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加快补齐乡村旅游公共服务短板，是推动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文章选取全国30个省（区、市）乡村旅游公共服务水平为研究对象，运用贝叶斯时空层次模型探究2006—2018年全国及东、中、西部地区乡村旅游公共服务水平及时空演化规律，借助定性比较分析法解析了引致热点区、温点区和冷点区3种类型的构型组合，并进一步探讨了各子系统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全国整体乡村旅游公共服务水平呈现阶段性上升态势，呈现东部、中部、西部阶梯递减格局，且西部地区发展活跃度更高。（2）三大地区线性变化速度符合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东部呈现正负交替的周期性，中部多数地区进入平缓周期，西部则进入上升周期。（3）软、硬环境对乡村旅游公共服务共同作用，硬环境是乡村旅游公共服务水平提升的必要非充分条件，旅游基础设施系统是内部支持因子，旅游交通便捷服务系统是敏感因子，旅游信息服务系统是潜在因子，旅游公共环境系统是显性因子;软环境则是充要条件，旅游安全保障系统是非敏感因子，旅游人力资源系统是基础因子，旅游文化娱乐系统是消费需求因子，旅游行政服务系统是外部支持力。

[关键词]乡村旅游公共服务;时空演化;贝叶斯时空层次模型;成因分析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21）11-0026-14

Doi： 10.19765/j.cnki.1002-5006.2021.11.007

引言

“十三五”以来，我国乡村旅游高速发展，截至2019年6月，全国乡村旅游总人次达15.1亿人次，实现总收入0.86万亿元，分别占同期国内旅游总人次的49.02%和旅游总收入的30.93%1。乡村旅游已成为旅游市场的重要构成，对推动乡村振兴和社会经济发展具有积极影响。旅游公共服务是乡村旅游发展的基础，也是促进居民消费扩大升级、提升旅游者休闲娱乐体验的关键。加快补齐乡村旅游公共服务短板，是推动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促进乡村旅游发展提质升级行动方案（2018年—2020年）》政策文件出台亦强调了提升旅游公共服务品质对乡村旅游目的地发展的重要性2。目前，我国乡村旅游公共服务普遍面临基础设施滞后、产品和服务不标准等问题，在此背景下，探究我国乡村旅游公共服务发展水平及其成因显得尤为重要。

国外旅游公共服务研究开展较早，囿于语言习惯、研究视角及概念界定等方面存在差异，国外旅游公共服务的研究较少，且难以聚焦[1]，有关研究主要围绕城市旅游展开[2]，主要涉及旅游公共设施、旅游政策和规划、目的地安全和营销等分支内容[3-5]。随着乡村旅游兴起，这些问题也被拓展至乡村地区[3]，诸多学者从公共交通服务[6]、公共信息服务[7]、公共政策服务[8]、公共安全服务[9]、惠民便民服务[10]等角度探讨了乡村旅游公共服务发展。

国内旅游公共服务被提出，始于2006年党的十六大提倡“服务型政府”[2]。研究至今，理论界对旅游公共服务供给方、模式、属性、服务方、内容等方面仍存在争论。具体供给方而言，既有徐菊凤和潘悦然、王信章、李军鹏等为代表学者提出政府供给观[11，13-14]，也有韦鸣秋等、李健仪等、李爽等为代表学者提出政府、市场、第三部门等构成的多元供给观[1-2，12]。基于不同供给观理解，出现了政府主导、市场主导、自愿供给、多元主体供给等多元化的发展模式探讨[2，15-19]，但这也引发了公共服务属性上是否具有公益性的争辩[11-12，19]。在服务方上，则呈现出狭义（旅游者群体观）与广义（全社会群体观）分歧[12-13，19]，基于不同需求观理解，提出了建设内容的狭义（与旅游者关联的服务内容）与广义（所有服务内容）之分[11-13，18]。在此基础上，也有学者尝试从旅游公共服务价值共创和旅游目的地精益服务角度[1，17]，进一步丰富了旅游公共服务概念体系。由此可见，目前，学者们对旅游公共服务概念的诠释瑕瑜互见，尚未形成趋同概念。与此同时，基于对旅游公共服务概念理解的不同，学者们既有从市场需求[2]、社会属性[19]、服务供给[20]等方面构建全要素系统，也有从基础设施[21]、交通服务[22]、信息咨询[23]、安全保障[24]和行政管理[25]等分支体系进行探索。

为探究国内有关乡村旅游公共服务研究现状，在中国知网以篇名、关键词和摘要同时检索“乡村旅游公共服务”，2008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共有82篇中文核心期刊文献，而以篇名进行检索则仅有4篇中文核心期刊文献，见诸文献稀少，但2019年以来核心文献大幅上升，占总发文量的26.83%，其中，以篇名检索的两篇核心文献均发表于2019年。然而，我国早在2005年就已提出美丽乡村建设战略，并在2017年提出乡村振兴战略。目前，乡村旅游发展中的公共服务问题已引起了部分学者关注，相关研究见诸乡村振兴[26]、旅游扶贫[27]、全域旅游[28]等领域，但理论发展仍滞后于实践，仅部分学者提出应关注乡村旅游公共服务建设的主客共享、政府主责、多方协调和体系完备性[29-30]，这对乡村旅游公共服务建设支撑明显不足。结合以上研究，本文提出乡村旅游公共服务是为服务乡村旅游发展实际，以政府、市场、乡村居民及第三方社会组织为供给方，在乡村公共服务基础上，为满足乡村居民和旅游者共享性需求而提供的，具有鮮明的非排他性、非竞争性和公益性的产品和服务总称。综合国内外旅游公共服务研究来看，研究对象覆盖广泛，涉及城市旅游[3-5，16]、节事旅游[31-32]、乡村旅游[6-10，29-30]、欠发达地区[33]、景区[21，34]等;研究尺度上微观案例多于宏观视域;研究方法以社会访谈、问卷调查、量表设计等定性方法为主，重点围绕旅游者、社区居民、政府部门管理者等群体对旅游公共服务进行评价。

