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俊国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一方面通过自己凝聚党心民心的实践路径，既取得了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方面的卓著成就，又取得了社会建设方面的骄人业绩，这为凝聚党心民心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和精神基础；另一方面党心民心的凝聚又反过来对党最终赢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和建立新中国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促进作用①张俊国：《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凝聚党心民心的路径选择》，《求索》2014年第6期。。可以说，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凝聚党心民心实践最为深入、成效最为卓越显著的阶段之一，期间积累了许多宝贵的历史经验。

一、正确处理社会公平问题是凝聚党心民心的关键

人心向背是决定一个政权或者政党兴衰成败的根本因素，而如何正确看待与正确处理社会公平问题则往往成为凝聚党心民心过程之中十分关键的一个环节。

（一）社会公平是人类社会最大的精神追求

中国曾是一个较长时期处于封建社会的国家。在新中国成立之前，长期形成了等级森严、尊卑有别的等级社会，不用说普通老百姓之中的不平等关系，就是在国家的层面上也是实行着身份分明、阶级不同的等级制度。正因如此，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中，就出现了两个利益、立场、观点等完全对立的阶级——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地主是封建社会的主要统治者，而农民则是封建社会的主要被统治者，他们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关系。从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提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到1130年钟相、杨幺提出“等贵贱，均贫富”，再到1853年洪秀全等提出“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无不折射出处于被统治地位的农民阶级对于社会公平问题的强烈愿望与期盼。但是，由于农民受自身阶级局限性等因素的限制，其希望通过农民武装起义来改变命运的努力却往往被地主与贵族用作了“改朝换代的工具”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5页。。这样，他们对于社会公平问题的呼唤和追求也只不过是一种空想而已。

1921年中国共产党一诞生，就深刻认识到在封建社会的中国历次农民起义不能解决社会公平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勇敢地担负起了解决社会公平问题的历史重任，并在自己的第一个纲领之中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党的目标就是要一直奋斗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②《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页。为止，且把此作为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实现社会公平问题的重要手段。

延安时期，党在陕甘宁边区建立了“三三制”民主政权，这为顺利地解决社会公平问题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制度基础，从而保证广大人民群众在这样的公平的社会制度之下去充分地享受每一个公民自己的“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带来的好处。其实，当时许多民主人士正是出于对中国共产党处理社会公平问题能力和水平的充分信任，才纷纷加入到党领导之下的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各项工作之中。“由于第一届参议会还没有实行‘三三制’，普选的边区参议会参议员多数是工农代表和共产党员，所以参议会所选的第一届参议会领导机关、第一届边区政府领导机关和司法机关均为清一色的共产党员”，“从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开始，经过按照‘三三制’原则的选举，大量非中共党员的民主人士当选边区参议会参议员”③中共延安市委统战部：《延安时期统一战线研究》，华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188页。。在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中，除了高岗、谢觉哉、安文钦分别当选为边区参议会议长、副议长兼常驻议员之外，另有李丹生、乔松山、任绍亭、王锡成、刘培基、崔田夫当选为边区参议会常驻议员。在这9位常驻议员之中，有6位为民主人士，真正呈现出了“天下英才聚延安”的景象。

（二）平等无阶级制度是社会公平的条件

延安时期，党深知要想实现整个社会的公平问题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社会公平是一项系统性的工程。在陕甘宁边区和其他各个革命根据地有限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背景之下，党还是竭尽所能进行了不少有益的尝试。

首先，在降低生活待遇差异方面进行的尝试。20世纪40年代初期，延安军民的生活是十分艰苦的。在党的领导之下，边区政府为了和边区军民共渡难关，实行津贴制度，作出了各级政府工作人员不仅不发薪俸而且其收入不得超过普通工人工资水平的规定，即边区干部的每月最高津贴5元，县长的每月津贴2.5元，所有干部的每天粮食补贴1.4两、菜钱4分，县政府每月的办公经费一般情况之下均在20～30元④《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1卷，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29页。。尽管如此，这一规定执行的结果并没有得到每一个人的满意，尤其是对于一小部分知识分子来说，他们更感到延安生活之中的诸多“不公平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中央研究院特别研究员王实味于1942年2月17日写了一篇《政治家·艺术家》的杂文，发表在文艺刊物《谷雨》上。后来，他又写了一组总题为《野百合花》的杂文，用4个小题目分两次发表在了3月13日和3月23日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副刊上，对他认为诸多“不公平问题”的现象提出了批评，明确表达出他对延安存在“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强烈不满。

为了克服和解决王实味等所提出的这些问题或者意见，党和边区政府决定实行供给制，但这种“生活用品的供给，并不是全部由边区政府发给的。有的机关，几乎全靠本机关人员生产来自给，有的机关，自给一部分，另由边区政府发给一部分”①朱鸿召：《众说纷纭话延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99页。。到大生产运动轰轰烈烈开展起来以后，随着边区军民总体生活水平的改善，延安的各机关学校部队工作人员的生活也实行了大体一致化的标准，即使“有差异，距离也不会过远”②朱鸿召：《众说纷纭话延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99页。。这时候，发生差异的情形，只有三种：一是供给标准上规定的差异，如食米，机关干部每人每天1.3斤，部队每人每天就有1.8斤；高级干部每人每月吃肉4斤，普通干部每人每月吃肉2斤；技术人员每人每月另有5000元边币的津贴。二是依据本机关的生产情形而定。生产努力的机关，除了按标准供给生活用品之外，还有多余。这一部分多余的生产，就可以用到本机关人员的福利上去，或者每人多吃几斤肉，或者每人多分到若干日用品。三是要看个人生产的情形。个人生产除一部分归公外，另一部分是自己可以支配的。当然生产得多些，生活也可以好一些。这就从一方面避免了王实味等所谓的“衣分三色，食分五等”③陈燕楠等：《精神的力量——延安精神的时代价值》，太白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346页。现象的再次发生，另一方面也促使了边区军民对积极参加大生产运动意义和作用的深刻认识与把握。

