每个共产党员，都要把革命的和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以革命的和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来处理一切个人问题，而不能把个人利益超过革命的和党的利益”(81)《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7页。。因此，当1933年进入中央苏区了解了毛泽东，在第二年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等17人组成主席团时，“陈云很希望毛主席能够继续当选为主席”(82)转引自金冲及、陈群主编：《陈云传(修订本)》(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49页。。遵义会议上，为了使中国革命走出绝境，他支持毛泽东；会后，百折不挠地执行决议。他“素来对王明是尊重的”(83)《陈云年谱(修订本)》(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386页。，但认为“要用实事求是的方法，以革命者的责任心去分清是非，弄清问题”(84)《陈云年谱(修订本)》(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479页。。“遵义会议推选从实际出发的毛泽东担任领导，才使中国革命出现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伟大转折”(85)曹应旺：《陈云对认识和解决根据地问题的贡献》，《党史博览》2020年第12期。，所以，他坚定地支持毛泽东的正确决策，坚持维护毛泽东的权威，宣传毛泽东思想。为了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在粉碎“四人帮”后，他积极推动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在后来的政治风波中，坚决拥护邓小平这个核心。

二是他坚守为民情怀。他认为，共产党的干部就是为人民服务的，要有正确的态度。他指出，“共产党的中央要决定的是这么多人的命运”，肩头责任重大，要对人民尽责，对得起他们。因此，“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共产党准备牺牲性命，还计较什么面子？把面子丢开，怎么样对老百姓有利就怎么办。如果强调面子，讨论问题时就会不客观，看问题就会有个人角度”(86)《陈云年谱(修订本)》(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480页。。因此，每个同志都要把心摆得非常正、实事求是。所以，陈云始终以革命者的责任心，实事求是提出意见建议，对事关党的事业、人民的利益的问题始终采取审慎的态度，始终强调“稳”。他在东北勇挑重担，拖着病弱的身体，在军事战略、根据地和经济建设方面取得圆满成绩，离开南满时仍然在反省自己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够格不够格”。1961年7月26日，陈云同江苏省委负责人谈农村问题时说：“现在老百姓的肚子还吃不饱，生活还那么困难，说明我们的工作还没有做好，还存在不少问题。应该说主要责任在中央，是我们中央的几个同志工作没有做好，我就是其中之一。”“全国人民把希望寄托于我们党的身上，我们有这样的责任，不能搞坏，搞坏了不是一个人、几个人的事，而是关系全国人民的得失。”(87)金冲及：《为党和人民事业学哲学用哲学——陈云学用哲学启示录》，《人民日报》2015年6月15日。这反映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切从人民利益和国家利益出发的思想。对人民，对党的事业、社会主义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和情怀，是陈云一再临危受命、殚精竭虑地解决棘手问题的原委。

三是不断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滋养，践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陈云在莫斯科期间，曾在列宁学校系统学习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并结合中国革命实际情况进行认真思索。陈云当时就琢磨人为什么会犯错误这个问题：如党内的一些领导人像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都是有学问的人，为什么还会犯错误？他联系自己的经历思考：过去自己也犯过错误，犯错误的重要原因是否是因为经验少呢？但一直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到延安，他就如何看待这些问题向毛泽东请教。得到的答案是，犯错误的重要原因是“思想方法不对头”(88)《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2页。，建议他读点哲学著作，学点唯物辩证法。他认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还把毛泽东从井冈山到延安写的东西都找来看，研究他处理问题的方法，最后得出结论，就是“行动上所以犯错误，原因在于对客观实际缺少全面的正确的认识”(8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陈云年谱(修订本)》(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605页。。要作出正确决策，必须有正确的思想方法。陈云多次回忆学习哲学对他的影响：“自从学习哲学以后，讲话做事才有了唯物论、辩证法，可以说终身受用。”(90)薄一波：《陈云的业绩与风范长存》，《人民日报》1996年4月10日。

