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应旺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如不从思想流派而从事业载体角度看，最突出的表现在中医文化和治水文化两大方面。中医文化以中医医道、医术和中药为载体，面对的是人的生命之内的身体状况和精神状况，探讨和解决的是人的身体健康问题，即预防疾病和治疗疾病的问题。治水文化以治水之道、治水技术和治水工程为载体，面对的是人的生命之外的决定生命存续的生活和生产的根本条件，探讨和解决的是防治水患和开发水利的问题。

治水文化与中医文化一样，是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中一个突出的珍贵品，是中国历史遗留给后代的好东西。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治水文化的传承，不仅集中体现在对大禹以来治水事业和治水精神的传承上，还体现在由治水到治国的理念的传承上。

一、对大禹以来几千年治水事业的传承

中华民族悠久而丰富的历史，从一定的意义上说是一部生动而光辉的治水史。中华民族的治水传统，是一个极其优秀的传统，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传统。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就表达了这样的认识：“从新民主主义开步走，为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子孙打下万年根基，‘其功不在禹下’。大禹治水，为中华民族取得了福利，中国科学家的努力，一定会比大禹创造出更大的功绩。”①《周恩来选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0页。中国共产党人充分肯定大禹及其后先贤们的治水活动为中华民族取得福利、打下根基的功绩；立志向大禹学习，继承大禹、超越大禹，作出不下于大禹的贡献，创造出比大禹更大的功绩。

（一）中国历史上对大禹治水的记载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文献对大禹治水及夏王朝的历史有明确的记载。

《尚书·大禹谟》中，舜称赞禹有“地平天成”之功，即是指大禹平治水土使天下万物得以有成。舜还夸奖道：“来，禹!降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贤。克勤于邦，克俭于家，不自满假，惟汝贤。”舜从大禹治水的成功之道中感受到大禹出众的品德和才能。

《论语》中有五次提到禹，称赞禹“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孟子·滕文公》上篇写道：“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尧独忧之，举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此处既介绍了大禹治水的背景、治水的方法，还介绍了大禹治水之后“中国可得而食”的成就。《孟子·滕文公》下篇介绍：“洚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驱蛇龙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险阻既远，鸟兽之害人者消，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这里介绍了大禹治水疏河道，导水入河归海，也随之驱蛇和鳄鱼到草泽，老百姓可以回到平地上安居了。

司马迁《史记·夏本纪》中，禹的生平事迹就是根据先秦典籍和当时民间传说写出来的。司马迁笔下，禹的父亲鲧是一位治水探路者。“帝尧之时，洪水滔天”，浩浩荡荡，漫山遍野，“下民其忧”。帝尧到处访求能治水的人，群臣推荐用鲧治水。鲧采用水来土挡的办法治水，“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舜“视鲧之治水无状”，诛鲧；推举鲧之子禹继续鲧的治水之业。禹伤先人父鲧功之不成受诛，“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禹采用疏导的办法治水，“决九川致四海，浚畎浍致之川”，终于获得了成功。《史记·河渠书》称赞大禹治水：“九川既疏，九泽既洒，诸夏艾安，功施于三代。”

（二）大禹之后，历代王朝对治水事业的发展

大禹之后，华夏各个朝代都以治水为经国济民、治理天下的大事。春秋战国时各诸侯国都重视治水。楚庄王的令尹孙叔敖在河南商城、固始修建了期思陂，在安徽寿县修建了芍陂，在安徽霍丘修建了阳泉大业陂，在湖北境内修建了云梦通渠等。孙叔敖主持朝政，“授民以时，宣导川谷，陂障源泉，堤防湖浦，收九泽之利”，深得人民爱戴。魏国邺令西门豹发动当地人民开了十二条渠道，引漳水灌田。结果“魏大于三晋”“民人以给富足”。秦国治水成就最为显著，李冰和郑国是两位著名的治水人物。据《史记·河渠书》记载：“蜀守冰凿离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浸，百姓飨其利。至于所过，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畴之渠，以万亿计，然莫足数也。”郑国渠“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复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秦国的富强从经济基础上看就是因为蜀有都江堰，关中有郑国渠。这也是秦国得以扫灭六国、统一中国的基础性原因。秦之后，治水最为突出的是汉朝和唐朝。汉武帝时国力强盛，治理黄河决口，“梁、楚之地复宁，无水灾”是其重要原因之一。唐太宗在工部设水部郎中和员外郎，在京师设都水监，并制定《水部式》以法治水。他在位20多年，全国兴修的重要水利工程共有20多处。这是出现后人交口称赞的“贞观之治”的条件之一。