其次，在削弱政治身份差异方面进行的尝试。在存在剥削制度的社会之中，政治身份往往被统治阶级看成是高高在上、高人一等的身份象征，有时候也被他们看成是飞扬跋扈、趾高气扬的资本。但在已经建立了新民主主义制度的陕甘宁边区情况就不一样了。在这里，政治身份只用来区别革命者在革命队伍之中所负责任范围的不同以及所承担责任大小的差异。除此，官兵之间、军民之间、干群之间、上下级之间并没有什么过于特殊的两样。在这里，许多党和边区政府的重要领导人始终笃信着“甘为民仆耻为官”④李世明：《延安时期最管用的“文章”最给力的“事实”》，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13年版，第60页。的信条。他们以身作则的言行和事迹深深地感动着边区人民、全国人民甚至是海外的华侨同胞。

1940年3月，著名华侨领袖陈嘉庚等一行5人率领“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访问祖国。他们一路上风尘仆仆，在尽职尽责地对国民党统治区考察一番之后，遂产生拟亲往第八路军所在地延安视察之意，“以明真相，庶不负侨胞之委托”⑤陈嘉庚：《南侨回忆录》，新加坡南洋印刷社1946年版，第99页。之重任。6月，他们终于到达既感到向往而又感到神秘的延安。在这里，他们发现了一个与国民党统治区完全不同的新世界。陈嘉庚自述道：6月1日下午4时，余与侯君乘车赴毛主席之约。到时毛君已在门外迎接。余致慰劳毕。南洋女学生来，无敬礼便坐，并参加谈话，绝无拘束。又一男学生来亦然。少顷集美学生陈必达来亦如是。余乃知平等无阶级制度。近晚朱德、陈绍禹夫妇亦到，诸人安然坐谈，未有起立行礼等项。诸男女学生相辞回去，唯陈必达留作伴。筵仅一席，设于门外露天，取一旧圆桌面置方桌上，已陈旧不光洁，乃用四张白纸遮盖以代桌巾。适风来被吹去即弃不用。同席十余人，毛夫人亦参加①陈嘉庚：《陈嘉庚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10年版，第130页。。从陈嘉庚的这段话之中不难看出，他这次延安之行，正是从对陕甘宁边区所实行的“平等无阶级制度”的细微观察之中，感受到了国统区与边区在官员政治身份方面存在的天壤之别。他由此得出了“中国的希望在延安”②刘金田：《清廉领袖毛泽东》，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85页。的结论。

再次，在处理犯法违纪案件方面进行的尝试。“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不要说在中国的封建社会这只是个空想，即便是在标榜实行“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国统区，也同样是一个空想。在中国，无论是在封建社会还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域，法律都是专门为老百姓制定的。只有在老百姓犯法之时，这些所谓的“法律”才是严肃的、无情的，而在整个统治阶级之间盛行的规则则是官官相护，正所谓“刑不上大夫”。这说明在一切存在剥削制度与压迫制度的社会之中，在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对于怎样看待和处理“违法乱纪”问题常常会出现两种不同的量刑标准。对于这一现象有可能导致民众感觉不公平的后果，英国哲学家培根早就认为：“一次不公正的审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虽是无视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毁坏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③培根：《培根人生随笔》，人民日报出版社2007年版，第177页。

延安时期，党和边区政府十分懂得培根这句话里面所包含的深刻含义，因此，他们把如何正确认识与处理违法乱纪案件看成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屏障。这一时期，对黄克功的处理就是一件突出的案例。黄克功，1911年生。16岁参加革命，19岁参加红军并入党，先后参加过井冈山斗争与两万五千里长征。他虽然年纪轻轻，但资历丰富，应该说是党和人民军队之中不可多得的一名人才。1937年10月，正当他的事业处在大有发展前途的关键时刻，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由于他对陕北公学女学生刘茜逼婚未遂，便开枪将刘茜打死。该事件发生之后，在如何处理黄克功的问题上，无论是在延安内外还是在党内外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有人认为，对于黄克功这样的行为应该处以极刑，否则无法显示出边区政府司法公正的法律威力；也有人认为，对于黄克功这样的行为，在国难当头、国家民族正在大量用人之时，可以让他戴罪立功，而不应该将其处以极刑。边区的许多老百姓也在观望着党和边区政府的态度。这样，在方方面面拭目以待的眼光之中，陕甘宁边区法院决定：对于黄克功逼婚未遂杀害人命之罪，必须进行公开审判，并应依法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对此，毛泽东曾经在边区法院宣判黄克功判决书的当天给陕甘宁边区法院院长雷经天写了一封亲笔信，代表党和边区政府发表了对黄克功事件及其判决的看法。毛泽东指出，黄克功身为一名共产党员、一名红军干部，利用卑鄙而又残忍的手段，犯下了无论对于死者来说还是对于边区军民来说都无法赦免的大罪。毛泽东与党中央的其他领导同志都对此深感惋惜。但是，由于黄克功的特殊身份——他是一位有着多年军龄和“身经百战”的老红军，也是一位有着多年党龄并受党的教育多年的老共产党员，所以，对于他已经犯下的这一大罪，党和边区政府就“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①《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019页。。

