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关于对美斗争的六则论断及其启示

戚义明在《党的文献》2020年第6期撰文指出，早在解放战争时期，由于美国政府支持蒋介石打内战，我们党就进行了坚决的对美斗争。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又先后经历了抗美援朝战争、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中美关系正常化等重大事件和重大斗争。在此过程中，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的毛泽东，作出一系列有关对美斗争的重大论断，包括“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战略上要轻视它，战术上要重视它；美帝国主义“手伸得太长”，成为“套在脖子上的绞索”；美帝国主义制造国际紧张，反而使世界人民“得到教育，得到锻炼”；要“破除对西方的迷信”，去掉“亲美、崇美、恐美”病的影响；要善于“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不要着急”，要“两条腿走路”，“用点脑筋，有所分析”等。回顾这些重要论断，对于我们今天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妥善应对中美关系变化、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具有积极借鉴和启发意义。当今世界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不断壮大势不可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定步伐势不可挡，时和势均有利于我。对付各种形式的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既要增强信心，又要保持耐心；既要发扬斗争精神，又要增强斗争本领，最大限度维护我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面对中美战略博弈和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我们应该具有从容应对的底气和定力，我们仍然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矛盾分析法，坚定团结多数、孤立少数。在国际斗争中，我们要围绕国家核心利益坚持原则，同时要讲究策略，坚持两手准备、两条腿走路。

毛泽东“两手对两手”策略思想

胡映兰在《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年第11期撰文指出，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次取得的反侵略战争的全面胜利，极大地增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和自信心。由于历经长期战争浩劫，中国人民无不热切盼望和平与民主的到来。然而，战后的中国上空仍布满战争的阴云。在此历史关头，敢不敢斗争、敢不敢胜利以及怎样斗争、怎样胜利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必须回答的问题。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毛泽东提出了“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即以革命的两手反对反革命的两手。毛泽东“两手对两手”策略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策略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其理论精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认识和把握：从认识方面看，毛泽东把革命策略的重要性提到决定党的生死存亡的高度。从制定方面看，毛泽东反复强调必须根据政治形势、阶级关系和实际情况及其变化来制定党的政策和策略。从执行方面看，毛泽东特别强调要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中国共产党人成功地运用“两手对两手”革命策略，针锋相对，坚决捍卫人民抗战胜利果实，尽一切可能为争取国内和平而斗争，以革命战争坚决彻底粉碎国民党的军事进攻，在短暂的四年时间里，最终打败美蒋反动派，取得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充分彰显了“两手对两手”策略思想的实践魅力。“两手对两手”策略提出距今已70余年，虽时代已发生巨变，但毛泽东“两手对两手”策略思想所蕴含的哲学智慧及实践经验，仍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毛泽东的文化自信

雷家军在《理论学刊》2020年第6期撰文指出，文化自信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内涵，毛泽东的文化自信在近现代中国精神发展史上具有突出的地位。文化自信可以依据不同的思想理论，但只有建立在科学的思想理论基础之上的文化自信才是有力量和可持续的。毛泽东一生始终不渝地以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理论指导，作为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文化自信的精神旗帜，让中国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化自信始终闪耀着真理和道义的思想光芒。毛泽东坚信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动力，坚信人民群众是文化繁荣的主体，坚信知识分子与劳动群众结合是文化发展的关键。将文化事业和文化发展的信心和动力建立在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之中，这是他作为中国近现代伟大的人民领袖一生最厚重的文化底色和最鲜亮的文化特色。毛泽东对辉煌灿烂的中国古代历史文化，既有辩证的分析和全面的认识，更有复兴的信心和使命的担当。他的文化自信是建立在悠久的中华民族优秀历史传统基础之上的。毛泽东的文化自信具有广阔的世界视野和深邃的辩证思维，它将阶级性、民族性和时代性相统一，将真理性、价值性和思想性相统一，是当代中国文化自信的灵魂和动力。

