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武田泰淳的晚年作品《富士》是反映其战争观、疾病、宗教等思想的集大成之作。作品中，武田泰淳以精神病院作为舞台，通过疾病书写巧妙地刻画了“疯癫”与战争之间的联系，在正视历史的基础之上展开战争批判。武田泰淳在完成日本国民与精神病患者同质化的基础上，批判了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疯狂，并展开了对于自身“罪与罚”的反思。

关键词：武田泰淳;富士;疾病书写;战争批判;罪与罚

武田泰淳（1912-1976）是一位与中国渊源颇深的日本战后派作家，曾作为士兵踏上过中国的土地，也曾在中国上海直面日本的战败。但与多数日本作家不同的是，武田泰淳并没有回避这段经历，而是多次在其作品中表现了对自身罪恶的忏悔以及对战争的批判，是一名旗帜鲜明的反战作家。

20世纪60年代末，日本各地的大学生们掀起了“大学斗争”，企图推翻政府、学校等权威，欲从“疯癫”中寻求可能性。因此，“疯癫”成了当时最能够引起日本国民关注的话题之一。武田泰淳的长篇小说《富士》出版于1971年，正是武田对于这股“疯癫”浪潮的回应。小说中的“舞台”为富士山麓的精神病院，时代背景为1944年的日本。现年48岁的原精神科实习医生大岛，以当时的笔记为基础回忆了25年前在精神病院发生的事情，并以手记的形式创作了小说。该作从心理层面上探讨了“正常”与“疯癫”的界定。同时，武田通过对作品中处于不稳定精神状态的各式各样人物的刻画，将“疯癫”与战争进行关联，充分体现了他的战争观。

一、日本国民与精神病患者的同质化

武田泰淳的《富士》中，真正提及“富士”的内容并不多，却是整篇小说的主题。富士山是日本的象征，在小说中的表现既神秘又疯狂。主人公大岛将精神病患者比作如同死火山一样的活火山，外表如同富士山一样美丽，但隐藏在其心中的滚滚熔浆不知何时会喷发。学者小野惠认为：“该比喻不仅限于精神病患者，同时适用于所有的人类。所谓正常人与精神病患者的区别，其实就在于心中的熔浆是否喷发。”此外，大岛在谈及虚言症患者一条所撰写《日本精神病院改革方案》时，曾说道：“一条或许把整个日本当成一所精神病院写出了那个改革方案”。结合以上两点能够得出，1944年，战争这条导火索引发了日本国民心中的“滚滚熔浆”，整个国家都处于一种“癫狂”状态中，即整个日本都成为了一所巨大的“精神病院”。武田由此完成了日本国民与精神病患者的同质化，小说的舞台不单单是富士山麓下的一所精神病院，也是战时日本这一所巨大的精神病院。

事实上，武田在作品的开端便埋下了日本国民与精神病患者同质化的伏笔。该作的开端源自火田军曹与实习生大岛间的对话。对话的开始，火田军曹向大岛抛出源自其上级中尉的“精神病患者抹杀论”，这也是火田自身最直接、朴素的想法，其可怕之处显而易见。在日本军国主义的荼毒下，一切不能为战争提供服务的活动都是无用的、无价值的，更不用说精神病患者还有添乱的可能性。但火田紧接着说道：“精神病患者与战场的士兵们有着难以置信的相似之处。即两者都处于不知道会干出什么事的状态之中。”“他们有些时候会做出无比荒唐的恶行。也可能平静地干出难以想象的过分举止。”一方面表现了火田毫无芥蒂地接受了中尉的“精神病患者抹杀论”;另一方面发现本应该被抹杀的东西，正鲜活地存在于自己内心的深处。火田这样一个包含激烈矛盾的观念性的存在，正是武田关于精神病患者与日本国民同质化的初步预兆。