中国历史上治水可分为防洪、通航、灌溉三大方面。为防止洪涝灾害，中国先人采取了许多手段，最主要的是疏浚河道、修筑河堤。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黄河大堤，始于东晋时期的荆江大堤，开创于东汉时期的江浙海塘，都是巨大的水利工程。

舟船是古代主要的交通运输工具。中国先人不仅利用天然的黄金水道发展交通运输，而且还开凿了人工河以便利粮食调运，便利“楚材晋用”。从春秋时期开始，经历隋唐到元明清完成的京杭大运河，把东西走向的江、淮、河、汉通连了起来。秦始皇时期建成的广西灵渠，沟通了长江和珠江的水系，扩大了我国内河航运的范围。

为解决干旱问题，中国先人很早就修建了技术水平很高的灌溉工程。四川的都江堰，造就了著名的天府之国；黄河河套灌区，创造了塞外江南的奇迹；新疆的坎儿井，使冰雪融化后的潜水能通向农田。

到目前为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持评选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我国入选的已达23项，其中包括安徽寿县芍陂、陕西泾阳郑国渠、宁夏引黄古灌区、都江堰、灵渠、龙首渠。我国是世界上灌溉工程遗产类型最丰富、分布范围最广泛、灌溉效益最突出的国家。

（三）中国共产党人对大禹治水事业的传承

中国共产党人对大禹以来中华民族几千年治水的历史，有着深刻的认识。周恩来是一位突出代表。新中国成立刚刚两个月，周恩来接见各解放区水利联席会议部分代表时说，古代的人，传得最多最久的便是治水的大禹。他的形象最大，最受后人颂扬。1955年11月2日，周恩来说，中国历史的特点，水利是大事，是中华民族的大事。任何朝代均以能否治水来衡量是否能得民心。1964年6月10日，他又指出：“我们中国治水已有二三千年历史，广大人民群众要治水，过去封建帝王和奴隶主也要治水，否则，他们的统治就要垮台。”①《周恩来与治水》，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5页。

中国共产党人站在几千年中国历史的基础上对水利的作用更是有着深刻的认识。早在1934年1月毛泽东阐述中央苏区经济政策时，就提出了“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的著名命题。新中国成立后，他发出了“一定要把淮河修好”“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南水北调”“保证遇旱有水，遇涝排水”“兴修水利，保持水土”等一个又一个治理、开发、保护江河的战略号召。周恩来自担任国家总理之日起，一直特别关心水利这件事。为什么要下大力治水呢?他说：“这是关系人民生命的大事，我虽是外行，也要抓。”周恩来认为水利工作是直接为人民服务的工作；是开路的工作；和各方面都有关系，必须要搞好②《周恩来与治水》，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59、234页。。继毛泽东、周恩来之后，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都重视从战略高度认识中国水利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多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造的系统而宏大的水利工程，堪称史所罕见、举世瞩目，为改变中国落后的经济面貌发挥了奠基的作用。

最先修建的是治淮工程。1950年夏淮河发大水，有的地方灾民和蛇都逃到树上，有的灾民因此被蛇咬死。毛泽东接连写了四封批示信给周恩来，要求秋初即开始动工治淮。周恩来开治淮会议，发治淮决定，建治淮机构，定治淮规划，调治淮所需，直接主持治淮工作。除修堤外，上游修水库，中游建润河集蓄洪分水闸，下游开辟入海水道，经过一年时间完成了治淮第一期工程，为新中国如何治水初步积累了重要经验。

为治理海河流域，20世纪50年代初动工修建官厅水库。50年代后期开始动工修建十三陵水库、怀柔水库、密云水库、岳城水库、岗南水库、黄壁庄水库等。修建十三陵水库时，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都去参加了劳动，周恩来曾三次到工地劳动。修建密云水库从选址到建成，周恩来曾七次去考察。60年代海河流域先涝后旱，为此修建了一大批除涝工程和井灌工程。

