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儒林外史》作为清代讽刺小说的扛鼎之作，文中出现了大量有关于科举仕人迷信活动的现象，吴敬梓对于这种现象采用了正反对比、人物态度变化对比、人物结局对比等不同叙事策略，均旨在揭露封建科举制度下科举仕人沉溺迷信的腐朽思想。在科举舞弊频发，取仕偶然性较大的情况下，科举仕人迷信梦兆占卜，丧失了作為知识分子的人格良知。

【关键词】 科举仕人;科举迷信;儒林外史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46-0025-02

一、《儒林外史》科举迷信叙事策略

要探究《儒林外史》中的科举迷信，就要对迷信和科举迷信做出定义。迷信一般指相信星占、卜筮、风水、命相、鬼神等的愚昧思想，泛指盲目的信仰或崇拜，在中国的古代社会中，迷信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而科举迷信是指人们将科举考试的客观结果归结于迷信因素，或希望通过迷信手段影响应试结果的心理活动。[1]《儒林外史》所涉及之科举迷信，多以讽刺挖苦之情节用以表现人物，可以说《儒林外史》不是在表现科举迷信这种现象，而是在向读者展现沉溺科举迷信的仕人以达到讽刺儒林的效果。

在《儒林外史》中有一组涉及“梦兆”事件的对比。梦兆是指通过梦境直接或间接地传递某种信息，这些信息解读后与事实出现某种巧合。[2]我国对梦的内容进行解读来预测未来的现象由来已久。如《左传·昭公七年》中卫国立嫡一事：“卫襄公夫人姜氏无子，嬖人婤姶生孟絷。孔成子梦康叔谓己：‘立元，余使羁之孙圉与史苟相之。’史朝亦梦康叔谓己：‘余将命而子苟与孔烝锄之曾孙圉相元。’” [3]从这段历史记载中，可知春秋之时人们就已经有了解读梦兆的情况，并且是在选择继承人这种国家大事中迷信梦兆。《儒林外史》中涉及解梦的情节有两处，第一次“梅玖之梦”，梅玖考中秀才之后说：“就是侥幸的这一年，正月初一日，我梦见在一个极高的山上，天上的日头，不差不错，端端正正掉了下来，压在我的头上，惊出一身的汗;醒了摸一摸头，就像还有些热。那时不知什么缘故，如今想来，好不有准！”[4]这次的梦是他事后说出的，是否为真，很难说得清，书中既是用故事参与者的身份讲述。而以此对比的是王举人王惠的梦，文中借王举人之口说道：“说起来竟是一场笑话：俺今年正月初一日，梦见看会试榜，弟中在上面是不消说了;那第三名也是汶上人，叫作荀玫。弟正疑惑我县里没有这一个姓荀的孝廉;谁知竟同著这个小学生的名字，难道和他同榜不成？”以及“可见梦作不得准！况且功名大事，总以文章为主，那里有什么鬼神？”[4]共两句。王举人的梦在后文中完全变成了现实，而且毫厘不差，这种梦兆的对比除了增强文章神秘性，使作品更有看点以外，还产生了不同仕人对于梦兆态度的对比。梅玖的梦说得真，煞有介事;王惠的梦说得虚，自己调侃。吴敬梓在不同人物结局的对比中凸显了小说的戏剧性，也对迷信解梦一事加以批判。

《儒林外史》提到了另一种谶兆迷信为“扶乩”。在《儒林外史》第七回中陈和甫主动拜见新中进士王惠与荀玫，向二人推销自己的成功案例。二人听了半信半疑，于是陈和甫现场操作，在这出对于这次“扶乩”的描写，吴敬梓纯用白描，基本不对人物做出作者评价：

陈礼吓得在下面磕头如捣蒜，说道：“今日二位老爷心诚，请得夫子降坛，这是轻易不得的事！总是二位老爷大福。须要十分诚敬，若有些须怠慢，山人就担戴不起！”二位也觉悚然，毛发皆竖，丢着乩笔，下来又拜了四拜，再上去扶。陈礼道：“且住。沙盘小，恐怕夫子指示言语多，写不下，且拿一副纸笔来，侍山人在傍记下同看。”于是拿了一副纸笔，递与陈礼在傍抄写，两位仍旧扶着……王员外被他说破，也觉得心里欢喜。[4]

王惠的判词与其后的经历完全吻合，从塑造人物方面来看此处情节无叙述者之干预，人物的“性质、身份、优劣、迷信程度”完全通过人物自身的语言行动表现出来。我们看到了陈和甫对扶乩庄严的虔诚，以及王惠的迷信心态以及其受到肯定时的欢喜。这种客观的白描在中国传统小说中是经常使用的，黄人（无名氏）总结为：“故小说虽小道，亦不容一我之见……《儒林外史》之写社会种种人物，并不下一前提语，而其人之性质，身份，若优若劣，虽妇孺亦能辩之，真如对镜者之无遁形也。”[5]而文中这种对人物的白描是随着科举迷信事件展开的。在书中叙写应验的谶兆的同时，也有一些因自身迷信而受到损害的“小丑”角色，这些角色在增强文章戏剧性、喜剧感的同时，也揭露了当时科举仕人普遍沉迷风水的社会现象：他们渴望通过风水求得仕途、获得财富等，这种迷信结果反差带来的喜剧效果也包含着作者对于儒林文人迷信成风的痛心。那么在《儒林外史》成书的时代，仕人迷信产生的原因又是那些呢？