由此可见，现有研究已有一定基础，但仍难以指导乡村旅游公共服务实践。首先，现有研究多围绕微观个案展开，且以测评旅游公共服务满意度感知为主，鲜有基于宏观视角探究时空分异现象。其次，研究方法以定性为主，缺少面板数据模型引入，尤其是通过贝叶斯时空层模型进行综合测评、类型划分及其线性速度演化趋势拟合的文献仍然鲜少。再次，研究对象上，针对乡村目的地旅游公共服务研究仍旧薄弱，其特殊性决定了难以复刻城市发展模式，在其概念界定、构成内容研究上存在短板。最后，虽然已有学者尝试构建量化评价体系，但针对乡村地区量化研究较少，同时，在指标维度归属上并未进一步分类，且旅游行政服务相关指标缺失，难以凸显旅游公共服务建设的政府主责和公共属性。据此，本研究将全面建构乡村旅游公共服务评价体系，并借助贝叶斯时空层次模型（Bayesian hierarchy spatio-temporal model）选取全国30个省（区、市），对其乡村旅游公共服务水平时空分异特征及其线性速度演化进行探究，在此基础上，运用定性比较法解析引致热点区、温点区和冷点区3种类型的成因构型。本研究揭示了我国乡村旅游公共服务发展演化趋势脉络及其形成机制，旨在为促进我国乡村旅游公共服务均衡化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1 乡村旅游公共服务水平测度

1.1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目前，从宏观视角进行旅游公共服务量化评价指标研究来看，主要基于国家旅游公共服务发展规划展开研究，如按照《中国旅游公共服务“十二五”专项规划》提出的信息咨询、安全保障、交通便捷、便民惠民和行政服务五大体系为纲，构建旅游公共服务评价指标体系[35-36]，或通过解读《“十三五”全国旅游公共服务规划》内涵，从信息、交通、安全、环境、基础设施、人力和娱乐7个方面构建评价体系[20]。结合已有研究基础，并鉴于乡村地区政府部门主导旅游公共服务建设的特殊性，本研究在指标建构上更关注乡村公共服务与旅游公共服务建设的融合性。服务对象上，凸显旅游者与乡村社区居民的共享性[29]。内容解构上，依据“十二五”和“十三五”全国旅游公共服务规划基础上，构建了8个子系统（表1）。与已有评价体系研究相比，本研究依据存在形态将其归纳为软、硬环境两类[12]。有学者指出，我国旅游公共服务存在重建设、轻管理问题[20]，通过软硬环境建设测度，有利于探究我国乡村旅游公共服务发展的结构问题，这也与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相契合，更有利于指导乡村旅游公共服务发展实践。

1.2 数据说明与处理

本研究中所有指标数据均来源于2007—2019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农业统计年鉴》《中国文化文物统计年鉴》和《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其中，除乡村旅游服务咨询数、乡村自然灾害发生数、乡村环境监测与防治数、乡村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4项指标需要加工处理外，其余指标均在以上统计资料中直接获得。具体而言，乡村旅游服务咨询数使用乡村文化站数代表，鉴于乡村文化站提供服务的公益属性，可以兼顾为游客提供旅游信息服务，将其作为乡村旅游服务咨询数[38];乡村自然灾害发生数采用地质灾害发生数、森林火灾发生次数、突发环境事件次数3项指标加总;乡村环境监测与防治数采用地质灾害防治项目数和环境气象观测站加总;乡村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采用乡村固定资产投资结构中的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投资表示。囿于西藏、香港、澳门和台湾数据缺失，予以剔除，共获得30个省（区、市）样本数据，个别数据缺失年份采用趋势外推法补齐。另外，本文通过综合指数法[50]测度2006—2018年30个省（区、市）乡村旅游公共服务水平。首先，为了满足指标加权运算的需要，对所有指标进行标准化换算，其中，以货币为计量单位的指标，为消除价格变动给指标跨时期比较造成的计算偏误，以2006年为基期进行不变价格换算，再运用极差标准法进行无量纲换算;其次，采用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最后，运用多元线性综合指数确定乡村旅游公共服务水平。

1.3 研究方法

本研究运用贝叶斯时空层次模型分析中国乡村旅游公共服务水平总体和局部时空演化规律，并通过定性比较对其时空格局成因进行探究。

1.3.1    贝叶斯时空层次模型构建

贝叶斯时空层次模型是在贝叶斯层次模型基础上，引入观测时空变化的交互项，同时，利用先验信息能够有效克服一般时空数据小样本和自相关缺陷，以概率统计形式刻画时空演化过程，共包含3个层次[51-52]：

样本似然函数：

[Yit～MVN（μit，σ2Y）] （1）

参数先验分布：

[μit～MVN（λit，σ2μ）] （2）

时空过程函数：

[lnλit=α+Si+b0（t-tmid）+νt+b1i（t-tmid）+εit]    （3）

式（1）～式（3）中，i和t分别代表各省（区、市）和年份，[Yit]、[μit]、[σ2Y]、[λit]、[σ2μ]分别表示乡村旅游公共服务水平、期望值、方差、期望值的期望和方差，[α]是常量，[εit]表示扰动项;[Si]为[i]地区空间参数，exp[（Si）]为总体空间相对度，反映了第[i]个地区乡村旅游公共服务水平相对指数，>1（或<1）说明其高于（低于）总体水平。依据Richardson等提出的分类标准[53]：将乡村旅游公共服务水平大于1的后验概率估计值高于0.7划分为热点区，小于0.2为冷点区，剩余为温点区，依次表示第[i]个地区乡村旅游公共服水平高于、低于和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b1i（t-tmid）]为时空交互项，参数[b1i]表示局部变化速度，[t-tmid]表示相对于观察期中点位置[tmid]的時间差;[b0（t-tmid）]+[vt]表示总体时序趋势，由[b0（t-tmid）]线性趋势和[vt]随机效应构成，通过测算参数[b0]考察排除模型时间特征后全国整体乡村旅游公共服务水平演化趋势;进一步将式（3）合并为[（b0+b1i）（t-tmid）]，其参数项[b0+b1i]表示第[i]个地区乡村旅游公共服务水平的线性变化速度，若[（b0+b1i）>0]（或<0）表示[i]地区局部线性变化速度加快（或减慢）;该模型中所有时空参数（[Si]、[b0]、[vt]、[b1i]）先验分布均通过BYM（Besag-York-Mollié）模型确定[54]。此外，为检验该模型的时空效应对研究样本时空演化的解释程度，使用方差成分系数（VPC），VPC愈大表明模型时空效应可信度愈高，公式如下[55]：

[VPC=    var（Si+b0t+νt）var（si+b0t+νt）+var（b1it+0.5b2it2+εit）×100%] （4）

1.3.2    定性比较分析

乡村旅游公共服务水平的时空演化过程相对复杂，难以被单一因素诠释，而定性比较分析作为定性与定量结合的一种集合理论研究方法，可以解构出多个不同前因条件组合，这些特定组合就是引致最终结果的理想构型，需要通过一致性和覆盖率甄选出最具有解释力的前因条件构型，公式如下[56]：

