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首任妻子相濡以沫40载，天人两隔。

与第二任妻子年龄相差31岁，黄炎培告知亲友：“佳人易得，同志难求”

黄炎培与王纠思：结发40载，相濡以沫

黄炎培20岁时，以家塾教师为生，在教书的同时，作诗写文，參加川沙、南汇、上海书院的征文大赛。他的文章屡次获奖，奖金加起来比一年教书的工资还要多。一次偶然的机会，黄炎培姑父的一位朋友王筱云看到了他的一篇文章，非常赞赏：“这个青年前途有希望。”黄炎培的姑父沈肖韵灵机一动，抓住时机说，这个优秀的青年正在求婚，你的女儿肯嫁给他吗？慧眼识珠的王筱云把女儿王纠思许配给黄炎培。

1899年考取秀才后，黄炎培与王纠思结婚。夫妻育有六男六女，其中有三个孩子早夭。

黄炎培一生以教育为安身立命之所，他重视教育，也体现在对妻子的态度上。1904年黄炎培流亡日本归来后，执教于上海城东女学，他让王纠思来此校学习，接受现代文明的熏陶。

黄炎培对王纠思非常尊重，这在清末民初，难能可贵。上海管母亲叫“姆妈”，川沙叫“姆娘”，黄炎培就把方言的“姆”字改成恩爱的“恩”，让子女叫母亲“恩娘”，勿忘母亲恩泽。

黄炎培为妻子写了一个条幅：“功名期望皆身外，天地庄严在眼前，此体此心都付汝，母心纯善体纯坚。”在黄炎培的心目中，王纠思风度大方，无脂粉之气，一举一动，在自律之中见天真本性。王纠思对黄炎培非常信任。有一次，黄炎培和一位女性朋友秘密谈话很长时间，跟随黄炎培的仆人回到家中，偷偷地向王纠思打小报告。王纠思责备仆人道：“汝勿得言，黄先生品是金，汝勿得言。”

黄炎培一生为国事奔走，不问家事，家中一切全靠王纠思。他1902年底办川沙小学堂任总理（校长）并授课，不领分文甚至自带午餐。尔后办开群女学、广明师范等，都取之有限。1906年，浦东中学开办，黄炎培为首任校长，本应领200元薪水却只领80元。几个子女到了老年仍对童年清苦的生活记忆犹新：上顿豆芽、下顿豆芽;天天豆芽、月月豆芽。

长年这种收入状况，不仅对黄炎培本人，更是对王纠思的挑战。王纠思抚养儿女成才，主持一个大家庭的理财，吃穿用度，井井有条，令黄炎培赞赏有加。北洋政府曾两度下令任命黄炎培为教育总长，一度任命黄炎培为直隶省教育厅长，一旦上任收入不菲，但均遭黄炎培拒绝。他潜心于教育救国，获得王纠思的充分理解与支持。王纠思这样对黄炎培说：“君为国家而生，我为君而生。”在儿子黄大能的心目中：“母亲是一位十分慈祥又十分能干的女子，她在我儿时的记忆中，胖胖的脸蛋上经常会流露出喜悦的神色，从未见过她有过愁眉苦脸的表情。”

1937年抗战爆发，黄炎培辗转内地至川渝，王纠思和幼小的子女留在上海，孰料竟成永诀。1940年12月，王纠思因脑溢血病逝。噩耗传到重庆，黄炎培失声痛哭。他写了七首诗悼亡妻，并写《先室王夫人行略》，传给儿孙。

黄炎培六子黄方毅回忆：夫人去世后，前来给父亲说媒的人委实不少，但父亲常是一脸严肃，与人不苟言笑，更不触及儿女情长之事。有些小报专门探听名人隐私，当时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第三方代表中，黄炎培与沈钧儒同为丧妻之人，故而备受报纸关注，更有甚者捕风捉影，无中生有捏合黄炎培与某著名女子大学的漂亮女校长，一时传得沸沸扬扬。但父亲是有个性的人，他依然沉浸于对妻子的忆念中，他这段日期的日记中，不乏“哭”“大哭”的记载。这种心绪下，谈何再恋再娶！

黄炎培与姚维钧：“佳人易得，同志难求”

黄炎培与第二任妻子姚维钧的恋情，令人称奇。1941年11月，黄炎培应邀来到贵阳，在大夏大学（今上海华东师大）等处作抗日形势的讲演。当时姚维钧从上海来此就读，即将毕业。她被黄炎培的抗日激情所感染，对他极为钦佩。

