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树群 黎日明

唯物史观既是观察社会的科学世界观，又是改造世界的科学方法论。马克思指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0页。。哲学要想保持永久活力，就必须“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0页。，并在解决现实问题中不断升华，真正成为审视社会现实、把握时代脉搏的利器。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形成了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优良传统，在“方法—现实”的互动下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曾形象地把方法比喻为过河的桥或船，他指出：“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如果“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3)《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9页。。毛泽东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唯物史观的高度对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方法论所进行的开创性探索和取得的重大成果，不仅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创立奠定了重要理论基础，而且为新时代推动国家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提供了根本遵循。

一、运用社会基本矛盾分析法揭示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动力源泉

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推动力。新中国的成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巩固和完善，都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辩证关系原理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人分析社会现象、处理社会矛盾的科学方法论。习近平强调：“只有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结合起来观察，把社会基本矛盾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才能全面把握整个社会的基本面貌和发展方向。”(4)习近平：《坚持历史唯物主义 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求是》2020年第2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通过改革推动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华民族实现了由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新时代我们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定型，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其内在根据都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及其规律，都归因于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和方法论的科学指引。

首先，社会基本矛盾是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根据。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研究人类社会历史特别是剖析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结构的基础上创立了唯物史观，揭示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推动社会形态更替的一般规律，实现了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革命，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列宁继承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发展基本规律的科学思想，并从理论上对矛盾和对抗加以区分，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对抗将会消失，但矛盾仍然存在。而斯大林则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是“完全适合”的。在我国完成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改造、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之后不久，毛泽东以其高超的哲学智慧洞察到社会主义制度需要一个逐步巩固和完善的过程，决定这一过程的内在根据就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毛泽东指出：“社会总是充满着矛盾。即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也是如此。”(5)《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64页。既然矛盾无处不在，那么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又是什么？毛泽东认为，“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6)《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4页。。其特殊性在于矛盾的性质和状况有所不同，这就决定了必须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对不适合或“相矛盾”的方面进行调整和改革，以达到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毛泽东由此提出了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科学命题。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事物矛盾运动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具体实际相结合创立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其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中探寻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科学方法和正确途径，成为了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理论的鲜明特征。

其次，社会基本矛盾是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动力。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96页。之后，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进一步指出：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了一定阶段，便和现存的生产关系发生冲突，“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页。。人类社会历史正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的推动下由低级向高级不断发展的过程。毛泽东坚持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思想并作出理论上的创造，他不仅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合称为“社会基本矛盾”，而且作出了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的科学判断。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社会的变化发展主要受制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阶级之间、新旧之间等矛盾的激化，正是“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前进，推动了新旧社会的代谢”(9)《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2页。。后来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毛泽东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角对矛盾问题加以审视并指出，列宁逝世后，苏联的辩证法运用少了，他们“只说社会主义社会的特点是‘团结一致，十分稳定’，不说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矛盾；说精神上政治上的一致，是社会主义国家强大的社会发展动力，不说社会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在社会主义时代，矛盾仍然是社会运动发展的动力”(10)《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3页。。这就明确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同时也指明了矛盾是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动力。1955年，毛泽东在和工商界代表的谈话中进一步指出：“生产力总要向前发展，同生产关系发生矛盾，这就推动着社会不断前进。”(11)《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90页。1957年，毛泽东指出，斯大林直到逝世前夕还是没有全面提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对矛盾，也“没有认识到这些矛盾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的基本矛盾”(12)《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911—912页。。由此可见，毛泽东在我国确立社会主义制度之后探讨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顺应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客观要求调整和改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体制和做法，充分体现了高度重视和有效化解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是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动力的科学思想。

最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构成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实践过程。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之间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本身构成一对矛盾，在“相矛盾”转化为“相适应”的过程中推动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关于社会主义制度需要完善的方面，毛泽东指出：“国家机构中某些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缺陷的存在，又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相矛盾的。”(13)《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5页。由于上层建筑具有相对独立性，其与经济基础相矛盾的方面不会随着经济基础的变革而立即发生变化，因而制度弊端的存在是难以完全避免的。在生产关系上也存在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方面。由于社会主义制度还处于幼年时期，生产关系还不够完善，在所有制、商品生产、价值规律、生产资料分配等方面都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与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相矛盾。承认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存在矛盾是坚持辩证法的基本前提，而问题的关键在于使它们从“相矛盾”转化为“相适应”，进而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各项制度，这是毛泽东研究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初衷。毛泽东明确指出：“仍然需要及时地发现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中的日常性质和特殊性质的矛盾，及时地加以调整。”(14)《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80页。对于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方面的调整和改革，毛泽东进行了一些理论探索和实践尝试。在政治制度方面，健全民主集中制，反对官僚主义，健全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在经济制度方面，统筹兼顾国家、生产单位和个人的关系；利用价值规律，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在经济管理体制改革中，重点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逐步下放权力。总之，社会主义制度正是在不断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过程中日趋巩固和完善的。