可以说，党和边区政府对黄克功的判决，不仅使陕甘宁边区军民而且也使国统区的广大人民看到了中国共产党维护边区法律权威、尊严和公正的决心与毅力，更使广大人民群众看到了党和边区政府在执行法律方面的严肃和无私——党并没有对自己队伍之中的“有功之臣”进行遮掩和袒护。这让老百姓感觉到了党和边区政府解决公平公正问题的意义所在。

（三）统筹兼顾是实现社会公平的重要手段

所谓统筹兼顾，就是指通过政策策略的制定与执行使边区范围之内的各阶级各阶层人民都能够各有其用、各尽其才、各得其所、各享其乐，不使一人不跟队，不使一人不满意。

如在如何对待农民和地主的问题上，党和边区政府一方面对农民实行“交租交息”的政策，但另一方面则对地主实行“减租减息”的政策。与此同时，还对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问题作出了明文的规定②《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8卷，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71-72页。。这样，既保证了农民和地主充分发挥他们抗战与民主建设的积极性，又保证了农村中其他群体同样能够发挥其自身抗战与民主建设的积极性。另外，对于农村中的开明绅士，党和边区政府也同样十分重视。由于这一部分人是地主和富农阶级中带有民主色彩的个别人士，因此，党和边区政府对待他们也采取了团结的政策。在党和边区政府看来，团结农村之中的开明绅士，并不是因为开明绅士在经济上有什么重要的影响，也不是因为开明绅士在政治上有什么比较大的力量或者能量，而是因为开明绅士在抗日战争时期与解放战争时期这样的两个时间段之内，均给予过党以相当大程度上政治帮助的缘故，这对党赢得革命的成功十分必要。正是由于开明绅士的这些作用，党理所当然地把他们看作是“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革命统一战线中的一分子”③《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90页。，由此，党也把团结他们作为党凝聚民心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而认真加以看待。

再如在如何对待“犯人”的问题上，党和边区政府并没有因为他们是犯人就不把他们当“人”看待或者把他们完全排除在人民群众之外，也没有完全把他们当作社会之中的“无用”之人而嫌弃他们、抛弃他们。在党和边区政府的领导之下，边区看守所采取“犯人自己管理自己”④《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3卷，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23页。的原则，建立犯人自己的组织，犯人自己的生活、教育、劳动都由他们的组长、班长、队长负责管理。同时看守所负责人也经常参加犯人们的会议，找个别人谈话，不时进行个别的或全体的检查。看守所不打骂犯人，门也经常开着，犯人在守法时间，如其表现较好，遇有特殊事情，经当地政府保证，可以请假回家，在规定的时期之内，再回看守所守法。犯人经过一段时间，确实能认识自己错误并能改正的，虽刑期未满，也可以假释回家。假释的手续，或法院直接准许，或由犯人找人担保即可。此外，边区政府对于边区的犯人不仅给予充分的人格尊重，而且还在他们的饮食方面尽量提供与机关人员大体一致的标准。在这里，犯人除了没有个人行动自由及不发津贴之外，饮食、起居、学习、劳动等方面没有什么差别。有时候，劳动的犯人还要吃得好些。冬夏两季发衣服，补充被毯、鞋袜、面巾，冬有炭火烧炕，抽烟的有烟叶抽。犯人窑洞俨如学生宿舍、军队营房，空气、日光务求充足，每天要整理内务。早上出操，饭后晒太阳，下午运动娱乐，以锻炼他们的身体。过去边区医院，隔日派医生来诊病，现从犯人中调出一个医生自己负责。犯人有自己的救亡室，内有图书、乐器，每周可自由举行晚会、讨论会，出墙报，对外通讯，接见亲朋，有很大自由。为使犯人很快地自觉地改正自己的错误，边区政府尽一切可能在精神和物质上减除犯人痛苦的感觉。“边区的犯人不是终日在牢里，而是尽可能参加生产。第一，可以练习技能，使释放后能自谋生活；第二，可以锻炼意志；第三，可以改善犯人生活。”①《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3卷，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24-225页。这使犯人们不仅感受到党和边区政府的胸襟与照顾，而且也点燃了他们好好改造以便将来走向社会好好做人、认真干事的信心、勇气和热情。

二、倡导和确立科学的理想信念是凝聚党心民心的前提

古人云：“志之所趋，无远勿届，穷山距海，不能限也。志之所向，无坚不入，锐兵精甲，不能御也。”②何海江：《传统名言》，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年版，第54页。其意思是指志存高远的人，再遥远的地方也能到达，再坚固的东西也能突破。延安时期，之所以有那么多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不管男女老少，都不怕艰苦，不远千里而来延安”，“这些人不见得是在外面没有饭吃，要到延安来吃小米”③《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60页。。他们之所以能够克服重重困难，甚至冒着生命危险来到延安，投入中国共产党的怀抱，就是因为他们心中具有的那种坚定正确的理想信念和执着追求的民族精神。