毛泽东战略意志的独创性理论特质

毕京京在《毛泽东思想研究》2020年第6期撰文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战略意志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重要精神力量。其中，毛泽东的战略意志具有划时代实践伟力，引领我们党和人民独立自主、不屈不挠，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丽史诗。毛泽东的战略意志具有独创性理论特质，突出表现为星火燎原的坚定信念、改造世界的雄心壮志、敢于斗争的英雄气概、愚公移山的顽强毅力、忍耐持久的沉稳气度、“两个务必”的自警自励等。中国共产党人的战略意志，可以说就是以星火燎原为标识的信仰之志。毛泽东年青时就树立改造世界、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的雄心壮志，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无所畏惧，又敢打必胜。他号召中国人民以不怕牺牲、排除万难、争取胜利的顽强毅力，自信自强、冷静从容、沉稳克制及内心刚强坚毅地开展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他提出“两个务必”，警醒广大党员干部“赶考”永远在路上，必须不忘初心，勇于自我革命。毛泽东的战略意志具有哲学方法论启迪，注重在把握知行统一、矛盾法则、人民情怀、开拓创新、战略智慧和历史合力中去实现战略意志。它是中国共产党战略意志的光辉典范，也是中华民族乃至人类历史上的旷世丰碑，彰显着丰富的现实价值。

毛泽东为人民服务思想

黄显中、刘东旭在《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撰文指出，毛泽东在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不仅提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命题，而且确立了共产党人为人民服务的生存方式。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命题，确立党与人民、人民与利益的对象性关系，确证的是党参与人民利益实现的对象性活动。缺少对前者对象性关系的领会，为人民服务难免发生质变；缺少对后者对象性活动的领悟，为人民服务必然踏空蹈虚。为人民服务的感性对象性活动，也就是“在之中”守护党的初心；共产党人“在之中”守护初心，就是“在之中”素位为人民服务。素位为人民服务构成共产党人的生存方式，并以“在之中”的生存结构为基础。共产党人“在之中”为人民服务，领悟为人民服务的存在方式，形成“完全”与“彻底”为人民服务的生存情态。“完全”与“彻底”为人民服务的生存情态，不仅蕴含为人民服务从“无”到“有”的冲动，而且为人民服务“在之中”显现为“领先”。共产党人“完全”为人民服务，从动机、效果上领先，实现成己成物成人。在守护初心之中为人民服务，既确证“在之中”的生存空间，又指引为人民服务的生存时间。时间延绵永续、不绝流转，为人民服务终生不辍、世代相传，构成共产党人永恒的生存方式。新时代坚持和弘扬毛泽东为人民服务思想，就是要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中生存。

《毛泽东选集》中“陕北肃反”注释修订的历史变迁

魏德平在《苏区研究》2020年第6期撰文指出，《毛泽东选集》关于“陕北肃反”注释的确立和修订，呈现出鲜明的政治指向。新中国成立后，1953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关于“陕北肃反”注释，基本以西北高干会颁布的《中央关于一九三五年陕北（包括陕甘边及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为权威依据，强调了“左倾机会主义”代表人物朱理治、郭洪涛在肃反中的责任，肯定了刘志丹、高岗作为中共西北党史“正确路线代表”的政治地位。“高饶事件”后，高岗作为西北高干会树立起来的“正确路线代表”政治地位彻底坍塌。随后，高岗的名字在公开出版的《毛泽东选集》“陕北肃反”注释之中被隐去。“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多次强调对党史问题要“宜粗不宜细”，并依据此精神形成了中共中央重新处理“陕北肃反”争议问题的中共中央〔1983〕28号文件。1991年新版《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关于“陕北肃反”注释根据上述政治要求和认识，进而隐去了原注释朱理治、郭洪涛的名字。《毛泽东选集》“陕北肃反”注释人名“显”与“隐”之间的变化，反映出中共中央在不同时期对党内重大争议历史问题处理认识的发展，也揭示了学术研究和政治定性之间的微妙关系。

