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晓波

一、引 言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要“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成为全会一个突出的亮点。(1)郭声琨：《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人民日报》2019年11月28日。“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对“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做出进一步丰富与完善，是将社会治理的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社会治理效能，从而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提供持久保障。2018年6月，中央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同志在中国延安干部学院首次提出了“市域社会治理”的概念，并从中央层面就实现“市域社会治理理念体系能力现代化”进行战略部署。(2)陈一新：《新时代市域社会治理理念体系能力现代化》，《社会治理》2018年第8期。“市域社会治理”作为国家治理在层级体系的特定表达，既有国家治理“总体要求”的规范性，又有市域社会治理“自选动作”的独特性，是极富理论性与实践性的战略命题。习近平总书记曾明确指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关键在体制创新，核心是人。(3)习近平：《推进中国上海自贸区建设 加强和创新特大城市社会治理》，人民网：http://cpc.people.com.cn/n/2014/0306/c64094-24541425.html。社会治理体系是社会治理赖以运行的制度基础，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在于制度创新。(4)周庆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在制度》，《领导科学论坛》2014年第12期。构建现代化的市域社会治理体系是实现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前提。由于市域社会治理从提出到写入全会报告历时不长，学术界的相关研究尚未完全启动，有必要从学理上对“市域社会治理体系”的科学内涵进行理论阐释和解读，从而为“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行动提供智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