（一）理想信念是革命的指路明灯

理想信念既是一个政党的旗帜，也是一个民族的灯塔。对于长期生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人民来说，国家与民族的出路在哪里?广大人民群众的未来希望在何方?这是每一个中国人都在不断思考的一个问题。之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历史时期之内人们都在思考这样的问题，就是因为在当时的全社会还没有形成一个被大家普遍认可的共同理想。所以，对于在党成立之前的中华民族凝聚力来讲，素有“一盘散沙”之说。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党为了力图改变这一现状，及时提出了能够号召全国人民积极响应的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④《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33页。。这一纲领的提出，为在苦苦探索中国出路的中国人民指明了方向，其在全国人民之中的指路明灯作用不言而喻。这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党成立以来所提出的诸如“打倒军阀”“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帝国主义”等政治口号，不仅针砭时弊，而且深入人心，它在人民中间的影响犹如一只展翅飞翔的小鸟一般，飞向蓝天，飞向田野，飞向广大农村地区无数男女老少村民们的面前。这些政治口号会钻进这些村民们的脑子里去，“又从他们的脑子里流到了他们的嘴上”⑤《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28页。，并最终成为全国人民矢志不移的奋斗目标。

延安时期，党为了进一步凝神聚气，把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具体化为：在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提之下，随时做好把它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上去的一切准备。为此，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号召党的每一个党员都要为尽早实现这一转变而努力奋斗。毛泽东批评有些幼稚的共产党员，要么把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当作是中国革命的终极目标，要么把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革命或者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革命看作是党在未来时期才能够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指出这些观点不仅在理论上是错误的，而且在实践上也是十分有害的。他希望每一个党员必须对党领导之下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的阶段性问题有所了解和认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正在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而后中国革命是要进入到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的。革命的阶段不同，性质也必然不同，而要完成的历史任务也一定不同。尽管如此，但两者之间的关联却十分密切，不能分开，即“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①《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838页。。共产党人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最终任务就在于尽早完成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事业，以为将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做好充分的前期准备。在此前提之下，党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为“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②《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2页。而努力奋斗。

在这样的新中国里面，政治上实行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体与民主集中制的政体；经济上实行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国营经济基础之上的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文化上实行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然后，再经过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达到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上的充分发展，并能不断满足所有社会成员的各方面需要的理想社会的新境地。到那个时候，整个社会成员之间彼此充满着互相帮助、互相关爱的良好人际关系氛围，再也不会出现尔虞我诈、互相损害的不合理的事情。此外，人类经过整个社会优良环境的影响与熏陶，再加上个人的主观努力，都将“成为有高等文化程度和技术水平的、大公无私的、聪明的共产主义劳动者”③《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88页。。这就为全国各族人民构筑了一幅未来社会美好生活的蓝图。正是为了能够早日实现这一美好蓝图，无数的革命先烈、仁人志士和广大的人民群众才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勇往直前。

（二）理想信念是凝聚力量的黏合剂

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毛泽东就已经认识到在当时中国整个民族都充满着缺乏向心力与凝聚力的坏空气，且这种“坏空气太深太厚”的问题。所以，他与早期的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马克思主义者讨论这一问题时，提出只有造成一种有势力的新空气，才可以将这样的坏空气调换过来，而这种新空气的造就，既要有一批胸怀大志的有志之人，更“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④《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70页。。在他看来，中华民族力量的凝聚，“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因为“‘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70页。。显然，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主义”，就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写在自己旗帜之上的“马克思主义”，这是引导中国共产党人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科学指南。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以党的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作为党和全国人民的理想信念，不仅紧密地将革命根据地的人民团结在了一起，而且也极大程度地团结了国民党统治集团之中的不少有识之士。如在民主人士方面，有国民党营垒之中的宋庆龄、沈钧儒、李济深等；在国民党高级将领方面，有国民党营垒之中的蒋光鼐、蔡廷锴等。在国民党军队的哗变方面，有1928年5月在陕西渭南、华县起义中的西北军一个旅；1929年10月在江西吉安的国民党靖卫大队士兵起义；1929年年底和1930年年初在广西百色和龙州的广西警备第四大队和第五大队的武装起义；1931年12月的国民党二十六路军的宁都起义等。这些国民党人之所以脱离国民党阵营或者与国民党阵营离心离德，不能不说是与受到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封建思想的影响有一定程度上的关联。