黄炎培返回重庆后，二人开始书信往来，用纸和笔开始了感情历程。到1942年姚维钧大学毕业，短短8个月内，二人的通信有107封之多。当时，黄炎培六旬又四，姚维钧三十又三，相差三十一岁。年龄的落差之外，是社会地位的差距。当时的黄炎培，是名满天下的民主人士，正为抗战募捐在大后方仆仆奔走。而姚维钧是一个还在大学读书的学生。

在二人的书信中，急切的爱国、救国之情的抒发，与相互间的探寻、关切与欣赏，交织在一起。黄炎培是传统的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因此诸如“我自信对国家，对民族应负起重责，而此时远没有尽”“我和你只有两颗鲜红的心，两颗并成一颗，怎么样可以发生效力，把世界和我们的国家弄好一点，而且要选好一条轨道，使后人跟上来，这样才算不辜负父母生我”这样的告白，频频见诸情书。而在姚维钧，是只身从江南逃难到大后方的热血青年，家国之痛盈于心头，初识不久，面对黄炎培对其健康状况的询问，姚维钧答以“身体素好，最近尤健。若此而为个人幸福，乃未敢言。为社会国家能多出些力，则固所愿也！”言下之意，身体的健康，首先并非个人之福，能贡献于国家社会，才有意义。这是那个时代下的极致浪漫。

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通信中还谈到了黄炎培后来赴延安时与毛泽东探讨的周期率问题。黄炎培的信上写道：“诚然进而究统治者何以腐败，则实受一种周期率的支配，‘由成功而畏死贪生而失败而冒险而成功。此乃社会演变的周期率，一治一毙即受周期率之支配。”

1942年8月，姚维钧奔赴重庆，不久两人举行婚礼。黄炎培在婚礼上发表告亲友书，将两人相识相恋经过公开，文中有八个字：“佳人易得，同志难求。”婚后，姚维钧在重庆巴蜀中学执教。

姚维钧服装简朴，待人热情，胸襟高洁，忠诚而勇敢，这些品性，酷似黄炎培的恩爱发妻王纠思。

黄炎培和姚维钧育有四个孩子：当时、丁年、方方、冈冈。这最后面的两个孩子的名字里，寄托着黄炎培对抗战期间病逝的长子黄方刚的思念。

黄炎培在重庆，身兼数职，又是国民参政会，又是中华职业教育社，又是民盟、民建，公事繁忙。每每晚归，姚维钧常在他们居住的张家花园山坡上翘首以待。有诗云：“观音岩上久徘徊，贩者纷纷饱橐回。过尽千车人不见，一镫远送屐声来。”黄炎培答诗：“观音岩上市声稀，夜夜夫人迎我归。过尽千车人不见，一天风露湿君衣。”

抗战胜利后，黄炎培奔走国共和谈，全家重返上海。黄方毅回忆：

父母婚后的第三年，父亲与毛泽东在延安作了著名的周期率对话，提出如何克服历史兴亡周期率的“黄炎培周期率难题”。回渝后父亲口述、母亲执笔写出《延安归来》一书，为此招致反动派抄家。母亲受惊吓，怀胎八个月即早产生下我，只有三斤多重。母亲说，“苦儿有命”，“苦儿有福”。

和谈失败后，黄炎培辞去国民参政员之职，拒绝参加国民党单方面召开的伪国大，与国民党全面决裂，迎来了他人生最艰难的时期。姚维钧一直陪伴他，共度政治上受高压、经济上靠卖字为生的生活。

1948年姚维钧的40岁（虚岁）生日之际，黄炎培感激地写下贺诗：“迎君长夏海棠溪，入握情丝未足迷。出处商量关大计，将才许国两心齐。”

1949年后，黄炎培在政府中工作，官至政务院副总理，姚维钧作为他的秘书，内外兼理，任务繁重。令人欣慰的是，这段奇情不曾褪色。1954年8月，黄、姚结婚第十二年毕，为了纪念，二人特定制了紫红色纸夹，用来包装前述百余多封信。黄炎培在其上题“灵珰百札：黄炎培姚维钧共同生活第十三周年开始”。这就是《灵珰百札》的由来。

1965年底，黄炎培病逝，1968年1月，姚维钧去世。

（责编/兰嘉娜 责校/黄梦怡 来源/《八十年来 黄炎培回忆录》，黄炎培著，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