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媛

摘要：职业教育现在是我国重要的教育方式，为我国培养了大量的技术性人才。本文介绍了我国近代职业教育思想的萌芽，其中黄炎培先生为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关键词：职业教育 萌芽 实业 黄炎培

一、职业教育的起源

“职业教育”四字最早见于1904年山西农林学堂总办姚文栋所呈《添聘普通教习》一文中：“论教育原理，与国民最有关系者，一为普通教育，一为职业教育，二者相成而不相背。”但当时姚氏并未明白阐释其内涵、特征等，仅限于提出这一名词概念[1]。

二、职业教育前身——实业教育的建立

在清末教育体系中具有某些职业色彩、并在学制中占有实实在在地位的乃是“实业教育”。它作为始自十九世纪后半叶的较大规模的中西文化碰撞的产物，出现于二十世纪之初。1903年张百熙所拟《奏定学堂章程》载明：“实业学堂，分三等，曰高等实业学堂，曰中等实业学堂，曰初等实业学堂，其种类为实业教员讲习所，农业学堂，工业学堂，商业学堂，商船学堂。”并认为实业学堂，“以学成后各得治生之计为主”，“国民生计，莫要于农工商实业，兴办实业学堂，有百益而无一弊。”

三、实业教育的发展

及至民国建立，实业教育仍作为教育系统中一部分，被列入民初所颁之“壬子癸丑学制”。北京政府教育部于1913年8月4日颁布《实业教育令》11条和《实业学校规程》60条，规定“实业学校以教授农、工、商业必需之知识技能为目的”。其门类分甲乙两种：甲种实业学校施完全之普通实业教育；乙种实业学校施简易之普通实业教育。此间，实业教育在绝对数量上已“略有进展”；但其对一般学校之百分比，四年中“前三年皆减，惟末年增”；其学生数对一般学生之百分比，则“无年不减”。可见，这一时期实业教育“尚未为一般当局和社会所重视”，“在教育统计上，对于一般教育，并百分之一之地位而未曾取得，则其不发达之状况，概可知矣”。

实业教育情况如此；而反观这一时期实业教育所处之社会现实，辛亥年间爆发的资产阶级革命给绵延二千余年的中国封建制度以重创，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工商业者的政治地位与社会地位，使其投资工商业的热情激增。民国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保护工商业的政策法令。如法律承认和保护人身及私有财产的安全；规定人民有营业的自由；鼓励民间开办银行；准许各类商号自由注册等。各地方也发布公告，废除厘金、苛税等。如湖北军政府建立后即发布公告：“虐待商人者，斩；扰乱商务者，斩；关闭店铺者，斩；繁荣商业者，奖。”及至“一战”期间，民族资本主义进入所谓“黄金时期”。此时，“欧美各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压迫，中国民族工业，主要是纺织业和面粉业，又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工业，1912年至1919年八年间，建成厂矿四百七十多个，投资近一亿元，加上原有企业的扩建，新增资本达一亿三千万以上，八年相当于过去全部投资总额。并且，这些企业较普遍地使用机器或新式改良机具，其生产能力大大提高，如机器产煤量、机器棉纱锭数、生铁产量、铁路里数、轮船总吨数，大致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二十、三十年代水平相当。

但此时得益于社会客观环境而力求发展的民族工商业者们却迫切感受到一种日益严重的阻碍，即是实业人才的极度匮乏。棉纱业巨子穆藕初在《实业与教育之关系》一文中指出；“详考我国二十年来，累办新业，而招致失败之最大原因，莫不以缺乏实业人才故。”在《振兴实业之程序》一文中穆氏列举组织工厂之九大要点，将“人才”列在首位，指出：“今日我国实业之不昌，患不在乎资力之不足，而在乎主干人才之缺乏”。“造成就实业人才”，“增进实业知识”成为民国初期实业界的一致呼声，“造就商业人才，在今日之中国，非常切要。人才愈多，则商业必愈发达。”依据自身经验，他将实业界适用人才分为两种：一为科学人才；一为管理人才。“科学人才为技术家。占制造业重要地位。”“凡原料之配合，出品之快速与优良，皆彼之所有事。一厂中至少得此项人才一二人，多至七八人不等。”而管理人才在事业管理上所占地位尤为重要。“凡增进精良之产额，节省无谓之消费，直接发展工厂之隆运，间接开拓国家之富源，皆此项人才之所有事。”“自经理以下，如经济部、货物部、机械部、储藏部、劳作部、劳役部，以迄稽查、督率、装渡、输送等各部分，须得相当之人。”

面临来自实业界对掌握近代科技与管理方法的人才的急迫需求，当时的学校教育却无力给予充分支持和回应。一方面，普通教育严重脱离实际。1915年，黄炎培赴杭州访浙省巡按使，耳闻一事，颇具典型性。该巡按使有一侄，在中学已三年。一日，令彼用纸糊壁，问其须纸若于？其取笔计算，竟“然反复求之不得”。乃答曰：“教师未尝授此也”。闻者不禁慨叹：“以中学三年生，按其程度已习代数几何矣。而此粗浅之开方应用问题，竟不能算，岂忘之欤？非也。教授时于实用方面未尝注意及之也。”学校教育之不切实际由此可见一斑。而对录用学校毕业生任雇员之公司、企业，问其所用之初等小学生、高等小学生、中等学校学生三者成绩孰优孰劣，则普遍感觉中等学生不若高小学生，高小学生不若初小学生，其成绩适与在学年数成反比。问其故，则曰：“初等学生受学校之教育时间尚未久也，故入公司后，各方面之领受较易。若高小，若中学，则在学之年愈多，染学校之毒气亦愈深，先入为主，而公司中之教导，亦愈困难也”。如是，则“我国学校教育，非所以为社会谋福利，转所以害社会耳”。