二、运用历史辩证法阐明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动态过程

唯物史观认为，人类历史是不断运动变化的过程。关于“历史过程论”，恩格斯曾指出：“现代唯物主义把历史看做人类的发展过程，而它的任务就在于发现这个过程的运动规律。”(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95页。“用‘历史唯物主义’这个名词来表达一种关于历史过程的观点。”(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60页。这就意味着唯物史观内在地包含着历史辩证法，它把人类历史视为一个运动变化的动态过程，正是这种历史过程构成了人类社会的前进发展。用辩证法的观点看，任何事物都有自己演化的历史，历史是事物运动和发展的动态过程，没有一种事物不是作为过程而展开的。以过程、演化的观点和方法来认识世界、研究事物就是历史方法，用来观察和解释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历史辩证法。可见，历史辩证法是唯物史观考察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方法，它揭示了社会发展过程和演化规律，对于科学认识社会和有效改造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于历史辩证法，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一文中明确指出，根本的方法就是“全面的历史的方法”，并且强调“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17)《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0页。。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历史的方法”就是历史辩证法，它是毛泽东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重要内容。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毛泽东同样运用历史辩证法分析阐明了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动态过程。这一动态过程集中表现为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继承性和历史前进性，融通了“过去—现在—未来”的大历史视野。

(一)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在推翻旧的社会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面临的重大历史任务。然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不仅要经历新民主主义的过渡时期，而且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后其巩固和完善也需要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这是因为那些“反映旧制度的旧思想的残余，总是长期地留在人们的头脑里，不愿意轻易地退走的”(18)《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50页。。这一客观事实决定了确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建立了社会主义各项制度，实现了中华民族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站起来”的伟大飞跃；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领导人民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一方面改造“反映旧制度的旧思想的残余”(19)《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50页。，另一方面进行“一化三改”，坚持改造生产关系和发展生产力并举，为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奠定了制度前提和物质基础。毛泽东认识到，“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有一个继续建立和巩固的过程”(20)《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6页。。而在巩固和完善新生制度中又必然经历长期和艰巨的历史过程，既在经济上面临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繁重任务，又要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同时还要积极应对各种外部压力。鉴于此，毛泽东指出：“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斗争，还要经过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21)《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8页。同时，毛泽东坚持历史的辩证法，既看到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长期性，又看到其历史必然性。毛泽东认为，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经过300多年的时间才发展到如今这样的水平，由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更为优越，“我们肯定在几十年内，至多在一百多年内，就可以赶上和超过它”(22)《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92页。。这充分体现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基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优势及其取得的发展成就而形成的高度制度自信。

(二)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要在承继历史的基础上创新

恩格斯认为，每一个时代的哲学“都具有由它的先驱传给它而它便由此出发的特定的思想材料作为前提”(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12页。。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也是如此，是在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进行创造，而不是离开历史条件随心所欲去创造。制度的创建是人类从事历史活动的产物，它既是当代人的活动，也是以往历代人活动的延续。如果不了解历史和不能正确对待历史，就无法正确把握现实，更无法准确预估未来。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而言，它的建立和完善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初期对国家制度的探索，奠定了确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根脉：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创立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对政权组织形式和法律制度建设进行了初步探索；抗日战争时期，建立了“三三制”的民主政权，并以参议会为最高权力机关，成立各级立法、行政、司法等机关；此后，我们党带领人民经历长期的制度建设的历史探索，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以及成立初期，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确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政体等政治制度的基础上，经过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终于使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得以确立。总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政党理论、统一战线理论等理论成果的基础上，经过长期实践探索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更需要继承这些丰厚的制度文明成果，在立足现实性和弘扬历史的继承性中开拓创新，不断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