二、科举仕人迷信原因探究

（一）科举仕人的狂热心理

探究清代仕人沉溺于科举迷信的问题，就不得不谈到科举的重要性。《论语·子张》记载：“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6];《荀子·大略》中说：“学者非必为仕，而仕者必如学。”[7]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思想为根基和基础的，科举制正是在学优而仕的文化土壤中产生的，它将图书与做官通过考试这一制度连接起来，使学优则仕的儒家理论制度化。对考取功名趋之若鹜的科举仕人纷纷参与科举考试，希望用得中的方式出人头地。

据研究记载乾隆四十九年会试，在参试的举人中有年届90岁者一人，80岁以上者20人，70岁以上者5人，结果没有一人中举。[8]在年复一年的科举考试中，他们还必须忍受各种凌辱、参考入场须经过搜身;考场中要忍饥受冻;出场后提心吊胆;及到榜发，中举者甚至如《儒林外史》中的范进，欣舆过度而痴迷癫狂;名落孙山者则沮丧颓废，失魂落魄，痛不欲生。

《儒林外史》就是用大量篇幅来表现科举仕人对于科举的狂热。鲁小姐受其父鲁编修的教育，“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别的“都是野狐禅、邪魔外道”的昏话，从小就读经书，习八股。自己不可能去参加科举，只得寄希望于丈夫，不料丈夫对八股诗文却“不甚在行”，鲁小姐非常伤心，新婚宴尔却愁眉泪眼，长吁短叹，以为“误我终身”。后来又把举业梦寄托在儿子身上，4岁起就“每日拘着他在房里讲《四书》，读文章”。[4]而迷信的产生正是扎根于人的心理需求的，是人因缺乏某项事物而存在的主观状态，强烈的需求是行为的原始动力，如果这些目标不能实现，有些人则可能病急乱投医，去寻求鬼神的庇护。科举迷信正是在个人需求为导向的趋势下，对神秘文化的依赖。

（二）科举取士制度中的偶然性

在清代科举考试中考生之间竞争激烈，倾轧严重，作弊、迎奉之类的场外因素开始发挥作用。林则徐任江苏巡抚时，曾呈请定乡试较阅章程疏，禀称：“窃查江南为人文渊薮，入闱士子，多至一万四、五千人，额设同考官十八房，每房约须校阅八百余卷……乃头场荐卷未毕，而二、三场试卷已陆续送入内帘……似此校阅情形，定弃取于俄顷之间，判升沈于恍惚之际。”[9]

科举制度，作为联系学与仕的手段，在历史的一些阶段中是起到进步作用的，但是其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本质，使其在诞生的初期就带有阻碍社会发展的消极因素。清代作为封建王朝中的最后一个朝代，其科举取士制度达到全胜阶段，同时其消极因素也全面爆发，科举制度更变成了禁锢思想，摧残人才的工具。[10]那些沉溺于揣摩八股文章的讀书人，对国家时事、生民社稷一概不知，更不要提当时的西方启蒙的科学思想了。《儒林外史》第四回记载，范进在母亲去世后说：“今年山向不利，只好来秋举行，但费用尚在不敷。”[4]范进作为新科举人，居然因为迷信风水而推迟了母亲下葬的时间，当时科举仕人迷信的心理可见一斑。而这种迷信的心理很大程度是由于科举中偶然性中产生的。《茶余客话》记述郑忬考中会元的故事说：“科名有无，命定之矣。即中式名次之上下，亦莫不有数。戊辰（乾隆十三年）会试，鄂虚亭（容安）阅江南卷。中定三十本。又另备十卷，暗置卧榻枕下，以防意外更易。及进呈前十卷，内江南一卷后场犯讳撤去。急命小胥取床头十卷来，十卷固自别高下，而小胥抱卷急趋，逾限而仆，仓皇甚，信手拾取以进。鄂公即取最上一卷，置第十名。及进呈御览，置第一，即今仪部郑前村忬也。”[11]虽然此事记载于笔记小说中，不可充史料佐证，但可见当时之学者多将科举取士结果和迷信联系在一起，这种冥冥之中的定数让科举仕人追求“积阴德，求福禄”的心态变得司空寻常了。

三、结语

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刻画了面对科举迷信持有不同态度的仕人形象，通过小说中的科举迷信现象研究，可以看出作者对堪舆和科举有着比较理智而清醒的认识。吴敬梓清醒的认识到，科举制度为万千寒士打开一扇门，也令多数仕人迷失自我、人格扭曲，甚至沉迷于封建迷信之中。《儒林外史》中科举仕人沉溺迷信的行为既是吴敬梓对清代形形色色科举仕人的写照，背后也是其一生科举坎坷路途的投射。

参考文献：

[1]赵书萱.从清代史料笔记看盛清小说与科举[D].山东大学，2010.

[2]陈振祯.中国科举谶兆文化研究[D].福建师范大学，2011.

[3]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0：1297.

[4]（清）吴敬梓.儒林外史[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

[5]无名氏（黄人）.小说小话[J].小说林，1907，（1）.

[6]（春秋）孔子撰，程昌明译注.论语[M].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1996.

[7]王先谦.荀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8.

[8]张倩.张百熙与中国教育近代化[D].西南大学，2006.

[9]（清）林则徐著，中山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现代史教研组，中山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现代史研究室编.林则徐集日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2.

[10]王道成.科举史话[M].北京：中华书局，1988.

[11]（清）阮葵生撰.历代笔记小说大观 茶余客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作者简介：

毕成，男，汉族，辽宁鞍山人，辽宁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