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 亮

如果有人想去看看陈子昂，他的读书台（位于金华山顶），他的埋骨地（位于独坐山麓），我总是乐于主动当一个导游。不是陪同，而是尾随；不是义务，而是渴望。王家新先生想去看看陈子昂，可以说，不过是对我的再次玉成罢了。2020年11月19日，涪江就要进入枯水期。但是我们知道，“涪江”上游就是陈子昂，就是从不间断或收缩的某种汹涌。精神与风骨的汹涌。这类说法并无修辞上的“出奇”，但“出奇”又算得了什么，较之于用空间来克服时间，从而艰难地回溯到那些痛苦而伟大的灵魂。“像杜甫当年那样（如果你能/渡过那些凶险的湍流！）”。杜甫之所以要去寻访陈子昂遗踪，小而言之，后者乃是前者祖父杜审言的“密友”，大而言之，后者乃是让前者心有戚戚焉的“儒家英雄”——如果没有记错，这个术语，当是出自宇文所安。前文的分析，当然有证据，比如杜甫的《陈拾遗故宅》。陈子昂当过右拾遗，相当于副拾遗，杜甫当过左拾遗，相当于正拾遗，都是芝麻大的小官儿。

除了上文已有征引的《谒陈子昂墓》，王家新的近作，还有《郁达夫故居前》和《雨雪中访平江杜甫墓祠》。从这几件作品，可以清楚看出，诗人总是不惮于这样的“重复书写”。“富春江”，流自郁达夫的“笔下”；“汨罗江”及“两岸黑瓦残枫/和飘拂的苇草”，流自杜甫——或屈原——的“诗里”。这样的“重复书写”，乃是修辞上的一再偷懒，却是精神上的多次淬火。技术上的日日新，会不会诱发精神上的朝三暮四？很多年以前，我与于坚先生在信中讨论过这个问题。他说，“见过塞尚的作品吗，那看起来真是‘伟大的重复’。”其实，岂止是塞尚、莫奈、梵高都通过不厌其烦的“重复书写”，分别建立了“蓝睡莲谱系”“麦子与向日葵谱系”。而王家新，则建立了“痛苦者与游牧者谱系”。所谓“游牧者”，化用自萨义德的“游牧主义”。前述种种“谱系”都是实心的“精神谱系”，而非空壳的“修辞博览会”，故而最终能够“静静航行于另外的时间”。从某种意义上讲，除了屈原、陈子昂、杜甫和郁达夫，连诗人在《“解体纲要”》中写到的报废汽车，全都从属于这个“痛苦者与游牧者谱系”。《谒陈子昂墓》写到的“闪电般的遗骨”，不就是《“解体纲要”》写到的“钢铁垃圾”？《雨雪中访平江杜甫墓祠》写到的“针尖似的细雪”，不就是《“解体纲要”》写到的“飞雪”？屈原就是陈子昂，陈子昂就是杜甫，杜甫就是报废汽车——这是一个幽灵小分队，所有幽灵，都可以相互替换。我们还强烈感受到，王家新早已隐秘、谦逊而又骄傲地实现了“叨陪末座”。也就是说，诗人自己，就是那个躲在小分队里面的蒙面幽灵或隐身幽灵。或许还有另外的解读角度，屈原、陈子昂、杜甫和郁达夫甚至报废汽车，全都是诗人自己的“镜像”。“你的枯眼合上，而泪从我这里涌出”。客体可以主体化，主体可以客体化。这个时候，在我耳边，就不得不响起南宋学者蔡梦弼关于杜甫的断言：“虽伤子昂，亦自伤也。”或法国作家福楼拜的金句：“包法利夫人，当然就是我”。