[一致性（X≤Y）=min（xi，yi）xi覆盖率（X≤Y）=min（xi，yi）yi] （5）

式（5）中，[X]为前因条件集合，[Y]为最终结果集合，[xi]为变量在组合[X]的隶属度，[yi]为变量在结果Y的隶属度，一致性可以判断前因条件构成的充分条件，一般要求阈值不低于0.85[57];覆盖率是指特定前因条件构型对最终结果的解释力度，而净覆盖率是指仅能够被该种构型诠释的个案占比，一般要求阈值不低于0.9才满足引致结果变量的必要条件[57]。另外，本研究采用四值模糊集校准法对前因条件变量进行校准，按照隶属度由高至低依次赋值为1、0.67、0.33、0，其中，1为完全隶属，0为完全不隶属。

2 乡村旅游公共服务水平时空演化特征

借助OpenBUGS 3.2.1软件中马尔科夫链蒙特卡洛（Markov Chain Monte Carlo，MCMC）方法分析该模型，通过判断其结果的收敛性来验证贝叶斯时空层次模型估计的可靠性，依据Gelman-Rubin统计量判断估算结果的收敛性，愈接近1表明结果收敛性愈好，本研究中所有参数值均在0.973～1.009内，表明结果可靠性较高。

2.1 总体时空趋势的贝叶斯时空层次模型分析

2006—2018年，30个省（区、市）乡村旅游公共服务水平时空效应分别由贝叶斯时空层次模型中的时间和空间趋势参数[b0（t-tmid）+vt]和[Si]测度。基于[b0（t-tmid）+vt]进行后验中值估计可知，观察期内全国乡村旅游公共服务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整体可划分为2006—2008年二次型上升趋势、2009—2012年平缓发展态势、2013—2018年波动上升趋势3个阶段。贝叶斯时空层次模型估计的方差成分系数为85.72%，即其对整体时空過程的解释度高达85.72%，说明观察期内30个省（区、市）乡村旅游公共服务水平已形成稳定的空间格局。进一步测算每个阶段各地区在总体空间相对度exp（Si）>1的后验概率估计值，考察其在3个阶段表现出的短期波动规律特征（图1），东、中、西部三大地区整体发展水平呈现由东向西阶梯递减格局。其中，江苏、浙江、山东、广东、河南、四川6省始终处于热点区，热点区多数集中于东部地区;上海、山西、安徽、江西、内蒙古、广西、云南、陕西8省市始终处于温点区，温点区以中部地区占多数;海南、黑龙江、吉林、甘肃、青海、宁夏、新疆7省区始终处于冷点区，冷点区以西部地区为主;北京、天津、河北、辽宁、重庆、湖北、湖南属于由高水平滑落至低水平，仅有福建回升至热点区，贵州则由冷点区升迁为温点区。由此可知，虽然全国整体乡村旅游公共服务水平呈上升趋势，但三大地区之间差距显著，不均衡化发展问题显现。

为进一步探究地区差距来源，借助Dagum基尼系数分解方法[58]，将全国乡村旅游公共服务水平发展差距分解为地区内、地区间和超变密度差距，结果如表2所示。整体来看，2006—2018年总体差距有所扩大，表明空间非均衡发展格局并未改善;地区间差距来看，东、西部地区空间非均衡差距始终最大，而东、中部地区差距最小;西部地区内差异尤为显著，而中部地区内差距最小;结合成分分解及其贡献率可知，地区间差距贡献率最高，同时，超变密度差异贡献率最小，地区间的交叉重叠效应并不是引致空间非均衡发展的主要来源，说明河南和四川虽然归属于热点区，但其发展水平尚未赶超东部热点区省市，并未形成引致空间非均衡化发展的极化中心，而是源自东、西部相对较大的发展差距。可见，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是造成我国乡村旅游公共服务水平非均衡发展的重要因素，经济基础亦影响着地区财政收支和居民收入，进而影响其乡村公共服务支出能力。因此，我国乡村旅游公共服务发展格局与经济空间基本吻合。

运用全局Morans I指数[59]，并使用Queen相邻方法定义空间权重，对全国及三大地区乡村旅游公共服务水平的空间自相关性进行检验（图2），观察期内全国乡村旅游公共服务水平Morans I指数在0.173～0.342之间波动，呈现相似属性的集聚分布特征。2006—2018年三大地区全局Morans I指数之间差距较大，东部地区Morans I指数最高，且内部相似属性空间集聚特征明显，中、西部地区则呈显著的负相关。西部地区空间集聚态势明显优于中部，整体呈现波动发展趋势。借助局部Morans I指数[60]，分别对2008年、2012年和2018年3个关键拐点年份乡村旅游公共服务水平进行分析（图3），发现至少有17个省（区、市）局部Morans I指数处于第一、第三象限，占全部省（区、市）的56.67%。呈现出东部“高高”集聚现象明显，中西部“低低”“低高”集聚现象。3个时期对比可知，等级升迁省区为青海、广西，而云南、贵州、江西3省则在2012年产生等级升迁现象，虽然在2018年又产生了降迁现象，但总体上西部地区乡村旅游公共服务发展尤为活跃。

2.2 局部时空趋势的贝叶斯时空层次模型分析

通过测算贝叶斯时空层次模型中线性变化速度项b0+b1i的后验中值估计可知（图4），3个时间段内各地区乡村旅游公共服务水平的线性变化速度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而言，东部整体线性变化速度具有正负交替特征，呈现“V”型和“Λ”型，具有鲜明的周期性涨落规律，反映出东部作为热点集聚区，其线性变化速度加快态势存在间断性和不可持续性问题，符合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即地区发展水平愈高，从其连续增加的每一单位中所获取的效用增量是递减的，引致其发展速度线性变化逐渐趋于减缓，这也侧面反映出当前东部乡村旅游公共服务供给存在剩余，亟待转移剩余供给要素;中部地区在第3发展阶段变化速度趋于衰减，表明中部作为温点集聚区，已步入速度变化由正转负的平缓发展周期，处于边际效用递增向递减的过渡阶段，亟待乡村旅游公共服务要素更新和升级;西部地区速度变化则由负转正，上扬态势明显，呈现“厂”字型趋向，表明西部虽然作为冷点集聚区，但借助后发优势主动调整乡村旅游公共服务供给结构，处于边际效用递增阶段，引致其发展速度变化逐渐加快。