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纲领，并以此作为党和全国人民的理想信念，不仅紧密地将边区与其他各个革命根据地的人民团结在了一起，而且也极大程度地团结了除了汉奸和卖国贼之外的所有抗日力量。如国民党营垒之中的一切赞成抗日的力量，国民党营垒之中的一切赞成民主的力量，广大的爱国侨胞、国际友人等。党之所以能够将这些力量紧密地团结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之下，是因为党把“救亡图存”作为全民族的共同理想信念并得到全国各阶级各阶层人民的广泛认同的缘故。在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制定了推翻国民党一党独裁专政以便早日完成人民解放任务的纲领，并以此作为党和全国人民的理想信念，紧密地将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在了一起，为顺利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任务奠定了十分雄厚的群众基础。对此，毛泽东曾经作出过这样的评说，党领导之下的革命队伍“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05页。，这个共同的革命目标，即是在中国的大地之上早日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其实，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之中，不仅仅是革命的队伍在为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矢志不渝，全国各族人民也同样如此。因为这样的理想信念既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的基础之上”，也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之上”，更是“建立在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的崇高价值的基础之上”②《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72页。。正是由于有了这样的理想信念，无论是在革命的队伍之中还是在全国各阶层人民之中，人们才目标一致、方向一致、步调一致。也正是由于有了这样的理想信念，在党的干部队伍之中，党员干部才都能够认识到“党是政治团体，不是家族或职业团体，党员都是来自五湖四海，因为政见相同结合起来的”③《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83-284页。道理。正因为如此，党才能够正确认识和处理党内各种层次、各个系统、各个部门、各种地域、各种年龄段的干部群体之间的关系，实现了自身的和谐，从而避免了党内有可能出现的内讧或者分裂。因为在党看来，各级各类干部，无论是外来干部还是本地干部、军队干部还是地方干部等，都是党内相互依赖、相互存在、相互发展的内部关系。在这种种关系方面，每一个党员干部只有在共产主义精神的指引下，具有共同的理想信念，才能“使我们的党达到队伍整齐，步调一致的目的”①《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3页。，也才能从根本上防止宗派主义倾向的出现。也正是由于有了这样的理想信念，在全国各阶层人民之中，广大人民群众才会“明白为什么要打仗，打仗和他们有什么关系”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81页。，从而不畏艰险、不怕牺牲，自觉自愿地与党同心同德地去完成他们认为自己应该完成的历史任务。

（三）理想信念是催人奋进的发动机

对于一个人或者一个政党而言，理想信念都是激励人们或者其成员向着既定目标奋力前行的根本动力。

延安时期，由于理想信念的差异，国共两党在人心向背的问题上呈现出两种迥然不同的结果。对于国民党来说，尽管它有“三民主义”作为自己成员的理想信念，但由于政策不到位、措施不得当、方法不对头，所以，这样的理想信念不仅没有凝聚成为全体国民党党员干部的行为追求，反而还呈现出一种逆势而行的巨大趋向。如以它的关于“民生主义”的《经济改革方案》为例就可以说明这一点。这个改革方案的用意是想以此为契机，既克服国民党的经济困难，又提高国统区人民的生活水平，并以此提升国民党党员和国统区人民对国民党的信心。但结果却刚好相反，这个方案虽然“几乎涵盖了经济政策的方方面面……几无所不包，无所不办，但全会过后，不见有切实可靠的实行措施，所谓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楼，国民党也就在这样貌似改革、实则坐而论道的过程中，逐渐丧失了其长久执政的民众和民意基础”③汪朝光：《1945—1949：国共政争与中国命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09页。。国民党的许多党员干部和国统区的人们由于失去了对于国民党的信任，也就等于失去了人们心中的理想信念，从此，人们开始像失去了方向与动力的小船一样，在生活的波浪和社会生活的激流中随处漂泊，甚至还沉没于激流之中。

对于共产党来说，由于党的目标明确、措施得当、方法科学，人们普遍认可党的方针路线与政策的正确性，并常常把党的奋斗目标看作是自己的奋斗目标。这样，当人们一旦具有了崇高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时候，人们就会以惊人的毅力和不懈的努力去成就一番事业。当时，无论是革命队伍还是人民群众都把延安社会、延安生活看作是自己心中的理想国。在这里，人们“彼此之间暂且没有什么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根本利害冲突，非常亲密地聚居在一起，开会听报告，看晚会，跳舞，赛球，游泳，劳动，学习，工作，结合成一个特殊的社会，人与人之间‘形成互相支持，互相帮助，友爱合作的共产主义的关系’。偶有生病住院者，都能受到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关怀照料。其情其景，温暖融融，每一个当事者的心都是可以被感染，被融化的”④朱鸿召：《延河边的文人们》，东方出版中心2010年版，第58页。。在这样的氛围之中，无论是党员干部还是广大人民群众都心甘情愿地为早日实现党的奋斗目标追求之、奋斗之、流血之、牺牲之。

三、制定和实施健康有序的法律体系是凝聚党心民心的保证

制度是纲，纲举才能目张。延安时期，尽管处在战争的环境之中，党和边区政府的工作千头万绪，但党并没有放松对于制度建设工作的有力推进。在党看来，越是战争的条件，越要重视制度建设。因为良好的制度氛围可以让坏人失去任意横行的土壤，而不良的制度氛围却容易使好人失去无法充分做好事的条件。因此，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特点。