毛泽东“中西结合”的中医药发展思想

肖圣鹏等在《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撰文指出，毛泽东的中医药发展思想受中国传统文化及其思维方式的影响，并在个人对中医药临床实践的经历和革命与建设实践对中医药的需要中得到深化：古籍文史中的中医药医案为毛泽东的中医药思想形成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传统文化对他的中医药发展思想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传统文化中的辩证思维上；毛泽东有多次用中医药治疗自身疾病、见证中医药治疗身边战友疾病的经历；革命时期人民军队艰难的卫生医疗工作环境决定了毛泽东重视中医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我国人民的健康主要是依靠中医药。毛泽东的中医药发展思想集中表现在如何处理中西医关系上，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战略性和前瞻性的思想。在卫生事业中的重要性上，确立“团结中西医”的卫生工作方针。毛泽东把“团结中西医”作为三大卫生工作方针之一，明确了中医药在新中国卫生事业中应有的作用和地位。在临床应用上，提出“中西医结合”思想。毛泽东认为，西医要学习中医，中医要学习现代医学技术，中西医要密切合作，在应用现代医学技术和继承发扬祖国传统医学基础上，走出一条符合我国国情的新医药学发展之路。在科学性上，提出中西医并驾齐驱的思想。毛泽东的中医药发展思想对增强中医药文化自信、提高中西医结合水平、让中医药走向世界等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毛泽东早期的财政思想研究

甘小武、朱华雄在《财政监督》2020年第6期撰文指出，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开始率领共产党远离大中城市，选择比较偏僻的乡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先后在井冈山和赣南闽西建立农村根据地。长征后，陕甘宁边区建立。由于这些革命根据地地处乡村，生产力低下，加上国民党的军事围剿和自然灾害，所有根据地的经济基本上都非常困难，根本无法满足军民的物资需要。在这种背景下，毛泽东看到了发展经济对于战争胜利的重要性，亲自带领根据地的军民发展生产，开展经济建设，保障了战争的军需民用。在此过程中，形成了毛泽东早期的财政思想。毛泽东的财政思想具有鲜明的战时财政思想特色，在指导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中无疑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毛泽东的财政思想，具体分为经济是财政的基础、财政收入取之于民造福于民、财政收入依靠自给自足、发展公营经济、发行公债支持经济建设、合理分配量能负担、建立财政预算制度、加强预算管理、厉行节约、初步界定了政府财政的目标与职责等七个方面。毛泽东早期的财政思想作为其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的一个部分，在革命战争时期，指导了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建设，帮助根据地渡过了经济困难，为当时的革命战争取得胜利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毛泽东的财政思想已经成为现代财政学的重要思想基础，成为指导当今财政工作的基本方针，对于今天构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提升国家治理能力、推进财政改革和政府机构改革、建设现代财政制度和政府制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毛泽东的中华民族观

瞿林东在《史学史研究》2020年第4期撰文指出，毛泽东中华民族观，是指毛泽东对中华民族的认识与论述，以及这一认识与论述在实际运用中的理论提升。毛泽东中华民族观包含两个部分，一是关于中华民族之整体特质的认识和阐述，一是关于中华民族之某些方面突出特点的认识和阐述，合而观之，实为一完整的理论体系。毛泽东的中华民族观形成于伟大的抗日战争时期，并贯穿于其后的革命与建设时期，而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论述尤为突出。毛泽东中华民族观的产生，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现实的根据。首先，毛泽东中华民族观源于毛泽东对中国历史的敬重。毛泽东对中国历史的崇敬和重视，具有非常的高度和深度。其次，毛泽东中华民族观源于毛泽东对中国现状的洞察。毛泽东作为一个革命者，一个革命运动的领导者，历来强调对于中国社会现状的了解，强调调查研究的重要。再次，毛泽东中华民族观源于毛泽东对民心民情的关注。最后，毛泽东中华民族观源于毛泽东对国际形势的正确判断。这个判断是建立在对近代中国社会矛盾的认识之上的。毛泽东中华民族观的历史意义，一方面表现在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支撑，对抗日战争的胜利发挥了指导作用。一方面表现在对中华民族作为中国各民族共同体的现实存在及其伟大精神的熔铸提供了重要思想基础。毛泽东中华民族观具有丰富的内涵、深厚的根源、完整的理论体系和重要的历史意义，是新时代进一步凝聚、提升中华民族意识的思想基础。

