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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瓶”“新瓶”:清朝咸豐時的關稅與財政

2021-12-15倪玉平

南国学术 2021年3期

倪玉平

[關鍵詞]咸豐時期 關稅 財政轉型

不論是從政治、軍事、經濟角度,還是從財政角度來看,咸豐時期(1851—1861)都是清朝歷史上發生翻天覆地變化的轉折時期。太平天國起義之前,清朝遵循傳統的“量入爲出”財政原則,穩定的田賦收入佔全部收入的一半以上,居於最重要的地位。伴隨着太平天國起義和第二次鴉片戰爭的發生,清朝面臨前所未有的危機,傳統的財政體系甚至整個國家都面臨巨大的挑戰,財政收支結構也發生急劇變化。由於關稅是傳統財政體系中爲數不多的可擴張性稅種,在這一時期也發生劇變,並開創出全新的局面。研究這一時期關稅的發展演變軌迹,對於認識清朝財政及社會經濟轉型的艱難歷程以及其他相關問題,不無參考意義。

一

清朝繼承了歷代的“關市之徵”,在水陸衝要及商品集散地設置稅關,對過往貨物和船隻徵稅,即爲“關稅”。清代的稅關包括常關和洋關,涵蓋了國內貿易、國際貿易的所有商品。常關分爲戶關和工關。戶關來源於明代的鈔關,隸屬於戶部,稅款歲輸戶部供國用;工關則源於明代的工部抽分,隸屬於工部,主要徵收竹木稅和船稅,稅款專佐工部營繕之需。在嘉道時期,常關的結構基本穩定,包括了山海關、崇文門關、天津關等四十六處稅關。①倪玉平:《清朝嘉道關稅研究》(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第4頁。

第一次鴉片戰爭後,清廷被迫開放廣州、上海、寧波、福州、廈門五個通商口岸,徵收洋稅。起初,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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