（一）人是服制度不服人的

在一个社会制度之下，究竟是实行法治还是人治，其结果是大不相同的。所以，毛泽东认为，无论在战争的环境之中还是在和平的环境之中，对于党和政府来说，解决制度问题都要比解决思想问题更重要、更关键。有许多工作或者许多事情如果做不好，单纯依靠所谓的批评和思想教育的方法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有许多事情，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要研究解决制度问题”。因为“人是生活在制度之中，同样是那些人，实行这种制度，人们就不积极，实行另外一种制度，人们就积极起来了”。因此，从这样的意义上来说，“人是服制度不服人的”①《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29页。。对此，党和边区政府十分重视边区和根据地内部的制度建设问题。如在党的制度建设方面，党认识到党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既有政权又有军队、既有局部执政经验又有全国执政视野的工作范围比较广泛的政党。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党、政、军、民之间和党与政府、军队之间就不能不建立起来一整套完整的制度，并依靠制度来进行各项日常工作，否则党的政策和党的工作任务就很难落到实处。如果能够建立起来一套完整的制度，那么，对党的支部和党委来说，各项工作就好开展多了。因为只要“建立起分工和报告制度，许多工作就能按部就班地进行”②《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77页。。以往的实践已经证明：在制度没有建立起来的时候，党委要花费很大的力气去进行组织各项日常工作，但是，等到制度完全建立起来以后，由于党员干部与群众对应该干什么工作和不应该干什么工作的问题十分熟悉了，所以，党委“只要注意解决新问题就够了”③《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77页。，其他的日常工作就没有必要像以前那样事无巨细地面面俱到了。就党的集体领导和科学分工而言，必须把集体领导与科学分工有机地统一起来。否则，既谈不上健全党的组织领导，也谈不上巩固党的组织领导。在这里，建立集体领导是关键、是核心。因为在抗日游击战争的环境之下，分散工作是党和人民军队工作中间的一大特点，但是，“分散久了不集合，就会破坏或伤害集体领导，形成割裂现象，因此必须定期集合，回来集体讨论，检查总结工作，并计划今后工作”④《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82页。。只有正确处理好“集中”与“分散”之间的辩证关系，才能够建立起集体领导和科学分工，从而避免出现家长制度、官僚主义和强迫命令等作风的弊端。不过，良好制度的制定与实施对于平时随便惯了的人来说，可能不仅仅是一种很大的不便，更是一种最大限度的束缚。然而，每一个人都想“随便”，那就无所谓制度了。因此，制度一旦制定出来，任何人都必须严格地贯彻执行。同时，大家还要对于那些不遵守制度的人与行为进行必要的批评和斗争。只有这样，才能够充分彰显“制度”的权威和尊严。

（二）构建边区的法律体系

延安时期，虽然党只是一个局部执政的党，但党的执政视野并没有仅仅局限于陕甘宁边区，而是立足延安，放眼全国。因此，这一时期，党和边区政府为了保证边区和其他各个革命根据地军民具有一个安定有序的生产生活秩序，也为了给国统区人民树立起一个民主示范区的榜样，制定、发布和实施了一大批法律法规，为边区构建了比较系统全面的法律体系。

如在宪政及关系法规方面，党和边区政府制定、发布和实施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陕甘宁边区保障人权财权条例》《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等；在组织法规方面，党和边区政府制定、发布和实施了《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陕甘宁边区政府组织条例》《陕甘宁边区民众锄奸委员会组织条例》《陕甘宁边区抗日自卫军组织条例》《陕甘宁边区政府审判委员会组织条例》《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选举条例》《陕甘宁边区人民法庭公审规则》《陕甘宁边区人民法院工作细则》等；在诉讼法规方面，党和边区政府制定、发布和实施了《陕甘宁边区民事诉讼条例草案》《陕甘宁边区刑事诉讼条例草案》《陕甘宁边区维护革命秩序暂行办法》《陕甘宁边区抗属离婚处理办法》《陕甘宁边区军民诉讼暂行条例》等；在刑事法规方面，党和边区政府制定、发布和实施了《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戒严条例（草案）》《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惩治汉奸条例（草案）》《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条例（草案）》《陕甘宁边区逮捕反革命分子暂行条例草案》《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惩治盗匪条例（草案）》等；在民事法规方面，党和边区政府制定、发布和实施了《陕甘宁边区土地条例》《陕甘宁边区债务条例（草案）》《陕甘宁边区颁发土地房窑证办法》《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严禁买卖婚姻的具体办法的命令》《陕甘宁边区营业税收条例》《陕甘宁边区森林保护条例》《陕甘宁边区优待移民难民垦荒条例》等；在行政法规方面，党和边区政府制定、发布和实施了《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查获违禁物品奖惩规则》《陕甘宁边区违警罚暂行条例》《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查禁鸦片烟苗的命令》《陕甘宁边区商标注册暂行办法》等。

总的来看，党和边区政府通过制定、发布和实施这些法律法规，确实把陕甘宁边区建设成了新民主主义的民主法治社会。在这里，广大边区军民在党和边区政府的正确领导之下，自觉地遵守各种法律法规，社会秩序稳定安全，国统区大肆流行的“污泥浊水”在这里已经荡然无存。由此，边区人民也过上了既有吃有穿、安居乐业又道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生活。

（三）制度之下无例外

众所周知，对于一个政权或者政党来说，制定或者颁布一部、几部甚至许多部法律法规都不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在现实社会生活之中，十分困难的事情是有了法律法规能否做到“有法必依、违法必究”。

延安时期，党和边区政府对此十分明了，而且每一个主要领导人也都十分敬畏已经颁布和实施的这些法律法规。谢觉哉曾经指出，“有了法制就得遵守”，如果没有人遵守，那法制不就是等同于一张废纸了吗?那么，有了法制，需要哪些人去遵守呢?毫无疑问，“首先制定法令的政府系统，先要有守法观念”①《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9卷，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75页。。如果制定法令的政府系统都不遵守，那样法制的权威就会大打折扣。其次，公家人、部队机关也必须是遵守法令的模范。