(三)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契合历史发展趋势

马克思、恩格斯基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规律得出“两个必然”的论断，科学预测了未来社会的发展趋势，阐明了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增强了中国共产党人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念和信心。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和任何新生事物一样，它的完善和发展不会一帆风顺，但“社会主义一定要向共产主义过渡”，“就是到了共产主义阶段，也还是要发展的”(24)《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8页。。这种历史必然性除了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所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之外，还在于其自身的自我完善和自我革新能力，它会根据生产力的发展要求，适时改革各项体制机制中存在的弊端，促使社会主义制度完善和发展。因此，1962年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了对未来的设想：“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那又有什么不好呢？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25)《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2页。事实也如此，从毛泽东提出设想到现在不到60年的时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一球两制”的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引领世界发展的制度形态，以其真理和道义的力量推动着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这正是毛泽东所设想的“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可见，尽管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由于它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正义事业，因而这个过程是可预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更加成熟定型、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

三、运用群众路线方法凸显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群众—领导”主体合力

毛泽东继承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群众史观，创造性提出群众路线理论。群众路线作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引领着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不断取得新胜利。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中将群众路线提升到哲学方法论高度，使之成为我们党正确开展各项工作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毛泽东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26)《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9页。从主体层面上看，群众路线方法揭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主体和人民群众创造主体有机结合的二维主体结构。群众路线之所以成为中国共产党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是因为它内含着共产党与人民群众两种智慧和力量，通过双向互动而产生力量整合，形成“群众—领导”相融合的强大主体合力。在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问题上，毛泽东高度重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合力作用，形象地把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之间的密切联系比作“鱼水关系”，并且强调：“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巩固。”(27)《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92页。

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需要依靠“从群众中来”的主体自觉，必须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马克思认为，“在民主制中，国家制度本身只表现为一种规定，即人民的自我规定。在君主制中是国家制度的人民；在民主制中则是人民的国家制度”(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9页。。巴黎公社把这一理论付诸实践，集中体现为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了民主，实现了“由人民自己当自己的家”(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565页。。巴黎公社虽然失败了，但它奠定了人民创造和管理国家制度的理论基石。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创立和建设，就在于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能动性，汲取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指出：“国家机关实行民主集中制，国家机关必须依靠人民群众。”(30)《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7页。也就是说，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各项方针政策的制定和运行都是依据群众路线的方法进行的。从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形成过程来看，毛泽东把领导机关比喻为一个“加工工厂”(31)《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4页。，而“原料”就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领导机关的任务就是将群众的零碎性意见集中起来，加以分析和整理，进行提炼和升华，最终形成系统的意见，成为我们党决策施策的客观依据。如果脱离人民群众的生动实践，单凭主观想象和闭门造车，就难以制定出符合制度建设实际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之所以能呈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巨大的优越性，就是因为它“从群众中来”，由人民群众参与国家管理，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力，进而使人民群众的创造伟力充分融入到国家制度建设中。可见，人民群众参与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是一种自下而上的主体自觉过程，这一过程是“从群众中来”、向广大群众探求真理的过程，凝聚着人民群众的无限智慧和巨大力量。

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既要靠“从群众中来”的主体自觉，也要靠“到群众中去”的实际行动，从而形成“群众—领导—群众”的群众路线工作模式图。其中，中国共产党是带领人民群众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领导主体。我们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先后建立了符合人民根本利益的各项制度后，又积极到群众中宣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阐释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使人民群众认同和接受新生制度，自觉遵循各项制度并为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作出不懈努力。不仅如此，我们党还通过深入群众，在群众实践中不断验证这些制度安排的正确性和合理性，及时调整各项具体制度，将群众在实践中创造的行之有效的成功做法上升为制度。在这一过程中，共产党始终扮演着领导主体角色，如果离开共产党的领导，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将失去“主心骨”和“定盘星”，人民群众的行动也势必陷入一种盲目状态；人民群众始终扮演着创造主体的角色，没有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和有效实践，制度建设就无从落实、检验和发展。

总之，在毛泽东的视野中，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过程，就是坚持和实践“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方法论的过程，其中贯穿了集中民智、决策施策、试行推广、反馈调整等基本环节，这些环节始终离不开人民群众和中国共产党的双向互动。于是，人民主体和领导主体共同构成了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主体合力。在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过程中运用群众路线方法，就是要把握好我们党和人民群众的内在张力，实现两者的动态平衡与合力效应，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和人民群众的巨大创造力，为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不断注入新的活力。

