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阿 剑

近期《星星》诗刊的一次征文活动引起了笔者的注意。以“行走宽窄之间”为主题的哲理精短诗歌征文大赛，激发了国内诗人强烈反响。据悉，此次征文共收到投稿3500件，15000余首诗作。其参与人员之广、年龄跨度之大以及参赛成熟诗人之多，甚至超出了主办方的预想。这是《星星》诗刊继去年关于征文体诗歌讨论之后，又一起现象级事件。其中，哲理诗这一概念重回人们视野，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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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诗，知与不知，思或不思，似乎是永恒的话题。百年中国新诗发展至今，既有传统诗学的延续与相依，也有超越古典文明的迥异路径，特别是20世纪以降西方现代诗的摸索，节制抒情、消解意义、运用意象乃至走向人们所畏惧的艰深复杂、多义曲折与晦涩难懂的境地，都对传统诗学提出了新的挑战。所以日本诗人高桥睦郎说：“我不知道诗歌是什么，所以我写诗。”这是典型的东方式思维，把诗的本义述诸世界的不可知论。而爱尔兰诗人希尼或许更为圆熟与温和，他在《希尼诗文集》中提到：“诗歌是堡垒，是人类隐私的监护者之一；但它又是敞开的，是一种公众的艺术形式……诗实际上是为作为读者的你而写的，它召唤你向它靠拢。它放在那儿让你打开。它是一种造物，然而是内心的造物。”

我曾就《星星》诗刊的哲理诗火爆一事询问过几位诗人朋友，其中有一位提出这样的观点：如果当下许多诗写呈现出沉湎个人趣味或直接干预现实的倾向，实际上成了遁世或入世的两极向度，那么，这次哲理诗重回大众视野，无疑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对诗歌尤其是1980年代以来诗歌的传统审美需求。毕竟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