3 乡村旅游公共服务水平时空演化的成因解析

基于以上分析可知，热点区、温点区、冷点区3种类型发展水平决定了其线性变化演化趋势存在较大差距，然而为何会形成3种不同的发展类型？换言之，东、中、西部三大地区均包含热点区、温点区和冷点区3种发展类型，具体在热点区类型中，呈现哪些子系统组合？同理，温点区和冷点区呢？这些引致不同类型的子系统构型组合是什么？各个子系统在整体乡村旅游公共服务发展中承担怎样的角色？据此，运用fsQCA 3.0对全国乡村旅游公共服务子系统得分进行四值模糊集校准，在单项前因条件充要性监测的基础上，构建了热点区、温点区和冷点区3种类型的前因条件组合构型，并进一步提炼出各子系统的作用机制。

3.1 单变量的充分性和必要性分析

本研究首先对单项前因条件变量是否能引致结果变量的充分必要条件进行检验。依据前文充要条件判断标准发现，虽然一致性相对较高，但除去旅游人力资源满足必要非充分条件外，其余单项前因条件均未达到阈值要求，表明多数前因条件并不是引致乡村旅游公共服务水平提升的充分必要条件，且当这些前因条件单独出现时，并不能引致特定结果产生，需要与其他变量协同发挥作用。

3.2 成因解析

通过对观察期内30个省（区、市）指标数据进行前因条件识别，具体以三大地区乡村旅游公共服务水平为因变量，将8个子系统作为自变量，找寻出最优解、简单解、中间解3种结果，缘于最优解由所有前因条件复杂交错形成，存在重复诠释问题，需要借助简单解和中间解。当前因条件变量同时隶属于简单解和中间解，则视为核心条件，若仅隶属于中间解则视为辅助条件。由表3可知，三大地区共包含10种构型组合，其总体一致性均为1，表明这些组合成为影响乡村旅游公共服务水平的充分条件;同时，每一种组合覆盖率在0.251～0.472之间波动，未达到最低阈值要求，表明并不存在某一种组合能够诠释所有个案，且每一种发展类型都是特定情形下造成的。

综合研究结果（表3），将三大地区构型分别按照其发展类型（热点区、温点区和冷点区）进行合并处理：

[A1*A2*A3*A4*A5*A6*A7*A8→Ya1、Yb1、Yc1] （6）

[～A1*～A2*A6*A7*[A3*～A4*A5*+A3+    A4*A8]→Ya2、Ya3、Yb2、Yc2] （7）

[～A1*～A2*～A4*A6*[A3*A5*A7+A3*A7*～A8+    ～A3*～A7*A8]→Ya4、Yb3、Yc3] （8）

式（6）～式（8）分别对应热点区、温点区和冷点区合并后的构型组合（“*”“+”“～”依次代表“和”“或”“非”的逻辑关系）。由式（6）可知，所有前因条件变量提升，必然会引致乡村旅游公共服务高水平结果，但中部热点区案例中安全保障服务（A5）被视为空白条件，即其出现与否并不影响最终结果。可见，各个前因条件的整体增强必然引致高水平结果，但高水平结果产生未必是由所有变量提升引起的，说明每一个前因条件增强是引致高水平结果的充分但非必要条件;依据式（7）可知，同时缺乏旅游基础设施服务（A1）和旅游交通便捷服务（A2），必然会抑制乡村旅游公共服务发展，缘于两者均是反映乡村旅游消费市场需求规模的潜在指标，即住宿、餐饮、厕所等旅游基础设施缺失，加之乡村道路交通不畅导致乡村地区的可进入性差，引致基本公共产品供给小于需求，成为影响乡村旅游公共服务水平提升的充分条件;式（8）是冷点区构型组合，作为热点区、温点区构型组合的扩展性检验。在同时缺乏旅游基础设施服务（A1）、旅游交通便捷服务（A2）和旅游公共环境（A4）情形下，成为引致乡村旅游公共服务长期处于低水平徘徊的重要因素，这也验证了温点区构型结论的合理性。

综合以上分析并绘制图5可知，在热点区、温点区和冷点区3类构型组合中，均将旅游人力资源系统（A6）视为共同核心条件，可见，具备一定规模的乡村旅游从业人员是旅游公共服务建设的基础因子;旅游安全保障系统（A5）在3类地区多数案例中视为空白条件，表明其对乡村旅游公共服務水平尚未产生实质性影响，可能原因是医疗卫生及环境监测防治建设需要较长周期，短期效应尚未显现，成为潜在影响因子。

综合三大地区组合构型来看，硬环境建设是乡村旅游公共服务水平提升的必要非充分条件，而软环境建设则是乡村旅游公共服务水平提升的充分必要条件。硬环境发展差异来看，虽然三大地区在旅游基础设施（A1）、旅游交通便捷（A2）和旅游公共环境（A4）欠缺的情形下，必然会引致乡村旅游公共服务水平下降，西部地区还受旅游信息服务（A3）制约，但是各个条件在影响作用过程上仍存在差异，其中，旅游基础设施强调满足旅游者最基本的物质需求，是乡村旅游公共服务建设的内部支持因子;交通便捷服务则首要解决地区可进入性问题，乡村作为自驾游的重要目的地，移动性和集散效率是旅游者出行决策的关键考量，具有极高的敏感性，成为影响旅游公共服务水平的敏感因子;作为最能反映村容村貌的旅游公共环境服务系统，是反映乡村旅游公共服务水平的显性因子;经济基础决定了地区旅游公共服务水平，而旅游信息化水平与地区经济发展尤为密切，而这也是引致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西部地区旅游信息服务欠缺的重要因素，其能够间接决定地区乡村旅游公共服务水平，是潜在因子。结合软环境发展差异来看，东部、中部地区3类构型组合均将旅游文化娱乐服务（A7）视为核心条件，这也是迎合旅游消费和服务模式变革，满足旅游者除基本公共服务之外的文化、休闲、娱乐等超额需求，然而，西部文化、娱乐等旅游主题特色功能不足，亦是其乡村旅游公共服务软环境建设的短板。

此外，缘于东部多数地区已形成了以完善的旅游基础设施和高效快捷的旅游交通网络为代表的成熟旅游市场供给体系，政府干预较少。与东部地区相比，中西部地区起步较晚，更依赖于政府政策倾斜和财政补贴，中西部多数地区具备较强的旅游行政扶持。可见，旅游基础设施系统（A1）、旅游交通便捷系统（A2）与旅游行政服务系统（A8）形成了联动发展关系，说明旅游行政服务能够通过制度安排和政策导向，平衡乡村旅游公共服务在地区间要素供给水平，是促进地区乡村旅游公共服务均衡化发展的外部支持因子。

