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蓓蓓 姜 进

近现代中国女性解放与男性精英谋求独立富强国族的历史进程紧密相关，女性的主体性实践由此被学界广泛讨论。一些研究认为，在国家话语主导的女性解放运动中，女性处于被解放的客体地位，也有研究表明，国家话语和女性主体性的成长并非二元对立，女性往往在具体情境的实践中获得主体性成长与自我赋权。(1)揭爱花《国家话语与中国妇女解放的话语生产机制》(《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一文对此问题有过专门论述。近年来，学术界对国家话语和女性主体性的成长之间关系的探讨仍热度不减，比如，贺桂梅《三个女性形象与当代中国社会性别制度的变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5期)、贺桂梅《人民文艺中的婚姻家庭叙事与妇女解放的历史经验》(《妇女研究论丛》，2020年第3期)、施文斐《“国族”与“性别”纠缠下的女界改造与女性主体性重构——近代妇女运动与民族主义运动的双重变奏》(《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20年第2期)等文都聚焦于这一问题的讨论。然而，以上研究更多地聚焦于20世纪下半叶及以后的时期，对20世纪上半叶的关注比较少。若能对从20世纪上半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国家话语和女性主体性成长之间的关系进行连续性考察，则有利于加深对近现代中国女性解放的理解。20世纪初开始的长达半个世纪的悲旦之生成和发展是生动的个案，在追寻强大国族的话语下，悲旦变化于“男性或国家塑造的客体形象”和“女性参与建构的主体形象”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