为了维护法律法规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党和边区政府的主要领导人都能够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这不仅为党和边区政府树立了良好的形象，也带动和感染了边区的广大军民自觉自愿地遵守这些法律法规。如当党和边区政府作出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决定之后，不仅各个机关、部队、学校的工作人员积极参加大生产运动，而且所有的领导干部也概莫能外。毛泽东在杨家岭驻地的河边附近开垦出一片菜地，利用工作之余的时间亲自翻地、耕地，然后亲手种上西红柿、辣椒、白菜、土豆等蔬菜。林伯渠不仅自己制订出个人的生产节约计划，而且还将其公布在边区政府的新年墙报上，如多生产粮食、勤收集废纸、不吸外来纸烟；1944年的棉衣、单衣、衬衣、鞋袜、被单、毛巾、肥皂，完全不要公家发给等①《林主席、李副主席以身作则，订出生产节约计划》，《解放日报》1944年1月28日。。朱德模范执行党和边区政府关于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决定。他和勤务员组织成一个生产小组，在王家坪开垦三亩地，种上各种蔬菜，一有空闲时间，就去浇水、施肥、移苗、锄草等。周恩来、任弼时等也在自己所住窑洞附近开垦出一小块土地，或者种上玉米、小麦等粮食作物，或者种上土豆、番茄等瓜果蔬菜。他们自觉遵守党和边区政府的决定，为广大党员干部和边区军民作出了榜样，也使制度之下无例外的规矩得到了较好的执行。

四、保持和践行党的优良作风是凝聚党心民心的根本

党的优良作风是凝聚党心民心的巨大精神力量。延安时期，党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之中，逐步形成了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相连、党与群众的鱼水关系和党员干部之间同志式关系的良好作风。这三大良好作风既是党的自身形象的一种生动写照，也是广大人民群众拥护和爱戴党的原因所在。

（一）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作风

斯大林曾经指出，理论如果脱离实践，理论就会成为“空中楼阁”；同样，实践如果离开理论，实践就会变成盲目蛮干。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谙此中的道理。毛泽东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把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放在一切学习内容的首位，因为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其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思想武器。但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与中国革命的客观实际相结合。他还十分形象生动地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之间的关系喻为“箭”和“靶”的关系，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之中必须学会“有的放矢”。“矢”就是箭，“的”就是靶，放箭就要对准“靶”，即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之“矢”，去射中国革命之“的”。党的所有成员只有活学活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于对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之中，开拓性创造出合乎中国客观实际的理论成果，“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②《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9页。。

对此，中国共产党人在整个延安时期都十分重视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他们勇于和善于把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中的许多经验教训提升到理论的高度进行总结，最后凝练成了科学的理论成果，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等。这些理论成果不仅科学地总结了中国革命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而且还深刻揭示了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反过来又对中国革命的实践进行了科学的指导，即它及时回答了当时党内外、军内外、解放区内外人们对一些重大问题的关切，不仅为人们的许多困惑问题起到了解疑释惑的作用，也为人们的未来努力方向指明了正确的前进道路。如通过《论持久战》，既击破了亡国论，也尽力说服了速胜论，并在全面分析中日国情的基础之上，对为什么不是“亡国论”，不是“速胜论”，而是“持久战”作出了令人信服的“总结性的解释”。通过《〈共产党人〉发刊词》，总结了党自成立以来所形成的三大重要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认为这三大重要法宝，值得中国共产党人好好珍惜与运用。通过《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阐释和回答了诸如什么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什么是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什么是党在中国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什么是中国社会的性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中国究竟应该向何处去等一系列关于中国革命的重大现实问题。正是在运用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具体阐释、回答、研究、分析、探讨了中国革命过程之中的重大现实问题，中国共产党人才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客观实际相结合，最终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进程表明：这个理论成果确实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因为这个理论成果创造性地解决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之中的许多基本问题，如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动力、总路线、党的建设、人民军队建设、统一战线战略等，并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了中国革命的“两步走”战略，为开辟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奠定了十分扎实的思想基础。

（二）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

延安时期，党在长期的革命实践过程之中，始终保持着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并时刻要求党的干部和党的成员不要脱离广大人民群众。党把党的干部和党的成员能否做到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看作是真假共产党人的试金石。因为在中国共产党人的眼里，人民群众有着无尽的智慧和力量，只有始终相信人民，始终依靠人民，始终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始终把人民的首创精神放在首位，党“才能凝聚起众志成城的磅礴之力”①习近平：《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10月22日。。在这一点上，国民党和共产党刚好形成了十分鲜明的对比。国民党常常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群众面前的“官”或者“统治者”。虽然它有时候也把自己打扮成人民群众的代言者或者代表者，甚至有时候也会大喊特叫一番所谓“爱民”的道理，但从实质上来看，这些都只不过是愚弄老百姓的“掩耳盗铃”的伎俩而已。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比较起来，就大不相同了!因为中国共产党始终是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群众的一部分，始终把自己放置于人民群众之中。所以说，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是对立的，一个要人民，一个脱离人民”②《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21页。。