为治理开发保护黄河，上游修建了龙羊峡、刘家峡、黄河源、公伯峡等水电站；中下游修建了万家寨水利枢纽、三门峡水利枢纽、小浪底水利枢纽，为保证黄河安澜发挥着巨大作用。

为治理开发保护长江，最先修建的是荆江分洪工程、葛洲坝水电站，继而修建了集防洪、发电、航运等功能于一身的三峡水利枢纽，接着又在长江上游金沙江上修建了溪洛渡水电站、向家坝水电站、乌东德水电站，在建的还有白鹤滩水电站。长江上修建的这些水电站，不仅三峡装机容量排世界第一，白鹤滩、溪洛渡、乌东德、向家坝水电站从装机容量上看也都是名列世界前十的大型水电站。

为改变水资源分布不平衡、北方缺水的问题，决定兴建宏大的南水北调工程。东线从扬州附近的长江调水，苏北、山东、河北等地已用上了长江水。中线从汉江丹江口水库调水，北京市居民已喝上了通过丹江口水库调来的汉江水。西线调水正在筹划之中。

除黄河、长江、淮河、海河之外，珠江、松花江、黑龙江、塔里木河、雅鲁藏布江、怒江、澜沧江等治理开发保护都取得了重要成就。水利工程遍布中华大地，许多都是集防洪、发电、灌溉、航运、养殖于一身的五利俱全的优秀工程。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所取得的治水成就，完全可以告慰自大禹以来的先人们。中国共产党人是当之无愧的禹的传人。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取得并将进一步取得“其功不在禹下”的治水成就。

二、对大禹以来治水奋斗精神的传承

大禹治水所以获得成功，与他的奋斗精神密切相关。为弘扬大禹治水的奋斗精神，纪念大禹治水的功德，中华大地有以禹的名字命名的禹县、禹河、禹城，许多地方都有祭祀大禹的建筑物。开封建有禹王庙、水德祠，供大禹铜像，颂扬大禹精神。涂山山顶建有禹王庙，历代文豪曾到庙内朝拜，留下了许多讴歌大禹的诗文碑刻。荆州建有禹王宫，在高大而肃穆的大禹像前，人们不禁想到对万里长江最险的荆江治理的责任。建立在都江堰的禹王宫，仿佛在昭示人们：禹的事业，代代有传人。

大禹治水，在中国代代有传人。中国许多地方不仅有祭祀大禹的遗迹，还有祭祀大禹之后治水英雄的遗迹。如孙叔敖死后，期思陂盖了“楚相孙公庙”，安徽芍陂建有孙叔敖祠，表达了人民对他的怀念。李冰父子修建的都江堰，不仅当时取得了社会效益，而且千古受益，以至于今。为纪念李冰父子，后人在都江堰附近，建造了伏龙观、二王庙，供奉李冰父子的塑像。

大禹治水的奋斗精神，表现在哪些方面?中国共产党人是怎样传承这种精神的?

（一）大禹治水奋斗精神的表现及中国共产党人对大禹治水奋斗精神的传承

首先，大禹治水奋斗精神，表现在躬亲治水、勤勤恳恳、以身作则的劳动上。

大禹是治水首领，负有领导、指挥、筹划的责任，但他不是动嘴不动手、劳心不劳力，而是既劳心也劳力，指挥众人劳作时自己亲力亲为。这种奋斗精神，在《史记·夏本纪》中称为“劳身焦思”。《韩非子·五蠹》中讲：“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臿以为民先，股无胈，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大禹治水辛苦劳作，连腿上的毛都磨光了。正是由此，战国时代崇尚劳动的墨家学派以效法大禹为宗。后来《晋书·谢安传》描写大禹辛苦劳作，称其“手足胼胝”，手上和脚上都磨出了老茧。