四、实业教育存在的弊端

普通教育实施不力，实业教育也是“所用非其所学，滔滔皆是。”教育界曾有人将实业教育之弊归为数端：其一，“设置拘统系而忽供求”。办实业学校之人所孜孜以求者，仅在统系是否分明，表式是否完备；对关系实业教育成败之时、地，孰所需，孰非所需，均不暇计。其二，“功课重理论而轻实习”。实业学校“农无农场也，商无商品也，不过加读农、商业教科书数册”，成了农业国文、商业国文而已。使学生有读书之习惯，无服务之习惯。授以理论，莫不欢迎，责以实习，则颇以为苦。其三，“学生贫于能力而富于欲望”。上海某银行行长，曾以其多年录用学校毕业生之经验语人曰：“今之学生，学力不足而欲望有余，不适于指挥，徒艰于待遇耳！”“但求一纸文凭，夸耀乡里，不从他日办事上著想者，亦頗不少。”这样一种实业教育无疑难与此时实业发展需求协调同步，难以承担起为后者提供充足技术与人才的责任。“吾国百业之不进步，亦实现时教育有以致之也。”

现实社会迫切要求得到教育的支持以解决种种难题；但现有教育确实难以膺此重任。在此情况之下，一部分实业界人士以及与之有密切联系的一部分教育界人士立足于从现实经验而得的对教育与实业、教育与国民生计、教育与国家、社会之间相互关系的认识，决心改造已有之教育。论及教育与实业之关系，他们指出，“实业人才之盛否，关系教育之兴替。”盖实业人才，大约可分作三种：一为无藉乎教育之天才；一为富有组织实业能力之中坚人才；一为实业界各部分克尽厥职之辅佐人才。后两种，恒可由人力培养，为实业界之主要人物。“国家之富强，社会之富裕，胥出此辈人才之手。由是言之，教育其亟亟矣。”同时，环顾世界，对照中西，落后与进步之差异实在令人生危机之感。“今吾国文明之进步如何乎？行于野，衣所服者，先畴之畎亩也；游于市，工所用者，高曾之规矩也。夫使立国大地，仅我中华，则率其旧章，长此终古，亦复何害。独念今世界为何等世界，人绝尘而奔，我蛇行而伏。试观美利坚一国，发明新器物，年至四万种；安迭生一人，发明新器物，多至九百种。我未有一焉。”在此认识基础上，他们又进而从教育于国家、民族之影响的高度来把握教育之地位与功用：“教育曷贵也？语小，个人之生活系焉；语大，世界、国家之文化系焉。”“教育界諸君子，实负斲（zhuo二声）削人才之重任，操左右国家之大权。现时之纷纷扰扰，皆前此旧教育之遗孽也。由是以观，则今后之人才，能否适用千实业界，能否挽救今日社会生计之困扰，则叩诸今日教育界造因之如何而可知。”

五、黄炎培建立职业教育

1914年，黄炎培遍游安徽、江西、浙江、山东、河北诸省从事调查[2]。他曾记道：“芜湖之米，九江、皖南之茶，铜宫山之铜，景德之磁，都是我的调查对象。”此外，安徽之财政学务，江西之教育行政，长江下游之水利，南浔铁路之现状，也均在其了解范围之中。尤其值得称述的是，在这次考察中，他以大部时间深入调查了上述诸省25市县的88所学校，目睹教育与生活、教育与劳动严重脱节，更坚定其改革教育之决心。由此行，黄炎培切实感到仅于普通教育中抽象强调“实用”，不能真正解决问题。

1915年4月，黄炎培随游美国实业团访美，历时两月有余。其间，他考察了美国25座城市中52所各级各类学校，并会晤自学成才的发明家爱迪生。他在游美日记中记载此行之最深感受说：“至挽近，实业益发达，而生计问题亦日以急迫。于是复有所谓职业教育，专以职业上之学识、技能教授不能久学之青年；而一方面亦使实业前途进步益无限量。”“美国近以时势之要求与潮流之推荡，盛倡职业教育。若芝加哥、若春田、若甘来诸市、若麻赛怯思（马萨诸赛）、若维斯康辛（威斯康星）、若纽约诸省，皆为著名施行职业教育地。”黄炎培认识到：“语以抽象的实用教育，不若语以具体的职业教育之警心动目。”“职业教育者，在学说上为后起之名词，在社会上为切要之问题，而在教育上实为最新、最良之制度也。”因目睹美国职业教育之成绩，“回念吾国，不能不以职业教育为方今急务。而“实用主义教育”主张实为职业教育思想之先导。而美国之行，使黄炎培终于找到了将改革教育、振兴实业与就业问题熔于一炉加以解决之新路——职业教育。

1916年9月，经黄炎培主持，江苏省教育会成立职业教育研究会，会员148人，以“研究职业教育之设施以及提倡推广方法”为宗旨。此乃中国近代第一个省级职业教育研究机构。

（责任编辑：姜秀靓）

参考文献：

[1]陈爱君.中国职业教育思想溯源及其现实意义[J].机械职业教育，2019（01）：1-5.

[2]高钰雅，周慧梅.近代中国职业教育“入口”与“出口”问题分析——基于中华职业学校的考察[J].职业技术教育，2020，41（16）：56-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