4 结论与展望

4.1 结论与建议

（1）全国乡村旅游公共服务总体发展水平呈现阶段性上升发展态势，且三大地区发展水平差距显著，东部、西部差距尤为凸显，呈现由东向西阶梯递减格局，与我国经济空间基本吻合;由空间相关性可知，东部呈现“高高”集聚现象，中西部呈现“低低”“低高”集聚现象，西部多数地区内省（区、市）等级跃迁现象凸显，表明西部地区乡村旅游公共服务发展相对活跃。

（2）三大地区乡村旅游公共服务水平的线性变化速度符合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地区差异显著，具体东部作为热点集聚区呈现正负交替的周期性变化，中部作为温点集聚区已步入由负转正的平缓发展周期。与前两类地区相比，西部为冷点集聚区，其发展变化速度由负转正，呈现逐渐加快态势。

（3）乡村旅游公共服务水平时空格局由软、硬环境共同作用形成。硬环境建设是必要非充分条件，其中，旅游基础设施系统是内部支持因子，旅游交通便捷系统是敏感因子，旅游信息服务系统是潜在因子，旅游公共环境系统则是显性因子;软环境建设作为充要条件，更应重视软环境建设，具体旅游安全保障系统是非敏感因子，旅游人力资源系统是基础因子，旅游文化娱乐系统是消费需求因子，旅游行政服务系统是外部支持因子。

（4）未来在农村地区制定乡村旅游公共服务发展政策时，应科学把控不同地区乡村旅游公共服务水平及其线性变化速度趋势。针对乡村旅游公共服务线性变化速度已步入下降周期的热点区，应将剩余服务供给要素进行梯度转移，实现与欠发达地区的对口扶持，提高服务要素利用效率;对于已步入或即将进入线性变化速度由正转负的温点区，应及时将乡村旅游公共服务要素进行更新和升级，避免跌入衰落周期;对于处于线性变化速度扩张的冷点区，可以借助后发优势，积极调整乡村旅游公共服务要素结构，以维持较高的线性扩张速度。

4.2 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仍存在以下局限：首先，限于目前有关乡村地区旅游业发展统计资料较少，在指标构建上，乡村地区旅行社及景区从业人员、景区标识牌及交通、农家乐、停车场、交通驿站、网站平台、信息化设施等数据缺失严重，无法纳入量化指标体系之中，引致难以全方位反映乡村旅游公共服务水平，未来可通过典型案例地调研以弥补数据指标缺陷。其次，成因分析上，本文尝试从乡村旅游公共服务各子系统出发进行探讨，但系统发展容易受内外部多种因素共同影响，如地区旅游资源丰度、经济发展水平、政策制度扶持、客源市场需求、城乡二元结构等也是重要影响因素，不同因素对乡村旅游公共服务的影响程度如何？其共同作用机制又会怎样？未来可通过构建影响因素指标体系，借助计量模型探究其影响强度，进一步探讨影响因素作用机制。再次，从整体来看，本文从宏观尺度出发虽然可以勾勒出我国乡村旅游公共服务全貌，但难以反映出微观尺度乡村地区内部旅游公共服务发展现状，不同空间尺度下乡村旅游公共服务发展水平、线性演化趋势是否存在较大差异？如旅游公共服务发展典型的乡村在供给规模上是否存在边际效应？其线性速度演化趋势是否呈现周期性涨落规律？为解决这些问题，今后将选取典型案例地，通過调研采集历时数据进行验证探讨。最后，本研究尝试对乡村旅游公共服务概念进行界定，但与城市目的地相比，乡村旅游公共服务在供给主体、服务对象、构成内容、发展阶段和规模上有何异同？这也是乡村旅游公共服务系统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未来在文献梳理的基础上，结合城市与乡村目的地典型案例地发展实践经验进一步探究。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 韦鸣秋， 白长虹， 华成钢. 旅游公共服务价值共创： 概念模型、驱动因素与行为过程——以杭州市社会资源国际访问点为例[J]. 旅游学刊， 2020， 35（3）： 72-85. [WEI Mingqiu， BAI Changhong， HUA Chenggang. The study of tourism public service co-creation： Conceptual model， driving factor and behavioral process： Take the international social resource visiting spot of Hangzhou as an example[J]. Tourism Tribune， 2020， 35（3）： 72-85.]

[2] 李健仪， 谢礼珊， 关新华. 旅游公共服务质量量表的设计与检验[J]. 旅游学刊， 2016， 31（11）： 117-127. [Ll Jianyi， XIE Lishan， GUAN Xinhua. Scale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tourism public service quality[J]. Tourism Tribune， 2016， 31（11）： 117-127.]

[3] ROGERSON C M， ROGERSON J M. Intra-urban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tourism： Evidence from Johannesburg， South Africa[J]. Urbani Izziv， 2016， 27（2）： 125-137.

[4] MAXIM C. Sustainable tourism implementation in urban areas： A case study of London[J]. 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 2016， 24（7）： 971-989.

[5] YE S， WU J S， ZHENG C J. Are tourists with higher expectation more sensitive to service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urban tourism[J]. Journal of Destination Marketing & Management， 2019， 12： 64-73.

[6] BATMAN Z P， ADIG?ZEL E， T?ZEL F. Investigation of transportation values in the context of rural tourism usages of Bursa Cumal?k?z?k sample[J]. Bart?n Orman Fakültesi Dergisi， 2017， 19（2）： 30-39.

[7] SHANKER D， PADHI S R. Promoting rural tourism in India through ICT applications[J]. Studies in Indian Place Names， 2020， 40： 1823-1831.

[8] AYTU? H K， MIKAEILI M. Evaluation of Hopas rural tourism potential in the context of European Union tourism policy[J]. Procedia Environmental Sciences， 2017， 37：234-245.

[9] LONG N T， NGUYEN T 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in an Giang province， Vietnam[J]. Sustainability， 2018， 10（4）： 353-378.

[10] CHIN C H， LO M C， MOHAMAD A A， et al. The impacts of multi-environmental constructs on tourism destination competitiveness： Local residents perceptions[J]. Journal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17， 10（3）： 120-132.