“鞍钢宪法”蕴含的毛泽东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

尹胜在《现代哲学》2020年第6期撰文指出，毛泽东在命名“鞍钢宪法”之前一个多月，曾认真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结合“大跃进”以来的实践，深刻思考了社会主义的建设道路和方法，在批注和谈话中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管理作了很多论述，“鞍钢宪法”实际上就是对这方面思想的提炼和升华，当然这都是以苏联为参照、结合中国实践探索而凝练出来的。因此，从《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可全面透析出“鞍钢宪法”的产生逻辑，及其蕴含的毛泽东关于企业管理中实践群众路线和人民民主权利的思想，可以说“鞍钢宪法”是毛泽东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观点的重要探索成果。毛泽东对苏联的政治经济学进行了批判性学习，指出，“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即全民所有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集体所有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这也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这方面是大有文章可作的”。“两参一改三结合”就是这种探索的制度成果。其次，毛泽东批判了苏联的“一长制”，提出坚持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的同时，大力发动群众参与技术革命和企业管理。再次，在企业管理中，毛泽东强调的是用共产主义理想教育人民，不能单纯地采用物质激励，讲“政治”讲的是通过思想政治教育以引导人民建立正确的利益观。最后，“鞍钢宪法”蕴含了毛泽东的“人民民主权利”思想。

《实践论》及其版本研究的当代价值

桁林在《学术界》2020年第12期撰文指出，《实践论》是毛泽东思想确立的重要标志，在毛泽东思想以及毛泽东思想形成过程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实践论》有三个标志性版本：第一个版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训练部翻印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出版年代不详），记录的是“1938年4至6月在《抗战大学》第6至8期连载的内容，讲授时间是1937年7、8月间”；第二个版本（1950年版本）是最后定本，保留至今；第三个版本，就是目前大家都在寻找的从提纲到成文的过渡本，它对于描述《实践论》形成史乃至于毛泽东思想形成史都非常重要。实践的观点在1978年真理标准讨论中再次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完成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和党的工作重心转移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力。《实践论》和实践的观点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反对教条主义，不仅要从实践层面釜底抽薪，还要从认识层面加以克服，否则，旧的教条主义去了，新的教条主义还会产生。从根本上讲，实践论和辩证法是一个铜板的两面，二者并行不悖，相辅相成，这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大问题”。如果允许试错（即实践），它不就是辩证法吗，实践即辩证法；如果不允许试，不允许闯，搞唯我独尊，不搞百花齐放，实行的就是教条主义。前者使得我们的道路越走越宽，后者使得我们的道路越走越窄。

毛泽东题词与马克思主义大众话语建构及其当代启示

唐棣宣、张静在《宁夏党校学报》2020年第6期撰文指出，革命建设时期，毛泽东审时度势，通过为重大事件题词，明晰革命基本形势与主要任务，把握建政和建设的基本要求与总体目标，建立起马克思主义与时代问题的关联，明确了马克思主义大众话语的出场语境，指明了人民群众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着力点，促成了革命的最终胜利和建设的初步成效。通过对重要事物，诸如党报党刊和党政军干部学校等题词，密切贴近人民群众实际，把握意识形态工作主导权，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强化马克思主义大众话语的作用机理。通过为特定人物题词，彰显马克思主义大众话语的实践主体。毛泽东题词是反映毛泽东思想发展轨迹和价值理念指向的文化符号，具有重要的政治功能，其中之一就是以言简意赅、生动活泼的话语形式，将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政治理念和路线方针政策有效传达给人民群众，使深刻抽象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与人民群众相结合。新时代建构具有中国特色、风格和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大众话语，就要准确把握历史方位、牢牢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始终坚持人民群众主体地位并不断丰富话语形式，以此推进人民群众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毛泽东法治思想探析

柯新凡在《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0年第10期撰文指出，毛泽东始终将法治建设作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一个重要问题来思考。但一直有人认为毛泽东重视人治、轻视法治，“毛泽东是法律虚无主义者”，这些观点既不符合客观事实，也不符合毛泽东个人法律认识的本意。澄清“毛泽东是法律虚无主义者”这一谬论，对我们正确理解和全面把握毛泽东的法治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建设时期始终追求法治进步、探索中国法治道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主持制定了很多保护农民权益、巩固政权的法律制度，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提供了法治保障。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领导制定社会主义性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开启了建设法治国家新征程。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在擘画社会主义建设蓝图时，始终把法治建设作为重要一环。他高度重视法律的制定和完善、强调人人都要遵守法纪、注重依法惩处和教育改造。毛泽东法治思想的核心主旨包括四方面的内容：高度重视立法工作，始终秉持人民性立法原则；历来主张严格执法，始终坚持以保障人权为法治目标；高度重视独立司法，坚持司法为民的价值取向；始终坚持人人守法，追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