中国共产党人信仰马克思主义，主张消除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重视弘扬大禹“劳身焦思”的精神。毛泽东早年在《讲堂录》中就记载着大禹“手足胼胝”的事①《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48页。。抗日战争时期的大生产运动中，毛泽东称赞大禹和墨子辛苦劳作的奋斗精神，号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1939年4月24日，毛泽东在抗大生产运动初步总结大会上讲话时说：“历史上只有禹王，他是做官的，他也耕田，手上也起了泡，叫做胼胝；还有一个墨子，也是一个劳动者，他不是官，而他是比孔子更高明的圣人。”②《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280页。大生产运动不仅解决了抗日根据地的生存问题，克服了抗日军民吃的、穿的、用的等极为严重的物质困难，而且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以身作则参加生产劳动，宣传大禹“手足胼胝”的劳动精神，对扭转几千年来士大夫轻视劳动、轻视经济技术工作的落后观念开创了新境界。新时代，习近平号召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他说：“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生动体现，是鼓舞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风雨无阻、勇敢前进的强大精神动力。”③习近平：《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4页。

其次，大禹治水奋斗精神，表现在公而忘私、舍小家为大家的奉献上。

禹治淮至涂山时，娶涂山氏女娇为妻，婚后四天就告别新妇，继续治水。禹以治水为念，以解除天下百姓灾难为念，不以妻儿和家事挂怀，治水途中三过家门都没有回去看看。《孟子·滕文公》上篇说：“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孟子·离娄》下篇讲：“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史记·夏本纪》赞禹治水“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史记·河渠书》称洪水横流“害中国也尤甚”，大禹担任治水使命，“唯是为务”。

中国共产党人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铭记“以人民为中心”，正是对“过家门而不入”治水精神的弘扬。新中国刚成立时，周恩来接见各解放区水利联席会议部分代表时说，大禹治水三过家门都不回去看看，证明他工作热情很高。周恩来勉励水利工作者，要以大禹为楷模，努力治水，为人民除害造福。中国共产党人把自己看成人民的服务员。毛泽东说：“我们应该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④《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27页。周恩来担任总理26年，始终把自己看成人民的服务员。习近平说：“我将无我，不负人民。我愿意做到一个‘无我’的状态，为中国的发展奉献自己。”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144页。焦裕禄、谷文昌、杨善洲等许许多多中国共产党人都是忠心耿耿为人民服务的人。

最后，大禹治水奋斗精神，表现在持之以恒、坚持不懈、只争朝夕的拼搏上。

治理洪水、开发水利是大事、难事。在古代生产工具落后、生产力低下时更是大事、难事。面对这样的大事、难事，若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那就会半途而废；若是慢慢吞吞、拖拖拉拉，那就会贻误时机。大禹治水，“居外十三年”，表明是一个连续不断、持久奋斗的过程；“过家门而不入”，不仅表明公而忘私，也表明珍惜时机。

早年毛泽东在《讲堂录》中就记有“以久制胜”和“盖大禹惜阴之说也”②《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01页。。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愚公移山》弘扬的正是“以久制胜”的拼搏精神。毛泽东的“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③《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84页。，弘扬的正是时不我待、珍惜时机的拼搏精神。习近平率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奋斗中，反复强调“久久为功”“只争朝夕”，思想深处承续的是大禹治水持之以恒、珍惜寸阴的拼搏精神。

（二）中国共产党人对自大禹以来的历代治水英雄奋斗精神的景仰、重视与传承

早年毛泽东在长沙上学，喜欢到湘江边岳麓山上的岳麓书院去看书。岳麓传为大禹治水开疆之所，那里建有禹王碑，后人屡修亭台以护之，又有历代咏诗以颂之。早年毛泽东已在那里受到大禹治水奋斗精神的熏陶。周恩来祖籍浙江绍兴相传是大禹会诸侯“计功而崩”之地。绍兴东南会稽山上建有大禹陵，陵前碑上刻有“大禹陵”三字。陵旁有禹王庙，庙内有大禹塑像，高达数丈。大禹陵内古木参天，幽静肃穆，瞻仰者络绎不绝。1939年3月，日本侵略者侵占杭嘉湖，逼近绍兴城时，周恩来回到故乡绍兴，勉励浙东人民冲过钱塘江，收复杭嘉湖!3月29日，他到会稽山禹陵，瞻仰大禹塑像，并在“大禹陵”石碑前摄影留念。大禹形象、大禹精神，早已深深刻在周恩来的记忆中。