[11] 徐菊凤， 潘悦然. 旅游公共服务的理论认知与实践判断——兼与李爽商榷[J]. 旅游学刊， 2014， 29（1）： 27-38. [XU Jufeng， PAN Yueran. Theoretical understanding and practical judgment in public tourism services： Discussed concurrently with LI Shuang[J]. Tourism Tribune， 2014， 29（1）： 27-38.]

[12] 李爽， 黄福才， 李建中. 旅游公共服务： 内涵、特征与分类框架[J]. 旅游学刊， 2010， 25（4）： 20-26. [LI Shuang， HUANG Fucai， LI Jianzhong. Tourism public services： Connot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classified framework[J]. Tourism Tribune， 2010， 25（4）： 20-26.]

[13] 王信章. 旅游公共服務体系与旅游目的地建设[J]. 旅游学刊， 2012， 27（1）： 6-7. [WANG Xinzhang. Tourism public service system and tourism destination construction[J]. Tourism Tribune， 2012， 27（1）： 6-7.]

[14] 李军鹏. 加快完善旅游公共服务体系[J]. 旅游学刊， 2012， 27（1）： 4-6. [LI Junpeng. On accelerating the perfection of the system of tourism public service[J]. Tourism Tribune， 2012， 27（1）： 4-6.]

[15] 黄燕玲， 罗盛锋， 丁培毅. 供需感知视角下的旅游公共服务发展研究——以桂林国家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为例[J]. 旅游学刊， 2010， 25（7）： 70-76. [HUANG Yanling， LUO Shengfeng， DING Peiyi.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public service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demand and supply： Taking Guilin “National Tourism Comprehensive Reform Testing Area” as an example[J]. Tourism Tribune， 2010， 25（7）： 70-76.]

[16] 李剀. 边疆民族地区省会城市的旅游公共服务体系构建——以昆明市为例[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7， 27（S1）： 250-253. [LI Kai. Construction of tourism public service system for capital cities in frontier minority areas： A case study of Kunming city[J].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17， 27（S1）： 250-253.]

[17] 白长虹， 刘欢. 旅游目的地精益服务模式： 概念与路径——基于扎根理论的多案例探索性研究[J]. 南开管理评论， 2019， 22（3）： 137-147. [BAI Changhong， LIU Huan. The concept and path of tourism destination fine service pattern： An exploratory research based on multi-case study and grounded theory[J]. Nankai Business Review， 2019， 22（3）： 137-147.]

[18] 王佳欣， 张再生. 基于游客需求视角的旅游公共服务供给次序研究[J]. 贵州社会科学， 2017（7）： 128-133. [WANG Jiaxin， ZHANG Zaisheng. Research on the supply order of tourism public servi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ourists demand[J]. Guizhou Social Sciences， 2017（7）： 128-133.]

[19] 夏杰长， 徐金海. 以供给侧改革思维推进旅游公共服务体系建设[J]. 河北学刊， 2017， 37（3）： 126-130. [XIA Jiechang， XU Jinhai. Research on the reform of the supply front to promote tourism public service system construction[J]. Hebei Academic Journal， 2017， 37（3）： 126-130.]

[20] 马慧强， 燕明琪， 李岚， 等. 我国旅游公共服务质量时空演化及形成机理分析[J].经济地理， 2018， 38（3）： 190-199. [MA Huiqiang， YAN Mingqi， LI Lan， et al. The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and formation mechanism of tourism public service in China[J]. Economic Geography， 2018， 38（3）： 190-199.]

[21] 王建英， 谢朝武， 陈帅. 景区智慧旅游设施的优化布局——以泉州古城为例[J]. 经济地理， 2019， 39（6）： 223-231. [WANG Jianying， XIE Chaowu， CHEN Shuai. Layout optimization of smart tourism facilities in scenic areas： Taking ancient city of Quanzhou as an example[J]. Economic Geography， 2019， 39（6）： 223-231.]

[22] 胡抚生. 我国城市旅游公共交通服务发展研究[J]. 生态经济， 2015， 31（6）： 139-142. [HU Fusheng.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transportation service of city tourism in China[J]. Ecological Economy， 2015， 31（6）： 139-142.]

[23] 丁利. 基于需求导向的旅游政务微博公共信息服务质量优化研究——以山东旅游政务微博为例[J]. 现代情报， 2018， 38（1）： 100-107. [Ding Li. Research on the quality of public information service of tourism government micro-blog based on the demands of online tourists： A case study of Shandong tourism government micro-blog[J]. Journal of Modern Information， 2018， 38（1）： 100-107.]

[24] 张丹， 谢朝武. 我国旅游者公共安全服务： 体系建设与供给模式研究[J]. 旅游学刊， 2015， 30（9）： 82-90. [ZHANG Dan， XIE Chaowu. Designing a tourists public security service system and supply model in China[J]. Tourism Tribune， 2015， 30（9）： 82-90.]

[25] 吴真松， 谢朝武， 郭志平. 《旅游法》与我国旅游行政治理体系的变革研究[J]. 旅游学刊， 2014， 29（10）： 97-107. [WU Zhensong， XIE Chaowu， GUO Zhiping. Tourism Law and the revolution of Chinas tourism administrative governance system[J]. Tourism Tribune， 2014， 29（10）： 97-107.]

[26] 杨忍， 文琦， 王成， 等. 新时代中国乡村振兴： 探索与思考——乡村地理青年学者笔谈[J]. 自然资源学报， 2019， 34（4）： 890-910. [YANG Ren， WEN Qi， WANG Cheng， et al. Discussions and thoughts of the path to Chinas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the new era： Notes of the young rural geography scholars[J].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19， 34（4）： 890-910.]

[27] 陳天富. 美丽乡村背景下河南乡村旅游发展问题与对策[J]. 经济地理， 2017， 37（11）： 236-240. [CHEN Tianfu.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in Henan province on beautiful village background[J]. Economic Geography， 2017， 37（11）： 236-240.]

[28] 刘楝子. 乡村振兴战略的全域旅游： 一个分析框架[J]. 改革， 2017（12）： 80-92. [LIU Lianzi. Universe tourism in the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 analytical framework[J]. Reform， 2017（12）： 80-92.]

[29] 罗成华， 刘安全. 武陵山区乡村旅游公共服务供给困境及其破解[J]. 贵州社会科学， 2019（10）： 85-91. [LUO Chenghua， LIU Anquan. The dilemma of rural tourism public service supply in Wuling Mountain area and its solution[J]. Guizhou Social Sciences， 2019（10）： 85-91.]