小说的最后，精神病院掀起了一场“集体发狂”的狂欢。主人公大岛也沉浸享受于逐渐成为患者的快感与恍惚之中。这场“集体发狂”实际上预示着战争末期的日本已经达到了“疯癫”的顶点。1945年，日本国内在德国投降之后，出现了诸如“本土决战”“一亿国民总玉碎”的口號，可见当时日本的疯狂。集体狂欢的尾声，从未说过话的默狂症患者冈村少年突然开口：“富士山在燃烧。”作品中并没有明示冈村少年是否真的看到了富士山在燃烧，但可以知道武田的战争批判。这场由日本军国主义挑起的战争，激发了每个日本国民心中的“滚滚熔浆”，而这场疯狂到达顶点后，毁灭便接踵而至。

二、日本国民与精神病的实质结合

在完成精神病患者与日本国民的同质化的基础上，武田还实际创造了一个日本国民与精神病的结合体。癫狂症患者大木户原本是一名军人，患精神病后不得已退伍，对自己得病这一事实感到极度羞耻，无时不刻不想着能够早日痊愈出院。他对于“进食”有一种病态的欲望。每当这种欲望无法得到及时满足时，都可能成为他发疯的诱因。在大木户的每一篇日记，都有一段对于享用食物的感恩。进食的欲望涌起→发疯→进食→恢复并感恩，这样的循环已然成为了大木户生命中的一部分。即便得知自己的妻子出轨、通奸后，大木户依旧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继续着上述循环。至于大木户始终无法摆脱该循环的原因，小说有着以下表述：“所谓的一之日，即每月一次的兴亚奉公日。……所谓的八之日，即十二月十八号的大诏奉戴日。……他祈求战争胜利的心情是远超常人的，这些日子对他来说反而应该是值得高兴的日子。不过，这些日子与他过去的病历结合在了一起，成为没有尽头的苦恼的开端，唤起不必要的恐惧。”

一之日和八之日是大木户必然发病的日子，也是他发病的开端。结合大木户发病起源时间的特点，可以看出他的精神病与日本发起的战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大木户眼中，无法为国效力的人与废人无异，废人是不配享用国家资源的，但他又无法反抗进食的本能。于是，无为徒食所带来的的羞耻感同人类进食本能的矛盾使其陷入疯癫。在进食欲望得到满足后，常人眼里微不足道的食物在大木户眼中成了巨大的恩泽，因此他不得不对此作出感恩。这对于大木户而言，是一种无法调和的矛盾，摆脱循环的道路只有一条——死亡。

1944年正值太平洋战争的末期，日本已经处于溃败的边缘，全国上下的物力、财力都向战争倾斜。在这样的背景下，精神病院的资源之缺乏是足以想象的。食物的匮乏给大木户带来的伤害不仅仅是肉体上的，同时也搅乱了那无法调和的循环，折磨着他的精神。最后，大木户就这样一步步地走向死亡。临终前，大木户在病床上始终喃喃地重复两句话：“人真是无聊的东西啊”“勇敢地向前进”。这两句话其实是相互矛盾的：一方面，大木户似乎最终意识到，所谓战争，不过是“无聊”的人类所进行的“无聊”的行为罢了，死后他再也不用为这“无聊”的行为付出什么，是一种解脱;另一方面，却对自己无法为国玉碎而羞耻，于是便告诫后人，你们还有玉碎的机会，要“勇敢地向前进”。换言之，大木户内心虽然有了一定质疑战争的意识，但仍不能完全摆脱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荼毒。武田对于日本军国主义恨之入骨，在《七·七纪念日之际》中曾写道：“对于毫无理由就突然失去自己父母、兄弟姐妹、子女的中国人来说，‘军国主义’这种不温不火的说法根本无法解气。日本士兵就是活着的鬼，侵犯而来的鬼，无论如何都无法原谅的鬼……”