中国共产党人崇敬大禹之后的历代治水英雄，重视学习他们治水奋斗的精神。

毛泽东和周恩来曾询问过期思（今河南淮滨县有期思乡）孙叔敖的古迹，并高度评价孙叔敖的治水功绩。

对于李冰父子修建的都江堰，许多党的领导干部都到那里参观学习过。1958年成都会议期间，毛泽东利用休息时间翻阅了《华阳国志》《都江堰水利述要》《灌县志》等记叙中国古代最大最成功的水利工程——都江堰的书籍，并且怀着极大的兴趣到灌县视察了都江堰工程，其目的就是为了从中吸取历史的经验和智慧，要在继承都江堰成就和李冰父子治水精神的基础上，兴建超越都江堰水平的水利工程。周恩来也参观过都江堰，并经常提到这个工程，夸奖它经过了2000年历史的检验，是成功的。1972年11月21日，周恩来最后一次主持葛洲坝水利工程汇报时，意味深长地说：“水利至少有三千年的经验，这是科学的事，都江堰总算个科学，有水平，有创造!两千年前有水平，两千年后我们应更高。”④《周恩来与治水》，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7页。20世纪50年代初，邓小平主持西南工作，曾参加都江堰岁修工程的开工典礼。古代都江堰灌溉面积最大时曾达到300万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由于工程年久失修，一度下降到200余万亩。新中国成立初期，在中共中央西南局领导下经过几次岁修，灌溉面积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对当地农业的恢复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1980年7月，邓小平再次视察都江堰，其目的就是要学习李冰父子的治水精神、继承发展都江堰的水利成就，为治理开发长江修建举世瞩目的三峡水利工程服务。新时代，习近平评价道：“始建于战国时期的都江堰，距今已有2000多年历史，就是根据岷江的洪涝规律和成都平原悬江的地势特点，因势利导建设的大型生态水利工程，不仅造福当时，而且泽被后世。”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361页。

对于黄河，对于治理黄河作出过贡献的历史人物，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怀有深厚的感情。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第一次离京考察的地方是黄河，还曾希望骑马考察黄河上下。周恩来曾三上黄河三门峡，邓小平也两次到三门峡，江泽民曾三上黄河小浪底，胡锦涛曾在黄河水电工地工作多年。他们都高度重视黄河的治理，都铭记着对黄河治理作出过贡献的历史人物。习近平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以来已三次到黄河考察、调研。2014年3月，他到黄河东坝头考察防治风沙情况。2019年8月，他在甘肃专门调研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9月，他又到河南考察黄河防洪等相关工作，深情地说：“‘黄河宁，天下平。’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华民族治理黄河的历史也是一部治国史。自古以来，从大禹治水到潘季驯‘束水攻沙’，从汉武帝‘瓠子堵口’到康熙帝把‘河务、漕运’刻在宫廷的柱子上，中华民族始终在同黄河水旱灾害作斗争。”②习近平：《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19年第20期。

中国共产党人弘扬大禹治水的奋斗精神，不仅体现在中央政府全国性的治水决策和努力上，而且体现在县级及县级以下党组织地区性的治水决策和努力上。后者以中共林县县委领导修建红旗渠最为有名。历史上林县就是个缺水易旱的地方。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旱情严重，林县人面临着没水吃的威胁。以杨贵为书记的中共林县县委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决定从漳河引水到林县，并取名为“红旗渠”。红旗渠的修建从1960年2月到1969年7月，历时10年。这条从漳河引水，盘绕在太行山悬崖峭壁上的水渠是名符其实的人工天河。红旗渠建成后，1974年2月26日，毛泽东安排赞比亚共和国总统卡翁达和夫人等贵宾来林县参观红旗渠。周恩来称赞新中国有两大建设奇迹：一是南京长江大桥；二是红旗渠③《林州水利史》，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06、307页。。红旗渠是林县英雄儿女发扬大禹治水、愚公移山的奋斗精神用血汗拼出来的幸福渠。

三、对大禹以来“因水以为师”的治国传承

中国共产党人不仅重视传承大禹治水的事业和治水的奋斗精神，而且重视传承大禹和他的传人们“因水以为师”的治水方法和“因水以为师”的治国理政思想。习近平指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要尊重规律，摒弃征服水、征服自然的冲动思想。‘禹之决渎也，因水以为师。’大禹之所以能成功治理水患，原因在于尊重规律。”④习近平：《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19年第20期。