[30] 张新成， 高楠， 何旭明， 等. 乡村旅游公共服务质量评价及提升模式研究[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20， 34（10）： 179-186. [ZHANG Xincheng， GAO Nan， HE Xuming， et al. Study on the quality evaluation and promotion model of rural tourism public services[J]. Journal of Arid Land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20， 34（10）： 179-186.]

[31] 李爽， 甘巧林. 游客对大型节事活动旅游公共服务感知评价研究——基于第16届广州亚运会期间的考察[J]. 经济地理， 2011， 31（6）： 1047-1053. [LI Shuang， Gan Qiaolin. A study on the perception evaluation system of tourism public service in events： Base on the survey from 16th Asian Games[J]. Economic Geography， 2011， 31（6）： 1047-1053.]

[32] BYRD E T， CANZIANI B， HSIEH Y C J， et al. Wine tourism： Motivating visitors through core and supplementary services[J]. Tourism Management， 2016， 52： 19-29.

[33] 文斌， 张小雷， 杨兆萍， 等. 欠发达地区旅游公共服务供给演化及驱动机制探讨[J]. 干旱区地理， 2015， 38（6）： 1282-1289. [WEN Bin， ZHANG Xiaolei， YANG Zhaoping， et al. Discussion on evolution and driving mechanism of tourism public service supply in underdeveloped area[J]. Arid Land Geography， 2015， 38（6）： 1282-1289.]

[34] 王慧. 东北旅游景区效率的时空差异分析与路径选择——基于优质旅游有效供给[J]. 社会科学家， 2019（12）： 70-76. [WANG Hui. An analysis of the spatial-temporal differences in the efficiency and improvement path of northeast tourist attractions based on the effective supply of high-quality tourism[J]. Social Scientist， 2019（12）： 70-76.]

[35] 王娟. 基于耦合模型的东北旅游公共服务供需结构研究[J]. 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 18（2）： 90-96. [WANG Juan. A study on the supply-demand structure of tourism public service in Northeast China based on coupling model[J]. Journal of Yanshan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17， 18（2）： 90-96.]

[36] 常文娟， 熊元斌. 旅游公共服务水平评价及实证分析[J]. 统计与决策， 2015（17）： 106-109. [CHANG Wenjuan， XIONG Yuanbin. Evaluation and empirical analysis of tourism public service level[J]. Statistics & Decision， 2015（17）： 106-109.]

[37] 王新越， 朱文亮. 山東省乡村旅游竞争力评价与障碍因素分析[J]. 地理科学， 2019， 39（1）： 147-155. [WANG Xinyue， ZHU Wenliang. Analysis of rural tourism competitiveness and obstacle factors in Shandong province[J].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9， 39（1）： 147-155.]

[38] 高楠， 张新成， 王琳艳， 等. 中国乡村旅游与农村经济耦合协调关系的实证研究[J].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8， 46（6）： 10-19. [GAO Nan， ZHANG Xincheng， WANG Linyan.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rural tourism and rural economy in China[J]. Journal of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Natural Science Edition）， 2018， 46（6）： 10-19.]

[39] 王昌森， 张震， 董文静， 等. 乡村振兴战略下美丽乡村建设与乡村旅游发展的耦合研究[J]. 统计与决策， 2019， 35（13）： 97-101. [WANG Changsen， ZHANG Zhen， DONG Wenjing， et al. Coupling 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of beautiful countrysid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under the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J]. Statistics & Decision， 2019， 35（13）： 97-101.]

[40] 朱彬， 张小林， 尹旭. 江苏省乡村人居环境质量评价及空间格局分析[J]. 经济地理， 2015， 35（3）： 138-144. [ZHU Bin， ZHANG Xiaolin， YIN Xu. Evaluation of rural human settlements quality and its spatial pattern in Jiangsu province[J]. Economic Geography， 2015， 35（3）： 138-144.]

[41] 马晓冬， 沈正平， 宋潇君. 江苏省城乡公共服务发展差距及其障碍因素分析[J]. 人文地理， 2014， 29（1）： 89-93. [MA Xiaodong， SHEN Zhengping， SONG Xiaojun. The gaps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basic public service and its obstacle factors in Jiangsu province[J]. Human Geography， 2014， 29（1）： 89-93.]

[42] 常洁， 高文波， 何鹏. 多维资本视角下贫困村旅游减贫潜力研究——以四川省小金县墨龙村为例[J]. 农林经济管理学报， 2019， 18（3）： 424-432. [CHANG Jie， GAO Wenbo， HE Peng. Research on poverty alleviation potential of tourism of poor villag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ultidimensional capital： Take Molong village， Xiaojin county， Sichuan province as an example [J]. Journal of Agro-Forestry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2019， 18（3）： 424-432.]

[43] 刘军胜， 马耀峰. 目的地旅游供给游客感知评价与行为态度的比较研究——以西安市为例[J]. 经济管理， 2017， 39（7）： 134-148. [LIU Junsheng， MA Yaofeng.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inbound tourists perception evaluation and behavior about destination tourism supply： Taking Xian city as an example[J]. Business Management Journal， 2017， 39（7）： 134-148.]

[44] 迟瑶， 王艳慧， 房娜. 連片特困区贫困县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与县域经济时空格局演变关系研究[J]. 地理研究， 2016， 35（7）： 1243-1258. [CHI Yao， WANG Yanhui， FANG Na. Spatio-temporal pattern of rural basic public services and county economy in poverty-stricken contiguous destitute areas of China[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6， 35（7）： 1243-1258.]

[45] 周国华， 刘畅， 唐承丽， 等. 湖南乡村生活质量的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J]. 地理研究， 2018， 37（12）： 2475-2489. [ZHOU Guohua， LIU Chang， TANG Chengli， et al. Spatial patter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quality of life in rural areas of Hunan province[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8， 37（12）： 2475-2489.]

[46] 陈金华， 何巧华. 基于旅游者感知的海岛旅游安全实证研究[J]. 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2）： 38-42. [CHEN Jinhua， HE Qiaohua. On island tourism safety based on tourists perception： A case study of Meizhou island[J]. Journal of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0（2）： 38-42.]

[47] 朱彬， 张小林， 尹旭. 江苏省乡村人居环境质量评价及空间格局分析[J]. 经济地理， 2015， 35（3）： 138-144. [ZHU Bin， ZHANG Xiaolin， YIN Xu. Evaluation of rural human settlements quality and its spatial pattern in Jiangsu province[J]. Economic Geography， 2015， 35（3）： 138-144.]