癫狂症患者大木户是那个时代日本国民的一个缩影。大木户摆脱不了的循环同样存在于二战时期的多数日本国民身上，为战争缩衣减食、以无法上战场为耻……如此这般，何尝不是一种“疯癫”。通过大木户这一士兵与精神病的结合体的悲剧，武田泰淳毫不避讳地斥责了日本军国主义正是这场“疯癫”的源头，同时也是掀起这场“无聊”战争的罪魁祸首。

三、无能为力的精神病医生

在武田架空的这所精神病院中，精神病医生同样有着异常之处。整篇《富士》中，没有提到精神病医生对于患者采取的治疗措施，也没有提到任何患者被治愈的情况。学者藤原崇雅指出，即使在1944年已经出现了胰岛素疗法以及电击疗法，但《富士》中并没有对患者施加过任何治疗，这与实际上的精神病院有着很大出入。不难想象，武田构建这样特殊的精神病医院空间是有所意图的。

甘野院长是精神病医生的代表。他所奉行的观点便是“友好”地对待所有精神病患者。甘野院长认为，“友好”是精神病医生们所能采取的“唯一的战术”。并且，不是自发地采取“友好”态度，而是由于患者的原因“不得不友好地去对待”，即穿上了“名为友好的束缚服”。因为患者无论如何都存在于那儿，医生能做的仅仅是“毫无抵抗地感叹：‘啊啊，异常者正在那活着呢’”。

甘野院长始终抱有为强烈的“罪与罚”的意识。曾经，家中雇佣的小女孩保姆由于“怀乡病”的缘故，将甘野院长三岁的儿子丢到河里溺死。但院长并没有报警，反而让小女孩如愿回家，且继续雇佣了另一个女孩中里作为保姆。而中里同样有“怀乡病”，后来又在甘野家放火。此外，他还得到精神病患者们数不清的报复。即便如此，甘野院长却一副坦然的模样，认为这是他应得的“罚”。“请裁决我吧！不管是如何严厉的裁决，我都有接受的觉悟。谴责我吧！向我吐口水吧！把我骂成一个聋子为止吧！我只有一个请求。不做要求，請原谅我……”

甘野院长“罪”意识的直接源头，是他无法治愈这些精神病患者，还不知羞耻地保持着平静。结合上述的精神病患者与日本国民的同质化，可以看出武田想要通过甘野院长传达出的意图。由于日本军国主义的盛行，没有办法阻止那些疯狂侵略中国的日本士兵们，只能被迫“友好”地放任他们加深对于中国的伤害，走向灭亡。曾作为士兵加入过侵华战场的武田泰淳也是其中的一员，这正是他本人“罪与罚”意识的来源。在与堀田善卫的对谈集《我不再提中国》中，武田说过：“我对中国没有做过任何一件好事。不管中国人怎么劝我说不是那样的，我也只给中国带来去过伤痛，而没有一件好事。那是明明白白的，且无法挽回的事。……如果中国来到日本的代表遭遇到刺客袭击的话，我应该挡在他身前，用自己的身体保护中国的人……”这与甘野院长谴责自身的话极为相似，可以说甘野院长是武田自身“罪与罚”意识的体现。武田借甘野之口，指出战争一旦引起，后果便无法挽回，同时也谴责了曾经身为士兵的自己。

四、结语

小说《富士》出版时，已经是日本战败20余年后，武田却依然将太平洋战争末期作为小说的时代背景，足以窥见武田欲借“疯癫”之风痛批战争的意图。作品中，火田军曹处于抹杀与被抹杀的矛盾状态，是一个日本士兵的悲哀;大木户至死都处在无法为国出力的羞愧中，是一个日本普通民众的悲哀;武田借甘野院长之口阐述自己的罪恶，是武田自己的悲哀。而这些悲哀的源头是一致的，是日本对中国挑起的无法饶恕的战争，是日本军国主义思想无尽的荼毒。作为一个曾经踏上过中国战场的日本士兵，武田泰淳没有回避这段历史，而是借由《富士》将对战争的批判展示了出来，这一点，值得我们给予他充分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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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朱言炎，大连外国语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日本近现代文学。

编辑：雷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