“治”字因水而取，本意是治水。治水的方法对处理其他的事情有着普遍的指导意义，于是有了治生、治家、治国、治天下，各级政府所在地又称为“治所”。

大禹治水运用了什么方法?概言之就是因水而疏导的方法。“因水”就是因水之性、因水之道。《尚书·洪范》视水为水火木金土的“五行”之首，其性质是往低处流，向下渗透，即“水曰润下”。《尚书·洪范》认为“鲧陻洪水，汩陈其五行”，鲧违背五行的性质治水，失败了；禹因顺五行的性质治水，成功了。《论语·雍也》中讲“知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之“智”，表现在哪里?孔子没有说，但孟子作了解释，就是因水之性的治水方法。孟子还阐释了大禹治水的“水之道”。据《孟子·告子下》记载：“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于禹。’孟子曰：‘子过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禹以四海为壑。今吾子以邻国为壑。水逆行谓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恶也。吾子过矣。’”孟子认为大禹治水是按水之道去治的，公道地对待邻国，导洪水入海，而不是将洪水排到邻国，祸害邻国。

大禹治水的方法，对中国古代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中国古代的哲学典籍首推《老子》。老子哲学的最高范畴是“道”。《老子》第八章中讲：“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第三十二章中讲：“譬道之在天下，犹川谷之于江海。”老子认为认识了水之性才能接近于认识“道”。《老子》第六十六章中讲：“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成百谷王。”所以老子认为在大国与小国的关系上，大国要善居其下才能成其大，第六十一章中讲“大国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大者宜为下”。所以老子认为在治理者与被治理者的关系上，治理者要善居其下才能治理好国家，第三十九章中讲“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第四十九章中讲“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点点滴滴的孤立的水、少量的水是难以发挥大作用的。江海的水是靠居于下实现众水积聚而发挥作用的，积聚细流才能成江海。所以，老子强调“高以下为基”，“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强调“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

老子哲学已包含了治国理政的思想。大禹治水的思想方法和老子“上善若水”等哲学思想，对中国历代先贤探讨怎样治国理政，产生了重大影响，对中国共产党人思考怎样治国理政也产生了重大影响。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思考怎样治国时就主张像大禹治水那样从全局出发。他说：“湖南有十万失业军政人员和广大的孤寡没有人管，如果只管共产党的孤寡就会出乱子，那就不是大禹治水，而是伯鲧治水了。因此要统筹全局，要使干部懂得一有前途，二顾全局。”①《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页。新时代，习近平在治国理政中重视传承“因水以为师”的思想方法。中国共产党人在思想上对治水文化的传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重视“道”，由水之道联系到治国之道

孔子讲的道就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就是他称赞的子产的四种行为：“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孟子讲的道，从水的角度讲就是“原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从治国的角度讲就是仁政。一是君主要把人民吃饭的事放在心上，“圣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二是大国对小国，要“以大事小”，不欺负小国。孟子认为“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孔子、孟子所讲的道，概括起来就是《礼记·礼运》中讲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重视“大道”“正道”“公道”。这个“道”就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这个道，毛泽东在他的诗词中吟道：“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①《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77页。“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②《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87页。这个道，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阐明：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失道寡助；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争，得道多助。这个道，毛泽东在《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中说：“无数事实证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国能够打败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国。小国人民只要敢于起来斗争，敢于拿起武器，掌握自己国家的命运，就一定能够战胜大国的侵略。这是一条历史的规律。”③《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99-300页。这个道，在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眼里就是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说：“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④《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这个道，就是习近平强调的走正路、行大道。他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站立在九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吸吮着五千多年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拥有十三亿多中国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无比广阔的时代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⑤《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55页。