[48] 张大超， 苏妍欣， 李敏. 我国城乡公共体育资源配置公平性评估指标体系研究[J]. 体育科学， 2014， 34（6）： 18-33. [ZHANG Dachao， SU Yanxin， LI Min. Study o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s of allocation fairness of mass public sport resources in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China[J]. China Sport Science， 2014， 34（6）： 18-33.]

[49] 胡皓. 政府服务产出核算的间接调整法研究[J]. 统计与决策， 2017（9）： 34-37. [HU Hao. On indirect adjustment of service output accounting of government sector[J]. Statistics & Decision， 2017（9）： 34-37.]

[50] 李旭辉， 彭勃， 程刚. 长江经济带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动态评价及系统协调度研究[J]. 统计与信息论坛， 2020， 35（1）： 89-100. [LI Xuhui， PENG Bo， CHENG Gang. Research on dynamic evaluation and system coordination degre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dustry development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J]. Journal of Statistics and Information， 2020， 35（1）： 89-100.]

[51] ROUDER J N， MOREY R D， PRATTE M S. Hierarchical bayesian models[J]. Practice， 2013， 1（5）： 25-43.

[52] LI J， HAN X， JIN M， et al. Globally analysing spatiotemporal trends of anthropogenic PM2.5 concentration and populations PM2.5 exposure from 1998 to 2016[J]. Environment International， 2019， 128： 46-62.

[53] RICHARDSON S， THOMSON A， BEST N， et al. Interpreting posterior relative risk estimates in disease-mapping studies[J]. Environmental Health Perspect， 2004， 112（9）： 1016-1025.

[54] BESAG J， YORK J， MOLLI A. Bayesian image restoration， with two applications in spatial statistics[J]. Annals of the Institute of Statistical Mathematics， 1991， 43（1）： 1-20.

[55] 李俊明. 基于Bayesian层次时空模型的我国老龄化分析与预测[J]. 统计研究， 2016， 33（8）： 89-94. [LI Junming. Space-time variation of Chinese aging based on Bayesian hierarchy spatio-temporal model[J]. Statistical Research， 2016， 33（8）： 89-94.]

[56] 張新成， 梁学成， 宋晓， 等. 黄河流域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失配度时空格局及成因分析[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20， 34（12）： 201-208. [ZHANG Xincheng， LIANG Xuecheng， SONG Xiao， et al. Spatial pattern of the mismatch degrees of the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tourism industry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J]. Journal of Arid Land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20， 34（12）： 201-208.]

[57] 刘宇青， 邢博， 王庆生. 旅游产品创新影响体验感知价值的构型研究[J]. 经济管理， 2018， 40（11）： 157-173. [LIU Yuqing， XING Bo， WANG Qingsheng. A configuration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tourism product innovation on perceived value of tourism experience[J]. Business Management Journal， 2018， 40（11）： 157-173.]

[58] 张辽， 黄蕾琼. 中国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测度及其时空分异特征——基于改进的三阶段SBM-DEA模型分析[J].统计与信息论坛， 2020， 35（12）： 50-61. [ZHANG Liao， HUANG Leiqiong. Research on proactiv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fficiency evaluation of industrial enterprises analysis based on improved three stage SBM-DEA model[J]. Journal of Statistics and Information， 2020， 35（12）： 50-61.]

[59] 高楠， 张新成， 王琳艳. 中国红色旅游网络关注度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J]. 自然资源学报， 2020， 35（5）： 1068-1089. [GAO Nan， ZHANG Xincheng， WANG Linyan. Spatial 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tial factors of Chinese red tourism network attention[J].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0， 35（5）： 1068-1089.]

[60] 孫振清， 鲁思思. 政府信息透明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效应研究[J]. 统计与信息论坛， 2020， 35（9）： 54-61. [SUN Zhenqing， LU Sisi. Research on the spatial effect of government information transparency and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J]. Journal of Statistics and Information， 2020， 35（9）： 54-61.]

Spatiotemporal Patterns of Public Service Levels in Chinas

Rural Tourism and Their Origins

ZHANG Xincheng1，2

（1. College of Culture Tourism， Shan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Taiyuan， 030031，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127， China）

Abstract： Promoting the proper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in China inevitably involves having to address the shortcomings of public services for rural tourism. The present study examined the public service levels for rural tourism in 30 Chinese provinces. In addition to undertaking a qualitative analysis， this study applied the Bayesian spatiotemporal hierarchical model to determine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development of public service levels for rural tourism at the national level as well as in eastern，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from 2006 to 2018. A comparative analysis method was applied to examine the three types of configuration combinations that result in hot， warm， and cold spots; the mechanisms for each subsystem were investigated. The following results were obtained. （1）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level of public services for rural tourism across China displayed a phased upward trend; however， there were significant gaps in the development levels of the three regions. The discrepancy between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regions was particularly conspicuous： there was a declining trend from east to west， which was basically in accordance with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2） The linear changes in the public service levels for rural tourism in the three regions conformed to the law of diminishing marginal utility; significant regional differences were evident. As a hot-spot cluster area， the eastern region showed alternating positive and negative cyclical changes; as a warm-spot cluster area， the central region displayed a change from negative to positive in a smooth development cycle. Unlike the other two regions， the western region was a cold-spot cluster area; it showed gradual acceleration in changing from negative to positive. （3） The spatiotemporal pattern of public service levels for rural tourism was the combined outcome of soft and hard environments. Developing a hard environment was a necessary， but insufficient， condition. Tourism infrastructure was an internal supporting factor; convenient tourism transport was a sensitive factor; tourism information services were a potential factor; and tourism public environment was a dominant factor. Developing a soft environment was a necessary and sufficient condition. Thus， greater attention should be devoted to promoting a soft environment. Tourism security was a non-sensitive factor; tourism human resources were a basic factor; tourism culture and entertainment was a consumer demand factor; and tourism administrative services were an external support force.

When formulating development policies for public services for rural tourism， it is necessary to make a systematic analysis of such services in different regions and determine their linear changes. It is important to focus on hot spots， where linear changes in those services have declined. Service supplies should be modified to permit support for underdeveloped regions and improve the utilization of those supplies. In areas that have implemented or are about to undertake linear changes and in warm-spot areas where the rate of change is from positive to negative， public services for rural tourism should be updated and upgraded in a timely manner to avoid decline. Cold-spot areas that are expanding at a linear rate of change can make use of the latecomer advantage to modify their public services and maintain a relatively high linear expansion rate.

Keywords： rural tourism public service;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Bayesian spatiotemporal hierarchical model; cause analysis

[責任编辑：王    婧;责任校对：宋志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