其实，党在延安时期之所以能够赢得党心民心，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党自始自终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观点，并把替人民着想作为所有党员干部思考问题与解决问题的基础和前提。在现实社会生活之中，这些都不单单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种理念，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种行为范式。如陕甘宁边区“表现在各级政府机关的平民化，他们和老百姓食宿在一起，劳作在一起”③《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3卷，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73页。就是十分突出的一个例子。正是中国共产党人坚守的这一行为范式，才使得边区呈现出“官民接触全无隔阂”④《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3卷，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73页。的景象。这在国民党统治区是难以想象的。著名华侨领袖陈嘉庚在参观重庆与延安之后，也深有感触地指出，他在重庆所见到的，不少行政长官在处理行政事务的时候，不是敷衍塞责，就是私而忘公。虽然办事机关庞大繁杂，但办事效率却极其低下。尽管战事紧张、民生凋敝，然而在重庆的大街小巷，到处可以看到的却是“酒楼菜馆林立”，“交际应酬互相征逐”等现象。这样的现象，在他看来，实在是“与抗战艰难时际不甚适合耳”。然而，他在延安看到的却是：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共产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与普通人民群众犹如鱼水关系，两者相比之下，陈嘉庚深深地感叹道：“重庆诸人之奢费，金钱从何而来?是否民脂民膏?余以不官不党居第三者地位，故不能已于言耳。”①陈嘉庚：《陈嘉庚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10年版，第137页。由国共两党党群关系呈现出来的如此之大的反差，谢伟思也不由得从内心深处发出“共产党的胜利将是必然的了”②《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596页。这样的感慨!

（三）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

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之中，深深地懂得“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我们党强身治病、保持肌体健康的锐利武器”③《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182页。的道理。尽管延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完全可以与国民党一比高下的政党，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大浪淘沙的过程之中也已经锻炼成为拥有很高的理论水平、丰富的斗争经验、卓越的领导才能的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但他们在胜利面前、在成功面前，并没有居功自傲、趾高气扬或者盛气凌人，而是更加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并经常把在党的干部之间和党的成员之间开展批评与开展自我批评的方式作为党做好一切基本工作的主要方法，从而形成为党的优良作风之一。

1945年4月，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把在党内开展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工作方法比喻为积满灰尘的房子与脸面需要经常打扫和清洗一样的道理，认为党内同志的思想与党的工作，“也会沾染灰尘的，也应该打扫和洗涤”④《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90页。。因此，他号召全党同志必须要经常检讨自己的工作，要“不惧怕批评和自我批评”，要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努力改正自己身上的不足与缺陷。在这里，毛泽东所谓的“批评”的方法就是指“批评别人”，所谓“自我批评”的方法就是指“批评自己”。“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一个整体，缺一不可，但作为领导者，对自己的批评是主要的”⑤《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36页。。因为作为一个主要的领导者，“要帮助别人，首先要提高自己，自己不进步，要帮助别人是难的”⑥《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18页。。不过，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时候，无论是批评者还是自我批评者，务必把握好两种不同的批评原则。1943年10月14日，他在《切实执行十大政策》中指出：“一种是正确的批评，结果是使党团结；一种是不正确的批评，如四中全会、五中全会的那种批评，结果是使党分裂。我们要发扬正确的批评，反对不正确的批评。”⑦《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09-610页。为了能够把这一作风发挥好，毛泽东首先多次进行了自我批评。1945年4月20日，毛泽东在做《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说明》的报告时指出，这次的历史决议把党所做的许多好事情都记在了我自己的头上，“但这并不否认我有缺点错误”①《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84页。；党之所以没有写下我的缺点错误，只是出于党的利益的考虑才没有这样做；对此，党的代表是要认识清楚的，但更重要的是首先我自己要务必认识清楚。毛泽东之所以说出这样的一番话，确实是有所指的。他自己曾经坦言：“我这个人也犯过错误。”②《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23页。例如1927年他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尽管其中有一些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分析，但从经济问题的视角上来看却不尽然，所以，他承认把经济问题写错了。此外，在后来的20多年的工作中，无论在军事、政治、党务等方面，他也承认自己“都犯了许多错误”。这些错误之所以在历史决议之中“都没写上去，不写并不是否定它。因为按照真实历史，真实情形，我是有错误的”③《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23页。。如在中共中央刚刚到达陕北的时候，毛泽东没有认真注意党中央与本地干部和本地军事干部关系的问题，忽视了陕甘边区是高岗同志他们一手搞起来的历史事实。由于他对这个问题处理不好，“所以陕北人就讲闲话。有人说，陕北人只能建立苏区，不能当红军”④《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35页。等。对于这些错误，他认为他不仅必须要承认，而且还要承担责任。他指出：“错误人人皆有，各人大小不同”⑤《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97页。。对于决议案上把好事都记在他的头上的做法，他感到确实不太合适。所以，他对此需要发表一点意见，即“写成代表，那还可以，如果只有我一个人，那就不成其为党了。要知道，一个队伍经常是不大整齐的，所以就要常常喊看齐，向左看齐，向右看齐，向中看齐”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22-123页。。在毛泽东的带领之下，党的许多领导人都对自己的错误进行了自我批评。这对统一党的思想、改进党的工作、形成党的内外和谐关系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总之，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流血牺牲凝聚而成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它既是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一个缩影，也是广大人民群众“观察党群干群关系、人心向背的晴雨表”⑦《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356页。。延安时期的历史实践已经充分表明“党的作风正，人民的心气顺，党和人民就能同甘共苦”⑧《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356页。这样的客观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