怎样落实这个正确的思想方法，就是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使主观认识符合客观实际。实事，就是要弄清楚实际情况；求是，就是要求根据研究所得的结果，拿出正确的政策(91)《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8页。。“重要的是要把实际看完全，把情况弄清楚，其次是决定政策，解决问题。难者在弄清情况，不在决定政策。应该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去弄清情况，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来决定政策”(92)《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6页。。为了把“实事”看全面，陈云总结出了“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15个字的方法。“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是唯物论，“交换、比较、反复”是辩证法，合起来就是唯物辩证法(93)《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2页。。这一工作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的生动体现，贯穿始终的核心思想就是实事求是。每逢重大决策之前，陈云总要做大量切实而周密的调查研究，听取多方面意见，把事实真正弄清楚，以减少和避免认识客观事物的片面性。1933年9月，陈云到中央苏区红军兵工厂调研，到基层去找人谈话，了解情况，讲得越细越好。他只用了短短一个多星期，就取得了全厂全面的第一手资料。1947年2月，陈云在中共中央南满分局时专门谈了思想方法问题，他指出：“要少犯错误，就要避免片面认识。做到这一点的方法是交换、比较、反复。”(94)《陈云年谱(修订本)》(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605页。这是陈云首次提出“交换、比较、反复”的工作方法。新中国成立初期，他主持全国财经工作，任务极为繁重，但他每周都要抽出三个半天的时间到王府井百货大楼、前门大栅栏、天桥闹市、东单菜市场等地方去了解市场情况，深入了解城市居民的需求和供应情况，以及城乡交流的基本情况。为制定粮食定产、定购、定销的政策和解决农村市场问题，1955年上半年，他曾两下江南进行农村调查研究。1961年，陈云用5个月时间分两次到10多个省市进行调查，其中最突出的是这年6月到青浦县小蒸公社进行1个月的调查。七千人大会上，陈云再次强调使认识更加正确的几个方法，即“交换、比较、反复”，这是贯彻落实实事求是思想的办法。正由于陈云掌握科学思想的武装和正确的思想方法，他在对中国革命道路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探索中，不断深入研究中国的条件、特点和规律，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不断总结实践经验，解决问题能做到对症下药，作出的判断和决策比较科学与正确。习近平强调：“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不断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滋养，更加自觉地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95)《习近平关于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59页。要坚持学习掌握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方法，不断增强辩证思维能力，提高驾驭复杂局面、处理复杂问题的本领。

四是永远都在学习。陈云强调“学习是共产党员的责任”，学习是做好工作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一天到晚工作而不读书，不把工作和学习联系起来，工作的意义就不完整，工作也不能得到不断改进”(96)《陈云年谱(修订本)》(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312页。。在长期实践中，他坚持不懈地勤奋学习，因此不仅具备了很高的思想理论水平和解决问题能力，而且党需要他做什么就学什么。陈云曾说他从来没有想过当共产党还要做生意，只是想将来到上海或许可以再搞这一行。没有想到，在陕甘宁边区中央给的中心任务是做生意。他就“努力学会做共产党人的商人”(97)《陈云年谱(修订本)》(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444页。。辽沈战役胜利后，陈云领导接收沈阳，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解放区的同志只会当政治家、军事家，还不是企业家。我们干革命是内行，但办工厂是外行，这就需要向一切内行的人学习。”(98)《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7页。1979年，对于新出现的借外债搞建设问题，他坦言：“没有经验，应该逐项研究，积累经验。”(99)《陈云年谱(修订本)》(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285页。

陈云把学习作为指导工作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作为党的一项重要任务。他认为学习的内容有三个方面：一是总结经验；二是重大的时事和政治问题的学习；三是学习若干重要的理论问题(100)《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46页。。“我们是从事社会主义商业工作的，不能没有政治观点、群众观点和生产观点。商业工作，包括卖鸡、卖蛋，都有其政治意义。”(101)《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4页。经济中有政治，“商业部门的领导同志，一天到晚忙于非常具体的经济工作，对思想政治工作注意不够，这样就很容易产生事务主义。”(102)《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页。他提出“七分经济，三分政治”的口号，并说：“只要我们按照‘七分经济，三分政治’长期做下去，有可能保证工作不犯大错误。”(103)《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页。陈云主持全国经济工作，向来重视经济工作中的政治，重视对经济工作人员的政治教育，使他们具有战略眼光、全局观念。

陈云的成长轨迹及所作出的贡献是中国共产党成长史的缩影，反映了党成长、成熟的历程，展示了党的生命力、创造力与领导力，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成为百年大党的答案，而“在长达70年的革命生涯中，陈云同志为新中国的建立、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确立、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建立的功勋，党和人民将永远铭记”(104)习近平：《在纪念陈云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6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