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盛思喆

解读舞蹈艺术中，服饰语言与身体语言的关系

服饰艺术是以人为本的艺术，服饰的功能从最初为人类身体遮羞、保暖，到实现人的自我审美观念表达、群体文化审美观念表达，再到为艺术角色进行塑造，其功能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逐渐丰富立体，而人类与服饰的关系随着这些表达诉求的不断增加而更为紧密，二者的关系由服饰为人服务逐渐演变为相互依存又相互影响的关系。

服饰既能为人实现更多的身体语言表达，也能因服饰影响甚至改变身体语言的表达。尤其是在舞蹈艺术中二者和合共生，为舞蹈艺术作品中的角色人物塑造及舞台视觉效果的完美呈现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

服饰语言与身体语言一样丰富多彩，服饰语言通过颜色、材质的质感、形状、款式等来表达不同的文化特征，而身体语言则多以人的情绪、情感角度出发，通过身体的不同动作、造型、节奏来表达不同的文化特征。二者的奇妙之处在于，他们常常在一种文化中得到高度融洽的表达。

例如，在藏族舞蹈中，舞蹈的基本动律以膝盖的屈伸及摆胯为主，而形成这种动律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受藏族服饰的影响，在藏族人民的服饰中，腰间常常别着许多艳丽的珠宝饰品或生活用具，又时常受当地早晚温差较大的天气影响，经常在正午时将袖子脱下别于腰间，这样就加重了服饰在腰间部位的重量，使得在做屈伸迈腿的动作时自然而然地形成摆胯的动律，也加重整个动作厚重的质感，舞起来时连绵不断又大气磅礴，犹如藏区的山峰一般绵延优美。

在日常生活中，藏族服饰种类款式丰富，根据藏区气候的不同、生产方式的不同、穿着人身份的不同而有着明确的区分。例如西藏自治区的自然环境差异性较大，在气候寒冷、风大的牧业区，服饰材质选择都以厚重保温为主，男子的穿着特点为长袖、大襟、右衽、束腰、长靴为主，寒冷的气候、逐水草而居的生产方式形成了独特的服饰风格，也滋养了独特的牧区藏族舞蹈风格。该类舞蹈较为欢快热烈，以颤膝、跺脚的动律为主，表现牧区藏族同胞自由、欢快、热烈的生活态度。

服饰与身体语言无疑是不同的载体，但二者却在不同的维度中表达着同样的文化精神内涵，美国历史学派的博厄斯认为，每个文化都是自成一体的，有其自身形成与发展的内在逻辑，所以应该从整体与结构的高度去研究人类文化的动态发展过程，研究任何一种文化现象，都必须将其置于该社会的大环境中全面考察，从中发现这种文化选择所产生的缘由及它的特质。服饰与身体语言更是如此，从日常生活来看，服饰为人类生活实现身体保暖与自我个性、群体文化特征表达的功能。在艺术舞台上，服饰与身体语言都在为塑造鲜活、立体的艺术人物形象而共同努力。

和而不同

服饰语言与身体语言具有一定的统一性，二者均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源于生活且服务于生活，属于日常生活系统，另一类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属于艺术表达的范畴。在艺术表达中，诸如在戏剧、戏曲、舞蹈中，服饰语言与身体语言都有着其特定的使命，需要为人物角色完成人物性格塑造、情感表达的使命，其中诸多的人物信息需要通过服饰来表达，例如表达人物生活的时代、个性、职业、年龄等。

>>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由上海歌舞团有限公司、上海东方青春舞蹈团出演

>>2008年春节联欢晚会舞蹈节目《飞天》

在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中，兰芬一角作为潜伏者李侠的妻子，在危机四伏的潜伏工作中显得既平凡又伟大，她默默地支持丈夫的工作，在人物气质上的呈现上既温柔又坚定。而从服饰设计的角度，服装设计者将兰芬这一人物的服装以银灰色、较为宽松的旗袍样式来进行呈现。银灰色的旗袍上并无任何的花色，显得既质朴又优雅。银灰色犹如晨曦的颜色，预示着即将到来的光明。再加上扮演者低挽的发髻、手中持一把旧蒲扇、坐在一把旧旧矮矮的小木板凳上，这样的服饰语言表达立马就能让观者看到一位在上海弄堂窄巷里扇火烧饭，朴素且不失优雅的妻子形象。而舞蹈演员的身体语言细腻，动作节奏舒缓，身体造型极具上海女人的优雅气质，舞者手持旧蒲扇坐于小板凳上，体态既略显疲惫又满怀着希望，将上海女人的一颦一笑细腻道出，丰富且细腻的身体语言与服饰语言二者和谐共鸣，全方位、立体化的把人物的时代背景、角色性格、个人情感表达得更为丰富、细致，从而引人入胜。

因为艺术表达的需要，服饰的使用与设计常常跨越年代、民族文化甚至是现实，而身体语言的编创与表达亦和服饰语言一样可以漫无边际，二者都在艺术创作的过程中里为作品最终的艺术表达而服务。要想实现服饰语言与身体语言在艺术表达上的琴瑟和鸣，离不开创作者与设计者对时代的理解、对各自创作与设计功底的掌握、对各类文化的理解等，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二者对人物角色的高度统一的理解与解读，只有二者同时对人物角色进行深入的剖析之后，才能从各自的角度达到殊途同归的目的。

和合共生

舞蹈是以身体作为载体来表达的艺术，舞蹈演员运用自身肢体的丰富变化来进行艺术表达，在民族群体之间因不同的文化土壤滋养出不同的舞蹈风格，形成不同的身体文化符号。例如提到傣族舞，大众最先想到的是孔雀舞的手势；提到维吾尔族舞蹈，最先想到的肯定是脖子横移的动律，这就是身体的文化符号。

而服饰语言则是以服饰物料作为载体，以服务于人的穿着为核心，在悠长的发展历史中，形成了服饰的文化符号，例如盘扣、立领等，这都会让我们在脑海中浮现中国式的美感，从而隐约有了中国式美人的形象概念。在舞蹈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为能达到艺术表达的高度契合与完美呈现，要从服饰的功能性上出发，尊重舞蹈动作的动势，在不影响舞蹈动作实现的前提下进行设计，甚至可帮助舞者在舞动时达到透气、保暖等功能性目的。同时在服饰语言的选择上，充分利用色彩、材质为舞蹈人物的形象塑造添砖加瓦、画龙点睛。

例如，在2008年春节联欢晚会上的舞蹈节目《飞天》中，七位舞蹈演员的右腿被固定在舞台上，没有变化的队形与走位，充分利用身体的造型变化，将敦煌莫高窟壁画中“仙女飞天”的场景表演得栩栩如生。除了与舞蹈的编排、表演紧密相关之外，服饰的设计也极为重要，为表现仙女的飘逸质感，舞蹈演员服饰的飘带选择真桑蚕丝的材质，这样在舞蹈演员舞动时才能轻盈挥舞，表达出仙女在飞天过程之中的飘逸质感，也与中国古典舞的动作及韵律一样具有延伸的质感。在色彩的选择上，使用明黄色的主视觉色彩，符合佛教文化中的人物形象，而飘带由黄色渐变到蓝色，也点明仙女飞翔于蓝天之中的艺术主题。

从载体来看，服饰语言与身体语言有着明显的差异，服饰会修饰身体，也能限制身体，但最终是要为身体服务。而身体语言在有了服饰语言对人物角色的背景及细节描述之后，人物更加鲜活立体。在优秀的舞蹈作品中，服饰语言与身体语言二者琴瑟和鸣、和合共生，带给观众在舞台视觉上无可超越的艺术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