四、毛泽东关于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方法论的当代价值

毛泽东关于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方法论，为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

首先，社会基本矛盾分析法深刻揭示了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动力之源，有助于科学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客观根据。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及其运动规律的理论阐述，创造性地回答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由于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情，在探索的实践中难免会出现一些失误，如试图建立一种公有化程度很高的生产关系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不过由于其超出了生产力的实际水平，因而在一定程度上阻滞了生产力的发展。但是这些失误并不是因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本身有什么问题，而是在实践层面出现了偏差，这反而更加证实了理论的科学性，无论对于改革开放还是全面深化改革都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改革浪潮，破除了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僵化体制机制，引起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深刻变革，这也是由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决定的。全面深化改革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战略布局，其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习近平指出：“我们提出进行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适应我国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变化来推进社会发展。”(32)习近平：《坚持历史唯物主义 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求是》2020年第2期。现在我们所进行的各领域各方面体制改革，就是要在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进行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改革的过程中不断推动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和发展。全面深化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这是因为社会基本矛盾总是处于不断的运动中，旧的矛盾解决了又会出现新的矛盾，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正是在这种矛盾运动中得以更加成熟和更加定型。因此，全面深化改革不是随意而为，它的提出和持续推进是以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为依据，也就是遵循了社会基本矛盾分析方法，是合乎客观规律的实践过程。

其次，历史辩证法科学阐明了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连续性和阶段性相统一的动态过程，有助于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现实和未来之间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发展历程。习近平指出：“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3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67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是中国历史在新的社会条件下的延续。这一制度是从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悠久历史中继承而来，是从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新中国成立70多年、改革开放40多年的艰辛探索和实践创造中积累而来，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迈向辉煌的未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现实和未来是一脉相承的，任何一个时期都不能任意割裂，否则将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陷阱。正如不能将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割裂或对立起来一样，因为这两个历史时期在本质上是完全一致的，都是党领导人民对社会主义的实践探索，不能因为社会主义实践出现曲折而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成就，不能抹煞其为后来党领导人民进行改革开放而提供的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此外，从历史、现实和未来的相通性来看，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继承历史的同时，也从阶段性和连续性的结合中整体擘画现实和未来发展的蓝图。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从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2035年和新中国成立100年三个时间节点规划了坚持和完善国家制度、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三步走”总体目标：第一步是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上取得明显效果；第二步是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第三步是全面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巩固、优越性充分展现(34)《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22—23页。。这表明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建设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动态过程，不会一蹴而就，更不能一劳永逸，需要有历史视野和坚定信念，在历史过程的推进中稳步有序完成每一阶段的任务，确保总体目标落地见效。

最后，群众路线方法更加凸显了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主体力量，有助于充分彰显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建设中党群共建共治的合力效应。群众路线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唯物史观所作出的原创性贡献，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凝结了马克思主义科学认识论的智慧结晶，为持续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展提供了方法论指导。“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领导同群众相结合”(35)《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0页。，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建设必须始终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论原则，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重要基础。一方面，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建设必须集中人民群众的丰富智慧。坚持和完善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方针政策归根到底来自于人民，是在人民群众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只有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认真总结人民在实践中创造的成功经验和做法，才能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坚持和完善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建设的具体方案，才能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遵守制度、贯彻制度的自觉性，才能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价值需求，让人民群众共享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建设所创造出来的丰硕成果。另一方面，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建设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充分发挥党在革命、建设、改革长期实践中形成并不断发展着的动员群众、组织群众的优良传统和显著优势，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完善和发展。面对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艰巨任务，只有不断加强和改善党的全面领导，加强和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方位提升党的领导力、引领力、组织力和号召力，才能形成坚持和完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巨大动能。把党的领导主体、人民群众的创造主体有机嵌入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建设中，能够有效提高党群共建共治的合力效应，完成新时代赋予的伟大使命。

综上所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历经奠基、开创、确立等发展阶段，进入了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新时代，彰显出无可比拟的显著优势。究其根源，毛泽东带领党和人民在制度建设实践中创造性地运用唯物史观的科学方法论，奠定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方法论根基。新时代坚持和完善国家制度并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从毛泽东关于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方法论中汲取丰厚的思想养料、借鉴宝贵的历史经验；同时，把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同新时代中国制度建设的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继续深入研究和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使之成为新时代党领导人民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锐利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