王家新近年来，似乎从“西学”转向了“中学”。除了献诗给杜甫，他还研究过雷克思洛斯对杜甫的出色翻译。联想到王家新的早期作品，比如《中国画》，就不能不引发我们的猜疑：这位诗人的文学接受史，先是一部东游记，再是一部西游记，如今又是一部东游记？这个猜疑并没有太大的价值，总体来说，王家新不过是在不断提升“中学”与“西学”的“民主性”，也就是余光中先生所谓的“毛笔”和“钢笔”的民主性。《中国画》醉心于东方美学趣味，《雨雪中访平江杜甫墓祠》痛心于古代文人厄运。正是缘于这个显而易见的差异，我宁可把《帕斯捷尔纳克》与《雨雪中访平江杜甫墓祠》归为同类作品也不愿把后者与《中国画》视为同类作品。不论是早期，中期，还是近期，王家新均曾多次献诗给西方诗人，尤其是阿克梅主义诗人。这些西方诗人，毫无疑问可以一点儿也不违和地列入“痛苦者与游牧者谱系”。甚至可以反过来说，《雨雪中访平江杜甫墓祠》，不过就是《帕斯捷尔纳克》的续集、后传或姊妹篇。《“解体纲要”》中，“而它的德国造发动机，/人们修理后也许会另有他用，/像是心脏移植。”让我暂时抛弃“作者意图”，试错式抛出“读者意图”或“读者想象”——这架“德国造发动机”，或可移植到一架将要抛锚或解体的汽车上？

尽管我对王家新的几首近作和旧作，已有一些臆断，却仍然困惑于《谒陈子昂墓》的结句：“他只能永久立在那苍凉的幽州台上了——/那遥远的、断头台一般的/幽州台！”对陈子昂而言，只有一座“失意台”，在王家新看来，却是一座“断头台”。前者彻悟了生命的有限，后者惊觉了生命的大限。从“失意台”到“断头台”，此种比喻或联想，堪称“加强比喻”或“超级联想”。在王家新写出《谒陈子昂墓》之前，我已经领教过诗人这种大跨栏一般的方法论。记得当天上午，我们前往独坐山，王家新忽然叫停了汽车。停车处对我而言，只是一个“卵石滩”，在他看来，却是一个“刑场”或“屠宰场”。附近的瓦房、柚子树、还有同行的青年，都见证了他即兴的“加强比喻”，或即兴的“超级联想”。为什么诗人要大比例增加“幽州台”或“卵石滩”的“悲剧性含量”？难道，他已经把两者都当成了“痛苦者与游牧者谱系”的瘦弱基座？

王家新也许不会驳斥上文的“过度诠释”，却很有可能会反对下文的“避重就轻”或“声东击西”——他在前述作品中呈现出来的凛冽感、挫败感和创伤感，与其说是对历史的“直接的痛定思痛”，不如说是阿克梅主义的“间接的遗产”；与其说是“困境”，不如说是“被压迫妄想症”；与其说是“凭吊”，不如说是“认领”；与其说是“命运”，不如说是“气质”；与其说是不可拒绝的“礼物”，不如说是主动收养的“孤儿”；与其说是代言者的“面具”，不如说是个人的“胎记”；与其说是“诗学的承担”，不如说是“承担的诗学”；与其说是尖锐的“社会学”，不如说是九条牛都拉不回来的“美学”。这些结论，均非定论。恰好是在笃信与狐疑的回返往复之间，或许，可以更好地理解下面这个事情。王家新和我登上了金华山，就着两块石碑，读到了杜甫给陈子昂的几首献诗。其中，我是向来推崇《陈拾遗故宅》，王家新却更愿诵读《冬到金华山观因得故拾遗陈公学堂遗迹》。两首都是五言古风，前者十联二十行，后者八联十六行。王家新读到后者的第十五行时，忽然发出了难以自控的赞叹。我跟着他念了几遍，舌苔发苦，齿牙生寒，觉得这行诗果然是好，进而觉得这首诗果然是好。好在情怀，而非章句。《冬到金华山观因得故拾遗陈公学堂遗迹》第十五行，其实呢，只有普普通通五个字——“悲风为我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