（二）重视“因”，由因水以治水联系到因民以治国

《论语·尧曰》中讲“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孟子突出地强调了“因”的重要性，“为高必因丘陵，为下必因川泽”。他认为因民才能得民，得民心才能得天下。他说：“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其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荀子·王制》中说：“传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从“传曰”二字可知，这不是荀子的创见，而是荀子之前的先贤们传下来的认识。这样的认识也反映在《管子》一书中，管子说：“明君顺人心，安情性，而发于众心之所聚。”“民之所利立之，所害除之，则民人从。”“下令于流水之原者，令顺民心也。”到了西汉，司马迁引用鬼谷子的话“因者君之纲”，并强调“善者因之”。《淮南子·原道训》则认为“禹之决渎也，因水以为师。神农之播谷也，因苗以为教”。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因民之心的党，是一个为人民服务、实事求是的党。1939年3月29日，周恩来在绍兴稽山瞻仰大禹塑像时说：大禹在人类向自然作斗争中打响了第一炮。在科学萌芽的时代，能同自然作战是很不容易的。他对大禹治水为民着想，因水之性，采取疏导的办法而获得成功，十分赞赏，并由此想到治理国家也要因民之心。他说，大禹治水是用疏导的办法，而不是用扼制的办法，因而获得了成功。政治上扼制也同样是行不通的。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毛泽东说，“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①《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43页。，“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错误，定要改正，这就叫向人民负责”②《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28页。。他还说：“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③《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07-1308页。因民之心和因循实际，是中国共产党夺得中国革命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改革开放的成功，同样与因人民之心和因循实际密切相关。邓小平反复强调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方针政策和作出决断的出发点和归宿。他说：“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④《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页。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能办成许多大事、难事，也与因民之心和因循实际密切相关。针对治水，习近平到各流域视察反复阐明要顺其自然，不能违背自然。他视察黄河流域时指出：“沿黄河各地区要从实际出发，宜水则水、宜山则山，宜粮则粮、宜农则农，宜工则工、宜商则商，积极探索富有地域特色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⑤《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378-379页。怎样治国理政?习近平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4页。这就是因民之心。习近平反复强调坚持问题导向、“有多少汤泡多少馍”、精准施策。这就是因循实际。新时代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可以说是靠因民之心、精准扶贫取得的。

（三）重视“积”，由积水成渊联系到将人民的力量和智慧凝聚起来

水能载舟是积聚到一定量的水才能载舟。人民的力量不是单个人的力量，而是组织起来，积聚在一起的集体的力量。江海居下积聚百谷之水才成为百谷王。也正由此，管子说：“物之所生不若其所聚。”庄子也是重视积聚，他说：“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孟子也认为水积聚到一定的量才能发挥作用。他说：“仁之胜不仁也，犹水之胜火。今之为仁者，犹以一杯水救一车薪之火也；不熄，则谓之水不胜火，此又与于不仁之甚者也，亦终必亡而已矣。”《荀子》一书对积累、积聚有更多的论述。他说：“圣可积而致”；“故国者，重任也，不以积持之则不立”；“君者，善群也”。最著名的是他在《劝学》篇中所论的“积”：“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故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重视群众路线、重视集体力量的党。早年毛泽东在《讲堂录》里写下了《庄子·逍遥遊》中的一段话：“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则芥为之舟。置杯焉则胶，水浅而舟大也。”然后评论道：“予诵斯言，未尝不叹其义之当也。”他对历史上那些失败的政治家发问：“岂非积之也不厚乎?”后来，他又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有获有不获，则积不积之故也。”①《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07、82页。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就是一部论积时、积力之战略意义的著作。积时，在敌强我弱、敌小国我大国、敌退步我进步、敌寡助我多助的条件下，拖得住、熬得过敌人就能胜利。积力，“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11页。，把人民组织起来、团结起来就是胜利。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胜利，也要团结全党、全国人民，经过几代人、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实现。邓小平说：“如果从建国起，用一百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那就很了不起!从现在起到下世纪中叶，将是很要紧的时期，我们要埋头苦干。”③《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3页。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穿着“以人民为中心”的内容，这包括为了人民，也包括团结人民和依靠人民，从人民群众中吸取智慧和力量。习近平指出：“广开言路，博采众谋，动员大家一起来想、一起来干。正所谓‘以天下之目视，则无不见也；以天下之耳听，则无不闻也；以天下之心虑，则无不知也’。”④《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77页。

大禹治水及中国历史几千年的治水文化，是中国历史的一个特点。这个特点与中国革命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点有着紧密的历史联系。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受到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并最终扎根中国大地、开花结果，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融通的。”⑤《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120页。深入研究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治水文化的传承，对增强中国自信特别是文化自信，对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无疑有着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