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飞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社会联系、交往等日趋紧密、多样、复杂。我国基层农村社会空间不断开放，信息交流不断加剧，基层农村民主权利的诉求也正日益高涨。为有效推进农村基层的民主法治建设，完善乡村治理机制，特别需要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地位和作用，充分探究农民权利的表达与实现途径，从而切实推动农村治理从自在走向自觉，走向善治，这已经成为探索农村基层治理机制创新的关键所在。

浙江作为我国沿海发达省份，市场化、开放化程度较高，民营经济最为发达。根据毛丹教授的研究，浙江乡村与国家的关系大体经历了“行政化”“半行政化”和“以村民自治为基础的共同治理”三个阶段的发展。“以村民自治为基础的共同治理”则是“村组法”正式实施以后呈现出的国家与村庄关系的新趋势。(1)毛丹：《浙江村庄的转型与前景：三个关系维度》，《中华读书报》2008年11月12日。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基层民主建设和农村治理机制创新取得显著成就，特别表现在以下两方面：(1)在村民自治中创造了大量行之有效的形式与方法，其中许多做法，例如在民主恳谈和民主监督方面的做法，在全省乃至全国得到广泛推广。在今天的浙江农村，村民自治已成为乡村公共政治生活中一项得到农民普遍认同的、充满生命力的基层治理制度。(2)切实维护并促进了农民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使他们能够在村民自治这一制度平台上，摆脱各种行政干预和管制，充分参与基层公共事务的管理，有力地协调了各种矛盾关系，维护了基层社会的和谐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